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民貧

　　那么，2003年以來中國發生的這場令世界震驚的爆炸性增長，連同所積累的財富上哪里去了？《商務周刊》根據國家統計局、財政部和國資委2003-2007年的公開信息得到了兩組或可透露蹤跡的對照數據：

　　從財富增長速度看，一方面，我國GDP從13.58萬億元增長到24.66萬億元，年均增長10.5%；全國財政收入從2.17萬億元增長到5.13萬億元，年均增長22.6%；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從4951.2億元增長到16200億元，年均增長32.9%。

　　另一方面，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8472元增長到13786元，年均增長9.8%；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2622元增長到4140元，年均增長6.8%。這意味著，老百姓從此輪增長中得到的財富積累速度，不但與財政收入和國企利潤增速差距巨大，甚至還沒有跑贏GDP增速。

　　從財富分配比重看，一方面，5年全國財政收入共計17.04萬億元，是5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10.29萬億元的1.66倍；另一方面，全社會勞動者收入(全國職工工資總額＋農村居民現金收入)占GDP的比重從2003年的25.7%逐步下降到2007年的23.6%。

　　GDP由國家稅收、企業利潤、勞動者收入和設備折舊四個因素構成，其中折舊率固定，這5年勞動者收入比重的降低，暗示著國家稅收和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相當程度上是以勞動者低收入為代價，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資本所有者傾斜的趨勢非常明顯。也進一步說明，作為“世界工廠”貢獻最大且最辛勤的工薪階層，并不是此輪高速增長的受益主體。

　　其中廣東省最為典型。該省統計局提供的權威數據顯示，廣東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1978—1983年均超過60%，1984—1994年在60%-50%之間，1995—2003年在50%-40%間波動，2004年以來不足40%，2006年為38.7%，為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相反，廣東省投資者的營業盈余從1978年的不足15%上升到2006年的30%以上�？梢哉f，以勞動者報酬為代表的“人”的因素回報在急劇下降。

　　這一點，在一些官方調查數據中也零零散散卻事實確鑿地得到了印證。據中華全國總工會2007年所做的第6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全國26.7%的普通工人過去5年內從未增加過工資”。上海社科院一項調查也表明，“50.6%的國企職工在近3年內沒有加過工資，最長的6年來分文未漲”。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統計信息也顯示，“沒有達到職工平均工資的人數占60.7%”。2005年，九三學社廣東省委調研顯示，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月工資12年來只提高了68元。

　　如果進行國際間類似發展水平上的橫向比較，同樣令人尷尬。全球著名人力資源管理咨詢公司翰威特公布的一份年度調查報告顯示，2008年印度再次成為薪酬增幅最大的國家，高達15.5%，而2008年中國整體平均薪酬水平增長接近8%，僅為印度的一半。

　　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外包咨詢公司美世咨詢也做有類似調查：過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資增長率為13%，而中國為7.4%。其報告分析說，相比較同期GDP的增長，中國平均增長率達到10.5%左右，印度只有8.7%，“這表明，中國居民擁有的財富與國家擁有的財富相比，事實上在不斷下降”。

　　按照歷史經驗，當經濟高速發展時，工資收入增長幅度應該高于GDP增長還是低于GDP增長？采訪中，翰威特一位高級分析師告訴《商務周刊》，“除了印度之外，日本是很好的參考系”。當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日本工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快70%。1950-1980年，日本用了30年時間讓百姓的工資收入追上美國，當日本和美國工資收入持平的時候，意味著日本人有了和美國人一樣的購買力。

　　“而1978-2007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30年，工資水平卻僅為美國的4%。即使加入購買力平價的因素，中國實際工資水平也不到美國的20%。制造業領域，中國勞動力價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彼�意味深長地告訴記者，“當百姓具有足夠的購買力時，國家絕不用擔心消費低迷�！�

　　令人擔憂的是，即使在這種收入分配背景下，因為中國在1990年代中期將住房、醫療、教育等原本屬于社會保障領域的公共服務逐漸推向市場化(盡管新一屆政府在2006年后在民生問題上做了較大調整)，普通收入水平居民的個人財富中很大一部分不得不還要應對這三項支出的巨大壓力。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坦言：“國家在財富分配方面的能力太強，人民在分配方面的能力較弱，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速度不同步，可能會形成國富與民富不均衡��長期持續下去，必然是國富民貧�！�

　　現在最令其擔心的是，微型和中小企業在此次金融危機影響下蒙受空前慘烈的打擊，如果不能對這個吸納就業最龐大的領域有所改變而使目前大量倒閉的局面持續下去，更將會劇烈沖擊中國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

