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市場

　　吳敬璉名冠市場，并不是憑借其超人的經濟理論，而是源于1990年一場事關中國向何處去的經典辯論。

　　1990年，剛剛經歷價格闖關失敗、惡性通貨膨脹的中國，正處在歷史性抉擇的風口浪尖上，“改革是否出現方向性錯誤”成為各方博弈的焦點。

　　7月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親自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專場討論會。會上，有學者率先發言，厲陳改革的方向性錯誤在于市場導向，包括惡性通化膨脹等諸多問題均源于此。在東歐社會主義不少國家休克的大背景下，這一結論深得當時主流輿論的響應。

　　更具挑戰性的是，當時中央已經準備將改革方向定調為“計劃與市場相調節”，但第二個發言的吳敬璉言辭灼灼，他堅定地反擊，指出所有問題的原因不是改革走了市場取向，而是恰恰相反，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到位。

　　頗有橫刀立馬之勢的吳敬璉一不做二不休，他批駁“計劃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稱謂不妥，要求改回十二屆三中全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提法，而商品經濟也就是市場經濟。

　　當時與吳敬璉持同一立場的只有劉國光與已經年邁的薛暮橋，討論會很快變成了三英辯群儒。也正是在這一場極具政治導向的經濟辯論會后，吳敬璉被扣上了“市場”的帽子，只是當時顏色是黑的，因為當時主流輿論仍認為“市場”姓資，“吳”與“資”同姓，其兇險不言而喻。

　　在1990年這場爭鋒之前，吳敬璉已經為中國改革的市場取向吶喊多年。1984年曾直接參與馬洪的《關于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再思考》一文，此文在鄧小平和陳云的努力下，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走進十二屆三中全會報告。

　　1990年戴上“吳市場”黑帽子之后的吳敬璉更是旗幟鮮明的主張市場經濟。1991年起，多次向中央直接進言。1992年春，小平南巡講話之后，吳敬璉的黑帽子瞬間翻紅，他4月30日向江澤民、朱镕基等中央領導提出的《關于計劃與市場提法的建議》，在十四大上變成國策，成為整個中國未來的方向，這使他作為經濟學家的地位與影響力一時間空前絕后。

　　之后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報告的擬定，吳敬璉均保持了極高的國策影響力，成為當之無愧的政府經濟學家，他本人也不斷通過對比較制度學的研究，對“市場經濟論”與“整體改革論”的論證，對政府越位的批評，對權貴資本主義和重商主義傾向的反擊，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呼喚與引導，對壞的市場經濟的防治等，推進中國的市場化改革。

　　吳敬璉小傳

　　吳敬璉出身名門，早年從復旦大學經濟系分到中科院經濟所，先后受過前蘇聯著名改革派經濟學家阿·畢爾曼熏陶。1981年，吳敬璉被政府選派到耶魯進修，自此成為中國真正從傳統計劃經濟學轉向現代市場經濟學的第一人。多年來，吳敬璉不僅擔任《改革》雜志主編，還編著有《通向市場經濟之路》、《市場經濟的培育和運作》、《當代中國經濟改革》、《轉軌中國》、《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等。

　　厲股份

　　作為中國第一個提出股份制改革構想的經濟學家，厲以寧為股份制改革思路的推行奮斗了整整18年。

　　1980年，為了應對2000多萬城市待業人口的就業問題，中央召開勞動就業座談會，尋求解決辦法。在會上厲以寧提出，可以號召大家集資，興辦一些企業，企業也可以通過發行股票擴大經營，以此來解決就業問題。會議期間厲以寧還寫了一首詩，“隋代不循秦漢律，明人不著宋人裝。陳規當變終須變，留與兒孫評短長。”充分表達了他對盡快解放思想，推進股份制改革的期望。

　　當時，盡管中國已經有了股份制的初級實踐(1980年8月人民銀行撫順支行代理企業發行211萬元股票)，但股份制一提出來，還是受到了極大的壓力。很多人認為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是搞私有化。甚至有人說，厲股份實際上是在 “明修國企改革的棧道，暗渡私有化的陳倉”。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爆發了關于股份制的激烈爭論，厲以寧積極參與論戰，經常寫了檢討再回去上課。他明確提出，股份制本身沒有什么社會性質，其性質取決于投資者的性質，二者的關系如同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一樣。1986年，美國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介紹中國的文章，文章中把厲以寧稱為“股份先生”。消息傳到國內，“厲股份”的綽號不脛而走。

　　在厲以寧等經濟學家的論戰和政策支持下，股份制改革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試點，部分企業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轉變。中國改革又一次在理論結果之前摸著石頭過河。1986年，鄧小平會見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范爾霖時，贈送給范爾霖一張飛樂音響股票，這是新中國第一張股票。上世紀90年代，股份制改革在全國轟轟烈烈，然而直到1997年十五大，才提出“混合所有制”，指出“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不能籠統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

　　作為一個改革開放之初就開始參與國家政策制定的經濟學家，厲以寧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力毋庸置疑。其一，他對股份制的堅持，使得中國改革方向進入所有制改革階段，釋放了中國企業的經營活力；其二，他推動了對股份制的認識進步，打破了姓“資”姓“社”的爭論，促進了思想解放；其三，他推動了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直接影響了中國的億萬股民，可謂是影響最深遠的經濟學家之一。

　　厲以寧是站在改革浪潮前沿的經濟學家，他的學術生涯也照例充滿爭鳴和論戰。除了股份制這個“中國改革的最重要發明”之外，厲以寧還有很多著名言論，如兩套房理論、窮人仇富論以及靚女先嫁論等，導致他成為挨罵最多的經濟學家之一。

　　厲以寧小傳：

　　1930年出生于江蘇省儀征市，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1955年畢業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還在多個委員會任職。厲以寧先后出版50余部著作，代表作為《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該書被評為“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 10本經濟學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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