在很多人尚不能明確中國中產階級的存在現狀時，郎咸平的中產階級破產論又如重磅炸彈在渴望成為中產和準中產的人群中炸開了花。郎咸平的悲觀，源于其眼中的中產是西方標準的，這些較為符合西方定義的中產階級恰恰成為今天所謂房奴的中堅力量和證券市場的中小投資者，這些人貌似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了較高的收入，卻承擔了巨大的強迫性消費壓力，其生活品質與理想的中產差距甚遠。

　　這種收入與支出雙高而生活壓力巨大的人群，造成了中國所謂的典型的中產階級不典型。而非典型的中產卻典型地享受著中產階級的生活。這種非典型的中產階級成長道路，折射出中國當下的現實。

　　規范公權力為當務之急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將收入不平等歸結為兩個可能的來源：一是機會的不平等；二是結果的不平等。并認為中國社會貧富懸殊主要來自機會的不平等。如貪官污吏通過權力尋租、掠奪公共財產很容易就可以成為千萬富翁乃至億萬富翁。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認為，真正引起人們不滿或加劇社會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們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不平等以及競爭過程中的不平等。

　　而造成這種不平等的根源，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公權力的濫用與被尋租。

　　不是市場就能解決不平等，如果是一個靠行政性壟斷的市場，反而會加大不平等。比如銀行、電信、電力。還有就是隨著公共部門的日益龐大，財政收入在GDP的份額在增長，還有就是可控資金，就是養老基金也在增長。張展新認為，這么龐大的公共資源，我們還沒有透明的、能夠讓社會公眾參與的監督和管理體系。

　　“加強對公共部門的治理，這是一個大事，不僅包括公務員，也包括壟斷行業。”張展新認為，“這種監督機制不光是有效地防止公共部門對公共資源的濫用的問題，也是建立和保持社會信任的一個過程。”

　　以香港為例，公務員提高工資水平要由幾個委員會審議，并經過議會辯論表決方可實施。我們這里則完全缺乏這樣的程序。如果說真的借鑒國外經驗的話，不應該只在公務員怎樣晉級怎么樣考核等技術性的問題上借鑒，更應該在管理和監督制約機制上多想辦法。張展新認為，應該形成對公共部門的開放性的監督和制約，比如說應該有地方的人代會參與這個過程。部分政府機構仍然在搞分房，這些錢哪里來？這不屬于個人腐敗行為，但是，這是以某種變通的方式動用公共財政資金來買房，然后再以打折的形式出售給自己的公務員。應該有一個更廣泛的，讓民眾能夠參與、能夠體現公民社會的對公務員的監督機制。

　　樹立積極的勞動政策與保障

　　環境

　　積極的勞動政策在我國并不陌生，為了解決龐大的就業壓力，我國始終以積極的財政政策為抓手，以鼓勵就業為發展經濟的主要目標之一。尤其在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中，更是推出了以4萬億投資為代表的經濟振興計劃，試圖避免大量失業帶來的社會綜合問題的惡化。但是有證據表明，以國有經濟部門為主力的救市資金承接者并沒有達到顯著帶動就業的目的。

　　事實證明，積極的財政政策并不等于更不能替代積極的勞動政策。改變低收入者狀況，最重要的還是改善其就業能力和增加就業機會。

　　張展新認為要發展和完善市場，讓搞企業的人的收入要上來。現在經常能聽到這樣的抱怨，中國中小企業發展很難，創業不太好搞，有些法規得不到保障，各方面盤剝比較嚴重。像房地產商任志強還在喊，你說我房地產是暴利，多少錢被政府拿走了！？可以想象，有些本來利潤率不如房地產那么厚的，可能也受到盤剝，這會影響到中國企業家階層、技術精英階層的形成，這是很重要的社會問題！

　　張展新介紹說，我們需要把企業這一塊做大，可以嘗試著讓一些國有壟斷部門打開門戶，減少對文化產業和教育產業的準入限制。這對解決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應該是很有幫助的，因為大學生是受過教育的，在這些行業大學生應該有更多的創業空間和條件。