　　8月4日，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有關負責人透露，在國際經濟形勢增速放緩、國內宏觀調控結構調整等因素影響下，初步統計，全國今年上半年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代表的紡織行業中小企業倒閉超過1萬多家，有2/3的紡織企業面臨重整。

　　事實上，下半年的形勢更為嚴峻。其結果不但會造成老百姓收入下降、拉動內需希望渺茫，而且非�？赡艹蔀樯鐣�愈發不穩定的最主要因素。

　　政商利益一體化

　　為什么政府和企業會獲得如此強大的財富分配能力？

　　“在一個公民權利界定不清楚的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導向，不可避免會畸形化為以資本所有者為中心的社會利益關系。”自稱為中國第一代“院外集團”代理人的武芮(化名)在一間私人會所告訴《商務周刊》記者，這是資本的力量使然，“而且是不受約束的資本力量”。

　　在他看來，過去幾年時間內，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財富急劇擴大，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在政府保護資本的政策引導下，不但得到了體制性的鞏固，而且開始主動干預國家政策、尤其是社會財富分配的去向。

　　“比如房地產集團就是中國最高調的既得利益集團。”盡管做的不是這一塊，但他對這個集團的運作非常熟悉，“這是一個由開發商、經紀商及代表部門和地方的‘條條’、‘塊塊’，加上官員、學者和媒體為核心、戰斗力非常強的利益群體。過去5年來，其左右的權力、掌控的資源和擁有的能量，已經非常驚人了�！�

　　“他們之所以有足夠的力量經常嘗試對抗中央宏觀調控政策，就在于其在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門的關鍵位置擁有利益者甚至代理人。”按照武芮的觀察，今年以來，因為房市在蕭條的“陰影”中持續徘徊，全國重點城市相繼出現房價下跌、成交量急速下降、開發商資金短缺等低迷行情，“一些被房地產集團盤根交錯的利益關系影響和左右的地方政府，不像過去那樣躲在后面，而是直接跳出來了”。

　　今年5月份，以沈陽市上調市內五區普通住宅標準以降低商品房交易契稅為開端，拉開了全國地方政府針對房地產市場的“大救援”。北京、上海、南京和杭州等19個地方政府紛紛以減稅、推行貨幣補貼及降低準入門檻等一系列積極的利好政策。

　　尤其是10月18日在深圳“中國市長論壇”上，住房與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表示：“應該給各城市政府一定的自由度，各地的政府應該說有能力、也有責任，做出一些政策上的選擇。”10月22日國務院下發文件，賦予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本地樓市費用減免的權利。這被理解為高層首次對各地刺激樓市政策做正式表態，讓已經出臺救市措施的城市吃下了定心丸，也使地方政府的“救市”大潮愈演愈烈。

　　此舉引來了輿論的強烈反彈，尤其是西安市政府用財政補貼商品房購買，被指為“拿納稅人的錢救房地產商，損害老百姓的利益”。10月下旬，國內一家門戶網站發起“房地產救市”調查，195103名參加者中，84.72%的網民反對救市，77.03%的網民認為最近兩年房價仍會下跌，88%的網民認為，如果救市，地產商獲益最大。

　　武芮認為，這次政策轉向，也把開發商與政府的關系再次暴露無遺：“回頭看，先是開發商鼓吹救市，接著行業組織向上出招向外造勢，在中央政府尚未表態之前，地方政府出來救市，最后政府主管部門公開支持，再后來才是國務院及相關部門出臺救市政策，可見，開發商的力量不可低估�！�

　　“事實上，樓市中仍然存在暴利，還不至于需要財政刺激，地方政府的舉動等于公開和開發商利益聯盟。”他分析說，這些年來，“房地產利益集團先是反對經濟適用房，要搞商品房的一統天下，基本上成功了；接著打著反對政府干預的旗號反對宏觀調控，要把房價漲到底；現在，他們又打著救經濟的幌子呼吁政府救市�！�

　　武芮的結論是，無論是吳敬璉所說的“權貴資本主義”，還是發現“血酬定律”的吳思提出的“資本-官家主義”，“政商利益一體化讓過去5年中國經歷的一個高速的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更多地轉移到資本所有者和資本控制者的手中，無論他或她是政府官員還是開發商。”

　　“處長治國”

　　武芮特別提到了郭京毅案。8月13日，商務部條法司巡視員郭京毅被中紀委“雙規”。隨后3個多月時間內，原商務部外資司副司長、現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鄧湛，商務部條法司行政法律處處長杜保忠，國家工商總局外商投資企業注冊局副局長劉偉，以及中國首富黃光裕等相繼“落馬”。

