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描述的種種挫折，大部分都是黃曉菊的親身經歷。

　　黃曉菊是跟著外公外婆長大的，那是一個革命家庭，外公外婆都參加過抗日戰爭。五十年代初母親去內蒙古支邊，與當地一位解放軍連長結婚。一歲半時父母把她送往外婆家撫養。

　　外婆家在北京兒童醫院對面的一棟兩層的紅色筒子樓里。雖然父母不在身邊，但在外婆家，她得到了眾星捧月般的寵愛。

　　“我不管信起什么來都特別熱烈特別認真”，她說。在她上小學和初中時，共產主義的美好遠景曾令她激動不已，她覺得生活應該是那樣，人人平等，各取所需，各盡所能。她每天狠斗私念，自我批判，去街上貼大字報，渴望成為黃繼光、雷鋒那樣的英雄人物。夜里聽到廣播說毛主席發表了新的文章，就毫不遲疑地起床，去參加游行。有時坐在公交車上，她會突然旁若無人地大聲念起毛澤東語錄來。

　　她喜歡看書。文革后期，一批世界名著開始秘密流傳開來，《紅與黑》、《簡愛》、《約翰·克利斯朵夫》、莫泊桑的短篇小說等等，她都看了。

　　“這些書多好啊，它跟正常人的思維更接近，有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很豐富。而革命狂雖有激情，但多空洞啊，激情過后什么都沒有，沒有人性的東西。”

　　那時她已是十六七歲的大姑娘了，“那個時候，男女同學互相不說話，如果喜歡的話都以特別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吵啊，打架，不能有正面的表達。老師、家長都嚴令禁止談戀愛，說這是骯臟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

　　黃曉菊不再這么認為，她對一個要好的女同學講起 《簡愛》和 《紅與黑》，并說，“怎么能說愛情是骯臟的呢，我覺得挺美好的啊”，女同學聽得直點頭。女同學家境不好，特別樸實，黃曉菊經常帶些大白兔奶糖分給她。她喜歡跟樸實的女孩子交朋友。

　　不久后，政治老師組織全班同學發起了一場 “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批判對象就是黃曉菊，罪名是看黃色小說。

　　政治老師剛說完，她看到那名女同學騰地站起來，換了一張義正辭嚴、非常革命的臉：“我揭發黃曉菊，讓我看資產階級小說，還給我買糖，收買我！我們貧下中農不吃你的臭糖！”

　　黃曉菊氣極了，哐地一下摔門而去，絲毫不管班上正開著批判會。

　　從此后，班上只有極少的同學敢再跟她說話。突如其來的背叛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她震驚、焦灼、困惑，孤立無援，甚至自我懷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壞，可能自己真的是資產階級了吧，《紅與黑》里的東西跟革命肯定是背道而馳的啊。”

　　她的中學時代就是在這樣不斷挨批中度過的。先是被揭發，然后是接受批判，沒完沒了的煎熬。她看書，寫日記，批判自己，就這么過來了。

　　數年之后，她看到劉心武的《班主任》，才想到政治老師可能也是挺變態的，可能也是因為自己的生活出了問題而把氣撒在學生頭上。

　　更多年之后，她才看清了這件事的影響——它殘忍地毀掉了她對別人乃至最親近的人的信任，“人心怎么那么險惡，怎么那么壞，一個小女孩背叛另一個小女孩，站起來忽的那張臉，那么無辜那么小的臉，居然翻成了那樣，太可怕了”。

　　18歲，因為嚴重的關節炎，黃曉菊幾乎走不了路。她因此而免于下鄉插隊，并分配進了殘疾人工廠。在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流水線上，軋衣服，繞線，她都干過。后來她學會了修補毛衣的技術，能把落針的地方不露痕跡地修補好，還帶了徒弟。她在羊毛衫廠一待就是八年。

　　生活的流水線給她帶來了新的反叛和背叛，更重要的是，帶來了她的初戀。她喜歡高大的、陽光的男孩，當然還得能跟她探討人生。她的初戀戀人正是這樣的。這段戀情持續了一兩年，他們連手都沒有拉過，經常談論人生問題。她覺得非常美好。

　　后來她的戀人悄然離開了她。她去他家找他，卻發現住的已是另外的人家。連告別都沒有，他就出國了。留下她獨自傷心，一直耿耿于懷。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