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

　　搜索關鍵詞：鄒恒甫 經濟學家

　　張維迎與鄒恒甫之爭已成為一個公開事件，并且讓中國經濟學界大丟其臉。借助這件事，中國許多大紅大紫的經濟學家的學問及其附屬的研究機構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經濟學家的富豪生活一一曝光于聚光燈下。實際上，如果國內那些空中飛人四處講課的經濟學家還不太像英國紳士，那是因為修為不夠，而不是錢財不夠。

　　面對鄒恒甫的指責，張維迎的反應是“清者自清”。拜托，我們現在并不生活在農耕社會，可以用名士風度自處，一個公立學校的教師、院長，政府投入了十幾億的錢財，面對越來越具有法律意識的納稅人，如果不愿公布自己的財產、或者對于程序語焉不詳那是瀆職。

　　讓我們看看一方業已公布的材料：特聘教授一年26萬的津貼，如果是海歸教授周末上EMBA課，每一個長周末另加1萬美元，即便是偷懶之人，年收入早在100萬元人民幣以上，如果算上那些課題、講座、獨董的收入，200萬左右是不成問題的。

　　考慮到中國當紅經濟學家的稀缺性，他們的錢與當紅的基金經理持平，也不算太離譜。但問題在于，基金經理的收入是以業績來衡量的，每個季度都有財務報表公之于天下，而當紅經濟學家的稀缺性是可以人為制造的。如果著名經濟學家的篩選權掌握在亦學亦商的少數人手中，與任何產品一樣，經由一種特定的程序之后，他們就能獲得壟斷性，教育產品的價格、以及教育者本身的價格，就可以任意揮灑。即使北大清華

　　異類只有三種下場，一種是淪為普通商品，苦苦求生；一種是徹底成為商人，安心享用錢財；還有一種是利用在國外的平臺回過頭來做事，就像鄒恒甫這樣，身為世界銀行的員工，才有膽氣縱橫揮灑，或者像陳丹青，本職是個畫家，食有魚出有車大概不成問題，所以才能痛陳目前教育體制的積弊。否則，也只能像普通教員一樣忍氣吞聲，在職稱的天梯上爬一輩子。從理性人的角度來說，一般教員與掌握標準的壟斷者合作是最好的選擇。

　　科技部部長萬鋼上月在同濟大學百年慶典上發表演講說，“除了為社會提供源源不斷的知識成果和人才，大學沒有自己的私利”。但從大學的招生收費，以及某些大學向銀行肆無忌憚地貸款直至產生破產之虞，無不在道出一個相反的結論，大學已經成為一個封閉的急劇膨脹的既得利益集團，并且由于是公立大學，政府不得不為此兜底，承擔巨大的道德風險。

　　這樣的大學，與那些哄抬物價屢遭民眾詬病的壟斷企業有什么區別嗎？

　　此次鄒張之爭引來內部人士扼腕，因為爭論的雙方雖受西學民主與法治的浸染，是如假包換的海歸派，但一方以名士風度不予回應，一方在訴諸于輿論公開平臺之后，聲言要找部長等高官做主，仿佛生活在中世紀。即便一方勝訴了，又如何保證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平臺，使之成為攻破大學行政堡壘的一個突破口？這就是中國的知識考古學不存在的原因，因為一切反思都無法建立起有效的資源平臺。

　　相比而言，鄒恒甫的公開更符合現代社會的理念，因為公立學校財務的公開本就是題中應有之義，而公共事件訴諸于公開平臺不失為培育民間社會的一個途徑。簡言之，鄒相信民眾的智慧，所以盡管表示要向上反映，卻選擇在第一時間向社會公開，而張似乎對此不屑一顧，這與他一貫的邏輯吻合，忽視民智的結果將使他遭到最大程度的民意抵抗。

　　要解開張鄒之爭，從經濟學來說，最好的辦法莫過于打破壟斷，使民間可以自主辦學。鄒如果從海內外募得一筆基金開辦一所經濟專業的學院，不僅可以擁有與張對壘的平臺，并且對中國的經濟學發展也是善莫大焉，從內部而言，教學收費價格可以獲得市場的準繩，明明白白地公之于天下，從外部而言，則是對中國現有壟斷教育體制的沖擊，說不定兩百年后成為中國的哈佛也未可知。

　　(作者為知名財經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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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教育資源的壟斷，才能打破既得利益集團，才能使教育、創新、學術、思想獲得一線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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