　　“政商利益要達到一體化，關鍵還是政府官員手中公權的控制和爭奪�！迸c郭京毅打過交道的武芮直言，“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力量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政府中最有影響力的位置其實就是處長，可以說中國的政府權力就控制在中央關鍵職能部門的2000多名處長手中�！�

　　“郭京毅這些人就是在處長任期中建立了綿密復雜的利益鏈條�！蔽滠歉鶕�自己與郭京毅們打交道的經驗解釋說，一般而言，處長作為部委和廳局相對較低級別官員，并不具有決策權，只是決策后的具體執行者，“處長作為政府最基本的職權級別，名義上沒有實際權力，簽字決策權在司局長甚至副部長、部長手里，但其作為具體負責執行的官員，拿出的意見常常最有分量，因為只有他掌握和清楚其細分領域最全面也最隱秘的利益所在。”

　　“處長們精通政策，長期在基層，又不大挪動。有時候一把手‘走馬燈’換個不停，但他們卻變動不大。一個位子上坐長了，門道也就多了。政策不透明，缺乏對決策過程的監督，造成處長成為部門內部的‘實權派’�！痹谖滠强磥�，“一項建議或政策，你可以騙過司長、部長甚至國務院，但很難騙得過處長�！�

　　特別是，“一些部門的權力很大，但實際上卻分解、掌握在幾個關鍵處室中，具體權力又落到了幾個人手里，一個處長的一句話就可能涉及上千萬上億的資金、項目。一般情況下，他們的意見基本都會被采納，權力就在這個過程中體現了出來”。

　　采訪中武芮說，一位與其關系甚密的官員告訴他，“目前的‘現官不如現管’、‘官大不如管大’的制度安排，讓‘現管們’手中的自由裁量權過大。上級領導過于宏觀的指示，政策的模糊性和解釋的可篩選性，行政審批的非標準化或標準要求不高，以及行政審批和答復的無時間限制等等，給處長們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而‘欺上瞞下’的技巧更使他們‘游刃有余’、‘取財有道’”。

　　所謂“欺上”，表現為通過篩選、截留信息，以求得領導對其“工作方式”的理解;所謂“瞞下”，就是把自己的某些想法揉進領導的意圖和政策解釋中，并通過這種方式來達到牟取私利目的�！捌浣Y果是攪亂了資源配置的規則和秩序，使資源配置的最優化扭曲為處長們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和某些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最大化�！彼�說。

　　“事實上，郭京毅在商務部17年，一步步就是這么干的。當然，他不但自己干，還擴張出去織結了一張巨大的利益大網。”自稱也是“受害者”的武芮直言，現在部門難打交道，沒有好處不辦事，或推諉扯皮，或敷衍塞責，或公權私化，甚至非法受賄，都是“處長現象”的典型表現，“實質是國家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和部門利益個人化”。

　　對此，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曾在2003年“中國民營企業文化論壇”上公開指出：“中國嚴格意義上是‘處長治國’�！彼�感受最深的就是，國家扶持民營企業的政策轉到處級及科級以下的具體落實時，信號就減弱得非常厲害。他自嘲說，“我們不怕大官怕小鬼，小鬼真是得罪不起。到職能部門找處長辦事，如果要錢就放心了；如果不要錢，你要辦的事情就挺懸乎�！�

　　也因此，一方面，職務犯罪中處級干部所占的比例已居高不下，權威機構的統計顯示，2003—2006年，全國共查處縣處級職務犯罪達10431人；另一方面，“下�！钡奶幖壐刹可畹脟鴥韧馄髽I追捧。

　　不論是政商利益一體化還是其典型案例的“處長治國”現象，巨大的利益輸送發生在政商之間，已經成為不爭的社會現實。11月8日，北京市檢察院召開的“紀念首都檢察機關恢復重建30周年”座談會上透露的一組數據顯示，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外逃官員人數高達1.6萬-1.8萬人，外逃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外逃貪官所攜帶的款項，主要來自土地開發、稅收、城建工程經費、金融機構貸款、截留的政府開支、大型國家建設項目資金等。

　　還有一組《商務周刊》從過去5年國家統計局公報中分析的數據顯示，2007年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達到8.19萬億元，而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為2.82萬億元。按照2007年10月國家統計局城市司住戶處處長陳小龍接受新華社記者的披露，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資性收入為主，大約占到70%左右。

　　而工資性收入無疑是中國最清白的“合法收入”。那么，2007年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至少有高達4.17萬億元的收入無法解釋清楚來源。如果把過去五年數據加起來計算，這部分無法解釋清楚來源的收入更高達15.72萬億元，幾乎是2004年中國全年GDP總和。

　　不過，盡管來源難以解釋清楚，但毫無疑問這部分收入絕對沒有流入中國工薪階層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