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潘曉”討論已經過去27年，當年喊出“人生的路呵，為什么越走越窄”的人，也一路有驚有險地走到了今天。潘和曉，都已是中年人了，各自經歷了失業、離婚，閱歷甚豐，但那些人生的困惑并沒有退去，甚至在加劇、加深。

　　潘�藦�2002年起投身電視行業，并迅速地找到了感覺，如今他是好幾個電視臺的欄目策劃人。他每天喝半斤二鍋頭，每天寫一篇長達幾千字的時評，用郵件發給數十人，并自嘲為“垃圾郵件”，從不間斷。他的頭發已變得稀疏。他拒絕消費，不買車，不買房，不旅游，不用手機。

　　“不可能解答困惑，反而是加劇了�！彼�說，“人生的道路不存在寬窄抉擇，而是交叉的十字路口。其實人生選擇機會并不多。既然放到這世界上，有機會體察喜怒哀樂，就要學會如何淡定地去把握�！�

　　黃曉菊已經52歲了，上樓梯時，要很費力地往上挪腿，她的關節炎還沒有完全痊愈。

　　她是個熱情四放的女人，說話語速很快，斬釘截鐵，即使微笑也幅度很大。她喜歡一切直接的、激烈的東西：咖啡，

川菜，現代舞，爵士搖滾，實驗話劇，哲理書，有特色乃至夸張的服裝。

　　她用心修飾了眉毛，穿一衣銀灰的羊毛衫裙，身材有些發胖。說到1980年時，她的眼睛流光溢彩，“那時我才95斤，是個美女呢！”隨即又笑，“見到我是不是有些失望？很多人想像中潘曉應該是憂郁的、內向的。”

　　前兩年，她的初戀戀人從美國回國，雙方見了面，多年不能釋懷的黃曉菊終于可以當面質問了，“為什么不告而別？”對方驚奇地答，“難道我沒有告別嗎？我記得向你告別過的呀�！倍嗄甑鹊降木故沁@樣一個回答，那一瞬間，黃曉菊覺得生活真是荒唐，讓人哭笑不得。

　　由于用心不夠，她的服裝店從最多時候的八家縮減到現在的兩家。她的大部分心思仍然放在一直以來的追問上。她跑去看實驗話劇《活著還是死去》，這個名字吸引了她；她正在看克里希那穆提的書，心生疑惑，“他要我們停止思慮不要多想，這怎么能做到呢，怎么能不想呢？”

　　她還有文學夢，寫過十幾萬字的隨筆。

　　“主要興奮點還在于探索人生，雖然沒什么結果，跟商品社會也不搭，還有人覺得當了半生潘曉也沒得到什么名利，這是干嘛呢？但它是我生命本身的呼聲，我一定要想明白，那怎么了，誰也攔不住，要是想不明白，我的靈魂會不安，心里會難過，當然要探討了，這是生命本身的訴求，這就是意義，這就是最大的意義。”

　　“開始覺得會有正確的、明確的答案，后來知道不會有，永遠不會有，可能每個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就好了，對自己而言是正確的。”

　　潘和曉仍是那樣不同。潘�苏J為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這一撥獨生子女為主的年輕人，即所謂八零后，沒有責任感，沒有合作意識，沒有精神追求，不關心國家大事，只關心自己。而黃曉菊在與自己兒子的相處中感到了一種驚異，兒子22歲了，正在當兵，喜歡玩電子游戲，曾對母親苦苦追問人生意義的做法表示不解——“想這些干什么，過得快樂就行了”。黃曉菊覺得，像兒子這樣單純地追求個人的快樂幸福，“也沒什么不好，雖然我自己辦不到”。

　　七

　　對于當年那場波瀾壯闊的人生觀討論，也許還未到蓋棺定論的時候。在這一問題上，潘和曉的態度也大相徑庭。

　　潘曉討論提出了兩個很有名的觀點，一個是潘曉來信中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另一個是隨后

武漢大學學生趙林的“只有自我是絕對的”。在多年來集體至上、國家至上的整體氛圍中，這種對個人與自我的強調和推崇無異于一種革命。

　　黃曉菊的觀念一直延續著這種思路，“盡可能地忠于我自己，我生活中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

離婚，都是如此”，“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現在也覺得沒有錯，有沒有更高的道德？也許有，但我沒有找到”。

　　作為最知名的“潘曉”，黃曉菊經常被人問到在干些什么，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知道他們內心有種期待，我那時有那種想法，好像我現在應該有一個更大的想法，不應該是現在這樣子，就這么安于自己的狀態，有這個潛臺詞。其實我始終沒有放棄這種努力和探求�！彼�說，當她覺得自己的思考比較成熟時，她會寫點什么，以不負這些人的期待。

　　潘�藙t毫不客氣地對待潘曉討論，“當人們對它歌功頌德、戀戀不舍時，我就沒有一點感恩戴德”。

　　撇開個人恩怨，潘�藢λ�也是批判有加。他認為，從過去的大公無私說教，到絕對的自我，是一種矯枉過正，“潘曉討論打開了中國社會的潘多拉盒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現在世風日下的開端。社會上對于那場討論，很少從這個角度去清算”。

　　“所謂自我才是絕對的，我感覺到應重新評價，不應停留在人物事件情景的回憶上，不應停留在對過去的感懷上，應該看到它特定的歷史背景。它是在一種荒漠中出現的，在一場浩劫之后，一定會出現放蕩、墮落。這些毒素會找個突破口，即便沒有潘曉討論，也有會其他的突破口，這是必然的。”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也算是打破了堅冰，打破了意識形態的禁忌，但當它釋放了惡，這個社會卻根本沒有把它收回去的本事，這才是可悲的�！�

　　“這一二十年來，這種價值觀走到了極致，物極必反。什么是自我？自我是否應受到約束？是否應該在一種人類的良知、法律的約束下？人終于回歸到自我，回歸到的是什么？是回歸到魔鬼的一面，還是天使的一面？如果只回到魔鬼的一面，就太可怕了。經過27年，中國社會給了當時提出的響當當的口號一個非常切實但非常滑稽的一個回答。我們看到的是喪盡天良的不法商販，看到的是可以為區區小利制造毒奶粉�！�

　　27年后，漫長的生活依然沒有吞噬黃曉菊，也沒有撫平潘��。這個因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革而日新月異的國家，依然沒有為27年前那場大討論提供足以令人心服的解讀。我們一直被那個簡單的命題所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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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