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迪克

　　要嚴防但別死守

　　一場暴雨，在山城重慶導致了數十人隕命，但也徹底洗刷了一場冤屈。

　　去年重慶大旱，之前剛好三峽工程竣工，于是“三峽大壩阻隔水汽進入四川盆地”的說法不脛而走。一年后，三峽大壩沒長高也沒變矮，50年一遇的大旱卻變成了100年不遇的大雨，現實以一種極端殘酷的方式否定了謬理。

　　殘酷的現實也沖擊著傳統理論。常言道“天旱一大片，水淹一條線”，可根據有關部門統計，重慶的受災人口已經超過600萬，淮河流域的受災人口更是超過了2000萬，分別達到了全市、全流域人口總數的兩成左右，這個比例已經遠遠超過了“線”狀的概念。

　　傳統理論站不住腳，新銳觀點也未必就行得通。現在國際上關于治洪的最激進理念，是無需筑壩攔蓄，而是讓洪水放任自流。不少西方專家就根據這種理念建議中國：既然每次洪水發生時淹沒損失這么大，何不干脆避免在有可能被洪水淹沒的地方進行生產和生活行動？

　　這條“避洪”理論已經在某些西方國家得到實踐。看上去這也確實一勞永逸：既徹底避免了經濟和生命的淹沒損失，洪水到來時也不再需要那種“嚴防死守”的悲壯和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

　　中國最古老的“以疏代堵”的治水思想，似乎同樣不支持“嚴防死守”的做法。不過，4000年前大禹總結出的這條治水思想在最近2000年里卻越來越變成了務虛的精神遺產。在秦漢以后的歷朝歷代，“河工”從未掉出過基本國策的前三位，而筑壩修堤無一例外地成為了這一基本國策的基本方法論。

　　2000年的老前輩們未必比4000年前的老祖宗更聰明，但最近2000年的情況肯定比4000年前更貼近如今的國情。而現在的中國相對于2000多年前，最大的區別就是人多地少。

　　這次重慶和淮河的受災地理面積只有百分之幾，受災人口面積卻達到20%，而受災的經濟面積肯定更高于這個比例(被淹的都是靠近河道的平原)。如果完全實施“避洪”安置，中國哪里還有這么大的承載能力？中國不是美國，后者甚至可以做到所有的土地實行兩年輪耕。

　　歐洲的國情也是人多地少，但“避洪”的實踐卻較美國更加普遍。因為歐洲的水情與中國和美國相差更大。統治歐洲的溫帶海洋性氣候，是季節與年度降水量變化最小的氣候帶，而統治中國的季風氣候則是降水變化幅度最大和最難測的氣候帶。因此，有業內人士稱，將一條西歐的河流的堤壩加高10公分，就能將防洪標準從10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中國將堤壩加高50厘米，卻僅僅能將防洪標準從10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

　　于是，一方面，人多地少的國情迫使中國人必須充分利用任何一寸土地；另一方面，變動劇烈的水情，又使得靠近河道的土地每年甚至每個季節都處于被淹和不被淹的未知狀態下，于是就難免產生一種普遍的“投機”行為：這個季節或者今年沒有洪水，耕種這個片土地就能獲利，一旦洪水到來，就會血本無歸。

　　我親眼見過的最極端的例子，是在河南東部和山東西部，竟然有上百萬人住在黃河“里面”——黃河下游大堤之間的寬度往往達到10公里左右，但干旱已久的黃河河道大多數年份其寬度都不超過一公里，因此大堤和“實際河道”之間的那九公里灘地竟然也住滿了人。他們在“實際河道”邊上筑起了新的堤壩，結果2003年一場不大的洪水將這種所謂的“生產堤”沖垮，導致了幾十萬人受災。當時接受我采訪的一位當地防汛辦人士透露，誤以為是黃河大堤決口的美國布什總統還向中國政府發了慰問電。

　　看到這種“住在黃河里面”的現象后，我經常想，也許正是季風性氣候下的這種看天吃飯(大多數情況下就是看水吃飯)的歷史積淀，使得中國人文化基因中具有了更強烈的“投機”思維或者說是“賭”性。因此，無論是香港，臺灣還是上海深圳的股市，其振蕩幅度和投機思維都遠遠超過同齡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股市。

　　說到這里，我不由得在想：既然中國股市和中國的水文特征具有如此的相通性，那么，我們的治河與治市的思想是否也應該互有借鑒？

　　先看看中國現實中的治水手段。今年洪水的險情遠遠超過了多數年份，但關于嚴防死守的聲音卻少了很多。在淮河“戰區”，我們更多聽到的是炸壩行洪(到上周末，已經啟用了8處行洪、蓄洪區)，這種以局部換取全局的做法，確保了在洪水流量已經超過了1991年時，淮河大堤的安然無恙。荊江的情況則剛好相反，與此同時，盡管荊江上游(主要是重慶)的降水也已經超過1998年那次，但有關部門卻絲毫沒有開啟98年那次就打算動用的荊江分洪區的意思，原因很簡單，因為比起98年，現在荊江的上游多了個三峽大壩，在最危急的時候把洪水攔截住了。

　　由此可見，究竟是“堵”還是“疏”，完全取決于水情和國情，正所謂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而在季風氣候下的中國，水文變化尤其劇烈，因此，該堵的時候堵，該畜的時候畜，該放的時候放，絕無定規可言。

　　這就像對金融市場的調控。事實，主張對市場完全放任自流的人士，大多恰好就是來自降水穩定的歐洲(歐洲國家的金融市場的穩定性，也居全球之冠)，而季風氣候和中國類似的美國，對市場的干預程度則居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之首(其市場振蕩程度也遠高于歐洲國家)。

　　因此，市場是否需要干預和調控，取決于市場的“泛濫”程度。為避免淹沒損失過大，當然需要嚴防太大洪水(過度投機)的出現，而當洪水泛濫過度，則不能一味地死守，更要考慮“疏”的手段。例如，從QDII到匯投公司的海外投資，便應當是以疏代堵的思維體現。

　　下游要疏，上游則要畜。但蓄水過度為了確保不跨壩，或者是下游干旱缺水，就必須要瀉。上周管理層將保險資金入市比例從5%擴大到10%，便是“瀉”的手段。但究竟是因為下游(股市)缺水，還是上游資金囤積太多而將股市作為洪水的有效行洪蓄洪區？無論正確的答案是哪一個，后果都只會有一個，那就是最近一段時間股市的資金凈流入只能是越來越多。投資者不需要為資金面和政策面有任何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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