虧空的社會資本

　　11月26日上午，28歲的襲警殺人案罪犯楊佳，神態平靜地在上海接受了注射死刑。至此，一樁源于對警察執法爭議的社會沖突而導致的惡性報復案件，在法律程序上就此結束。

　　今年7月1日，楊佳攜帶匕首等兇器，闖至上海市閘北區政法大樓內襲警，致6名民警犧牲，另有3名民警和1名保安受傷。令人震驚的是，10月13日“楊佳襲警案”在滬二審開庭時，竟然有上千名群眾在法院周圍為這起惡性案件的制造者聲援，一時在中國社會引起廣泛的爭議。

　　“人只有逼急了才會干出這樣兇殘的事�！辈稍L中，一位已經“退役”并從事過刑偵工作的前警察冷峻地告訴《商務周刊》，“不顧忌后果向強大的國家機器發起挑戰，任何時期、任何國家都有這樣的罪犯，甚至不少。但這樣的行為不是受到社會一致譴責，而是得到了民間輿論很大聲的喝彩，說明我們的社會系統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問題�！�

　　“法律作為最底線的社會共識被楊佳們棄置不顧，這不是一天或兩天、一個人或一群人的事情，而是一個社會情緒長期積累的結果。”他認為，楊佳案的確需要我國治安、司法系統做深刻反思，但“更廣泛意義上，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當前中國社會共識的分裂和稀薄，直接刺激了楊佳那種‘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的絕望式暴力的發生。”

　　新加坡《聯合早報》社論主筆杜平把這歸結于中國社會物質資本大豐富的同時，社會資本的過度缺失�！八�謂‘社會資本’，實際上就是一個社會健康生存和持續發展的非物質‘本錢’。用中國當下最熱門的詞匯來說，就是‘社會和諧’。”他寫到，“社會資本越雄厚，這個社會的運轉就越順暢，越有效率。相反，社會資本比較缺乏，國家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社會秩序、乃至政治秩序都不會很好�！�

　　由于過去政策一直較為偏重市場資本力量，社會資本在忽視和冷遇中遭到了巨大虧空。而這種虧空直接到后果就是社會共識的分裂和社會利益的分化。

　　“其中，分解能力最強大的就是財富與權力分配的分化，導致社會價值、意識和地位的割裂。”獨立社會評論人劉洪波指出，“這使每個人開始站隊，運用站隊的觀點來看待社會。進而使人們在心理上不接受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存在。在人們的心目中，社會已分別化了，有富人與窮人，有富人社會與窮人社會。”

　　11月26日，電影導演賈樟柯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講述了“小武”眼中的社會現實。這位被某些主流影評譽為“靠出賣中國的苦難贏得國際認同”的導演說:“很多沒有看過我電影的人都會說，哎呀你是賈樟柯，你是專門拍底層人的�；蛘哒f，哎呀我特別喜歡你，你拍的邊緣人群真好。我覺得邊緣的概念，首先帶有少數群體的意思。但從《小武》開始，我內心的感受，我的努力，與此恰恰非常相反。我想拍大眾，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狀態。當時的銀幕空間里邊，普通中國人真實的生活呈現太少了。當這樣的影片出來后，在銀幕上就顯得很‘特殊’�！�

　　“而《小武》被認為這個電影拍的是邊緣人群，我覺得這是非常大的誤解。如果我們能從客觀上理解這個國家，認為我們國家是13億人的國家，而不是1億城市富人的國家；是包括貧瘠山村在內的960萬平方公里，而不光是北京CBD或上海浦東的國家，那么他們是主流人群，怎么是邊緣呢？如果說邊緣，那只是中國主流電影所描述狀態的邊緣。”

　　“再就是底層的問題。事實上，社會一定是有結構的，如果我們不偽善的話，這個世界是不平等的。但當討論電影的人談到底層這個概念時，他總把自身認同于非底層，會說‘這個電影是關于底層人民的什么什么’。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底層變成了一個虛的東西，所有人都不是底層，因為他總能找到‘比我更慘的人’。所以，整個社會文化中就變成了沒有一個階層是底層，也就不存在這個社會對于一個人群的不公正。而實際上對那個人群是沒有人去認同的。”