　　針對中國等亞洲國家面臨的困境，亞洲開發銀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長的建議。有效的包容性增長戰略需集中于能創造出生產性就業崗位的高增長、能確保機遇平等的社會包容性以及能減少風險并能給最弱勢群體帶來緩沖的社會安全網。為此，亞洲開發銀行建議，政府應消除現有政策、治理及機構性弱點，提高社會包容性，投資基礎服務并對這些服務獲取渠道加以改善。集中改善社會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基本醫療和教育服務以對抗貧窮和不平等、強化社會保護、顯著改善廣大人群生產性就業機會等應是亞洲發展中國家決策者須加以執行的最低議程。

　　積極的勞動政策與勞動保障環境，是解決低收入者生存處境的相依相存的必要條件。在張展新看來，為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樹立積極的勞動政策的同時需要把我們的法規建設真正落到民營企業，市場化部門的實處，其中最重要的是《勞動合同法》要全面實施，盡管《勞動合同法》的個別條款社會有所爭議，但是《勞動合同法》中的平等勞動權原則是非常重要的。過去，一些城市發文件，規定外來務工人員只能進什么行業，不能進什么行業，只能是短期雇用不能是長期雇用等等。有《勞動合同法》之后，就可以肯定這就是違法的，所以說不管怎么說《勞動合同法》在法律意義上平等的機會已經定義出來了。這個有助于糾正我國過去長期對農村勞動力的歧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進步，至少從法律上已經堵了壓低農民工的工資來獲利的渠道。當然有法不執行的問題也很嚴重，應該認真解決。

　　張展新認為，《勞動合同法》，還有我們最近要頒布的《社會保險法》真正落實下來，這肯定會降低收入不平等。過去農民工到城里來，打工本身的行業就被城市歧視，社會保險不能參加。如果嚴格貫徹執行這些法律，農民工的收入和城市職工的收入差距就會大大縮小，這應該是降低不平等、改善社會分配的一個重要任務。

　　對話白重恩：認清機會不平等的根源

　　如果說改革的目的是把所有人的收入都拉平，那么這個阻力是不可能克服的，這樣對整個社會的發展是不利的。如果說改革的目標是消除不公平，那么這個目標是能夠達到的

　　文/本刊記者 郭洪業

　　收入分配改革已經成為舉國關注的焦點話題，對于造成中國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及改革方向，本刊記者采訪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主任白重恩。

　　《董事會》：您如何看待當前我國收入差距的現實及其原因？

　　白重恩：在中國的收入差距中，有一部分是因為機會不平等造成的，在地區差距中機會不平等的問題還不是那么嚴重，城鄉之間的差距和行業之間的差距是和機會不平等有直接的關系。

　　另外就是關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關系，不同的人掌握不同的權力，在中國的這個環境之下，環境和關系帶來不同的利益，這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之一。

　　我覺得我們要看收入差距的問題是要看有沒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我剛才說的因為機會不平等而造成的收入差距這是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說理論上看大家都可以去創業，但是有的人有權有關系，所以其創業比較容易，這是不合理的地方。如果大家的機會均等，創業的人比其他的人收入高這是合理的。不能說企業主比員工的收入多了多少倍就覺得不合理，我覺得千萬不能有這種認識。要在根源上找問題，如果有不平等的地方，我們要消除這種不平等。

　　《董事會》：現在從整體上看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貧富對立的鴻溝越來越寬，您覺得這其中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

　　白重恩：深層次的原因就是我剛才說的機會不平等，比如有的人能進壟斷性行業工作，有的人不能進壟斷性行業工作，可能這里面有機會不平等的地方。我覺得這種機會不平等造成的機會差距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從壟斷的角度來講，前些年有些壟斷性企業效益不好，存在很多的社會負擔，但近年來企業效益好轉，盈利增加了，有些壟斷是行政壟斷，這些盈利應該歸屬于社會。現在我們很多壟斷性行業都是這樣的。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

　　在經濟活動中權力對資源配置有很大的影響。當然我并不是說所有掌握權力的人都腐敗，一些有權力的人腐敗，那些有權力或者接近權力的人就得到了“優惠”，那么他們因為這種“便利”得到的高收入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