　　他毫不猶豫地說：“這幾年，從國際社會到中國人自己，最大的意識就是中國經濟發展很快，富起來了，富是中國當下的一個關鍵詞。但是我覺得實際上貧窮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并且貧窮又給中國社會帶來特別多其他的問題。比如說進入1990年代以后，剎那間的經濟大潮到來的時候，實用主義為什么馬上占領了全社會？在人們很多行為、處理人際關系的方法中，金錢為什么變成整個社會的調節劑？這些都跟貧窮有關系，絕不單單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如果總結中國這幾年的關鍵詞的話，貧窮會被開除掉。但事實上是這樣嗎？我到三峽地區，許多家庭讓人觸目驚心，那真的是家徒四壁啊。生命很隨意、很簡單地安置在一個地方，你就自己在那兒長就行了，生老病死。更廣泛地說，貧富分化的問題困擾著這個國家�？赡車�家能力提高了，但是個人生活不一定有改善。就好像命名我們這個國家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經濟怎么樣迅速地跨越，而遮蔽掉了另外的事實。”

　　那么，此時“主流們”在干什么？在賈樟柯講述“小武”的時候，一則近日廣泛流傳的北大《光華校友通訊》文章展現了他們的另一番“歡唱”。年中，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因貪污腐敗“落馬”。好事者將北大《光華校友通訊》中一篇關于這位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兼職教授、前證監會副主席的報道轉載到了網絡上：

　　“對于王益老師的氣質，我們真的很難分辨。詩人的率真和激情；歷史學人的深邃和內斂；金融家的果斷和嚴謹；我們更愿意把他視作有哲學思辨、歷史鉤沉和文學沖動的一個可親可敬的老師和朋友。

　　“不是嗎？他在光華受歡迎的程度簡直可以用‘夸張’二字來表達。沒親眼見過以前他給光華學生上課后的反響，倒是親身剛剛體驗了6月10日中國交響樂團攜他作曲填詞的大型交響合唱《神州頌——獻給正在復興中的偉大祖國》來北大演出時臺前幕后給北大和光華帶來的那陣旋風。

　　“音樂會開幕前的光華招待會上，光華學生主持人用‘我們敬愛的王益老師’引出他的閃亮登場；演出開始前，光華院長張維迎教授出場致辭。一向詞鋒甚健的他為本場音樂會作開場白時，竟語帶哽咽；演出返場時，全場老少觀眾全體起立高唱《神州頌》結尾曲‘飛吧，中國’時的群情激昂；演出結束后，前幾排幾位光華校友中他的女粉絲，異口同聲地尖叫著‘王益、王益、王益’，那勢頭絕不輸于當下‘快樂男聲’、‘好男兒’”、新版紅樓‘寶哥哥’的海選現場。”

　　當這些市場自由主義鼓舞下的巨大蒙太奇般畫面表演在社會現實中時，劉洪波認為，“人們漸漸基于貧富、貴賤立場來決定自己的態度，發出自己的言論：富人被綁票了，會有人說‘活該’；工人被傷害了，不少人會表示同情。劫富濟貧的心理在生長，貧富對立的情緒在上升。”

　　撒旦的磨房

　　克羅伊斯是古希臘神話中呂底亞的國王，傳說他派自己的寵臣去德爾菲神廟占卜，以決定自己是否應該去進攻波斯。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他派兵攻打波斯，他將會摧毀一個王國�！笨肆_伊斯滿懷勇氣地發起對波斯的進攻。他相信自己將會獲勝，因為這是神的昭示。此舉果然招致了一個國家的毀滅，但不是波斯，而是呂底亞。

　　1970年代末，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為了控制全球發展的“制高點”，打贏同共產主義蘇聯延續了近30年的“冷戰”，同樣做了一次“占卜”，只不過巫師們換作了“朝圣山學會”的哈耶克弟子，得到的“神諭”是新自由主義。

　　但又一個30年后，誰也沒有想到，經歷了冷戰和兩次入侵伊拉克的完勝，美國人幾乎將新自由主義的“旗幟”插遍全球、迎來了福蘭西斯·福山所謂的“歷史終結”時，竟然招來了一場可能比1929年全球金融危機更恐怖的市場系統性崩潰。

　　也正是在這個時刻，被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遮蔽了30年的許多針對市場自由主義的批判思想才刺射出來。這其中，64年前卡爾·波蘭尼在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下完成的《大轉型》，無疑是一道最耀眼的光芒。

　　卡爾·波蘭尼1886年出生在布達佩斯，成長在一個社會承擔和智識成就非常突出的家庭環境中。對此，他的密友——美國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在其《旁觀者》的回憶錄中對波蘭尼家族有過精彩的描述。

　　在為《奧地利國民經濟》工作期間，波蘭尼見證了預示后來大蕭條和法西斯主義興起的1929年美國華爾街崩潰和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權。在《大轉型》中，波蘭尼將這些歷史材料與他對米塞斯和哈耶克那些今天看來極有影響的觀點的批判融為一爐。他并不反對市場經濟，但他強調市場經濟永遠只是整個社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他看來，市場自由主義的問題是它把整個人類社會市場化了，沒有界限或底線的市場自由主義無疑是“聽任撒旦建造黑暗的磨房”。

　　“生產是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如果這個過程是經由貿易和交換的自我調節機制所組織起來的，那么人和自然都必然會被納入他的運行軌道，它們必將從屬于供給和需求，也就是說，像為了出售而生產的商品一樣被買賣。

　　但這恰恰是市場體系下的組織方式。人以勞動力的形式、自然以土地的形式被加以出售。在他看來，“這種商品化虛構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即把土地和人口的命運交由市場安排就等于消滅了它們。”

　　波蘭尼認為，正是19世紀整個社會被政府支持的市場自由主義作為商品轉交給雇主和資本家手中，導致貧富分化從國內傳染到國家間，社會沖突和緊張從一國蔓延到國際范圍，進而打斷了市場自由主義賴以擴張的國際貿易的中斷、國際組織的解散，法西斯主義利用了由此普遍滋生的自我保護的社會情緒占領了歷史舞臺，“黑暗最終統治了大半個世界”。

　　現在，鐘擺又回來了。次貸危機點燃了引信，金融危機在2008年9月炸毀了半個華爾街，而且爆炸還在繼續。美元貨幣體系處在崩潰的邊緣，全球經濟迅速衰退正在使過去20年來持續擴張的全球化進程面臨貿易保護主義的巨大挑戰。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更不用說失敗國家，都突然面臨經濟衰退下內部矛盾激化的強烈威脅��

　　這樣的反彈仍在進行。站在這個歷史轉折點，任何有社會良知的人都可能產生無限感慨。前人如波蘭尼這樣所闡述的歷史智慧，事實上一直都沒有離開過現實世界，但是能夠記取教訓的終究是少數人，能有勇氣站出來堅信前人智慧、反抗潮流的人更寥寥無幾。人類社會大部分時間便是在如此因為貪婪而變得懵懵懂懂中度過。

　　不論是否相信今天的美國或者諸大國領袖們已經接受了歷史教訓，并做好了應對更加惡劣變局的準備，魔鬼已經從撒旦的磨房里放了出來，我們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給自己家里買一扇足夠堅固的防盜門。

　　“鐵腕”新政

　　美國金融市場的崩潰，徹底震驚了中國這個過去30年美國市場自由主義最勤奮的學生。一場反思暗潮翻涌。

　　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主任鄭永年認為，新自由主義自1990年代中期到達中國后就一帆風順，“在經歷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貧窮社會主義后，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對新自由主義如獲至寶，于是乎，中國成了新自由主義最大的試驗場”。各個領域全面展開市場化、產業化、民營化等一系列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改革政策，包括醫療、社會保障和教育等公共領域。

　　“但在中國，不但缺乏一個民主的社會環境，也并不存在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公司治理制度�！彼�的研究結論是，來自各級政府的政治權力和公司管理層的權力不受任何有效制約，“在權力和利益的交換或者結合下，惡性私有化變得不可避免”。

　　鄭永年分析說，特別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引導出的資本所有者擁有體制優勢，造成了中國政治和經濟利益一體化的現狀：政府就是經濟主體，或者說是企業的所有者；政府是企業的一部分，主要是政府在各種類型的企業中持有股份；政府是企業的后臺老板。盡管企業并不屬于政府，但政府則是在背后操作；一些政府官員和企業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

　　所有這些形式，每一種發生作用，在鄭永年看來，都會對政府產生自我擊敗式的困境。比如9月中旬爆發的已入選《時代》周刊全球十大新聞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事實上，今年3月中旬就有消費者投訴，8月初內部已得出結論，但9月初，面對媒體問詢，三鹿方面仍然矢口否認，聲稱“無證據表明嬰兒患病與食用三鹿奶粉有必然聯系”，而且居然還強調“三鹿奶粉符合國家質量標準，不排除競爭對手栽贓”等。到問題完全曝光后，所有相關者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都出來為自己辯護，把責任推到奶農身上。

　　其實，4年前在安徽阜陽“大頭娃娃”事件中，有關媒體公布的阜陽市多家不合格奶粉企業和偽劣奶粉“黑名單”，三鹿奶粉就赫然在列。但沒有部門和官員去關心這件事情，對質量和安全進行把關。相反各個方面協助三鹿公關，最終使得三鹿從“黑名單”中撤下來。

　　“政府要的是經濟成績，地方的經濟增長對官員政績有好處。只要地方企業能夠為地方經濟做出貢獻，政府對企業的不義行為也就加以認可。企業出了事情，政府自然出來幫忙，為企業逃脫責任�！编嵱滥暾J為，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一體化，使得政府很難跳出這種自我擊敗式的治理模式。作為學生，這個時刻的中國的確和19世紀末“鍍金時代”的美國有幾分神似。

　　10月13日晚，200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德曼。在美國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之時，這位猛烈抨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經濟學家一夜之間成了最大的贏家。也在這個時刻，其新作《美國怎么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中文版成為暢銷書。這位一直緬懷當年羅斯�！靶抡�”的經濟學家在書中寫到：“政治環境真能如此決定性地影響經濟不平等嗎？這聽起來像是離經叛道的經濟學說法，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研究印證了這一點��羅斯福創造的收入分配相對平等的狀態持續了30多年。這有力地說明，與經濟學教給人們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規范與政治環境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或許并沒那么小，而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市場力量的影響或許也沒那么大�！�

　　克魯德曼認為，從里根政府開始，到小布什政府2004年打算拆下“新政”體制皇冠上明珠——社會保障制度為頂峰，回潮的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制造了新的財富不平等紀錄。根據美聯儲研究，1970年代，102家美國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普通美國全職工人工資的40倍，但在21世紀初，CEO平均年薪是普通工人工資的367倍。因此克魯格曼呼吁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為了美國，應當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縮小貧富差距，“也就是發動一場新的‘新政’”。

　　事實上，正如《商務周刊》2004年8月20日封面故事《中國改革走到三岔路口》所指出的，2003年新一屆中央領導就已經意識到市場自由主義在中國引發嚴重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的惡果，并以時隔18年后中央再次從2004年開始發布關于“三農”政策的中央一號文件為標志，通過新農村建設、建立全民社會保障體系、“回爐”教育、醫療、住房等改革等舉措，拉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胡溫新政”。

　　“令人遺憾的是，過去5年，這些舉措雖然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但還是遇到了既得利益集團巨大而且持續的阻撓�！敝醒朦h校一位長期研究利益集團的教授告訴《商務周刊》，無論是宏觀調控中激烈的中央與地方博弈、壟斷企業對反壟斷政策的強烈反彈，還是股市、房市以及近日燃油稅改革上的利益搏殺，“既得利益集團的巨大危害，正在使中央推進社會和諧和科學發展觀的諸多政策面臨被架空或者被折扣的危險”。

　　他認為，對決策者而言，已經不是需不需要一場中國特色“新政”的問題，“而是怎樣使‘新政’通過鐵腕的手段真正砸斷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一體化的利益鏈條，實現中國發展的健康和可持續”。在他看來，這也是難度最大問題。

　　“需要政府向自己動刀，解放思想，自己改革自己�！彼�說。

　　也正是在改革與既得利益博弈膠著的2008年，一場悲劇——汶川大地震，一場喜劇——北京奧運會，時隔三個月相繼在中國上演。面對巨大自然災害和民族復興夢想形成的迥然不同的歷史考驗，13億炎黃子孫交上了幾乎滿分的答卷。遭受過太多不平和委屈的普通中國人，在那些時刻表現出了一個數千年生生不息民族最高貴的品質，而這些品質也用它飽含的期望注視著執政者。

　　5月27日，在汶川大地震主災區之一的綿陽市，當疲憊勞累正在反復襲擊采訪中的記者時，大街上由遠及近傳來了一段熟悉的聲音——“任何困難都難不倒英雄的中國人民!”這段回蕩在整個城市的廣播錄音，頃刻讓記者周身通電般的撼動。

　　這種已經多少年不再擁有的感覺，剎那間讓記者明白了，它的回歸就是因為，在最危機的時刻，在最需要的時刻，“他正站在自己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