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鵬認為，現在合作社最大的問題不是資金問題，而是內部利益平衡的問題。“如果說合作社是農民自己的組織，那么農民就要承擔全部風險。雖然能人或企業在合作社中擁有絕對控制權，但他們也承擔了所有風險，我們應該看到這一點。”

　　至于如何平衡領辦者與成員之間的利益，苑鵬說，10年前，臺灣一位合作社理事長的話她至今印象深刻，他說“合作社的發展經歷了我獨攬大權到回歸民主的過程”。由于給了農民自由退出權，所以農民自己會算這筆賬，在民主權利和切身利益的取舍上農民是有一桿秤的。浙江某村一個合作社的理事長曾一語道破：“農民很簡單，有效益就聽你的。如果我做的決定對社員不利，他們就不會選我。”

　　孔祥智也說，“農民不是沒有民主意識，上世紀40年代我國農民就發明了‘豆選’，關鍵要看條件”。在合作社發展的初期，這種現象有它的合理性，隨著農民經濟實力的增強和民主意識的覺醒，其話語權也將增強。

　　三中全會開的“口子”

　　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曾對山東、陜西和山西的33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進行深入調查，調研報告顯示，近79%的組織沒有穩定充足的自有經濟來源，資金不足是限制其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資金缺乏直接導致很多合作社無法開展正常的業務活動，更無力擴大經營規模和發展新產業。

　　早在2006年，央視《對話》欄目就邀請過若干合作社的理事長，請他們談合作社發展中的問題。當時《合作社法》還沒頒布，所以他們反映的第一大問題是法人地位問題；排第二的就是資金問題。苑鵬分析說，我國小農經濟決定了合作社的投入、經營和產出規模都比較小，合作社毫無疑問屬于小企業，而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并不是中國獨有的。

　　“相當一部分合作社組建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資金問題，”孔祥智告訴記者，“合作社貸款難的實質還是農民貸款難問題。”雖然國家鼓勵政策性金融機構向合作社貸款，但實際執行力度往往不夠。在很多發達國家，農村合作金融與合作保險是合作社等組織資金流通的后盾，然而我國現行法律尚不允許合作社進行有效的社會融資。

　　《合作社法》第二條規定合作社“提供農業生產資料的購買，農產品的銷售、加工、運輸、貯藏以及與農業生產經營有關的技術、信息等服務”。其中沒有明確提到金融服務，雖然有人理解這個“等”字中包含金融服務，但合作社融資的合法性問題一直模糊不清。

　　實踐的發展卻遠遠走在了前頭，在資金運作方面，一些合作社早就開始了大膽的嘗試。山東某供銷社不僅成員內部資金互助的形式多樣，而且加入了河東區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聯合會，與其他合作社之間開展資金互助，還吸納了一些供銷社職工等社會股東，在更大范圍內融資。

　　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出現了這樣一句話：“允許有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引起了各方專家的注意。雖然對“信用合作”的具體形式理解不同，但各方一致認同這將為合作社的融資打開新的局面。

　　苑鵬打比方說，就像當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樣，是先有了農民的創新，才有了政策的認可，《決定》中的表述只不過是一種“追認”。孔祥智認為，《決定》中所說的“信用合作”，在目前條件下僅限于合作社內部的資金拆借，但這釋放了一個明確的信號，農村金融是今后發展的必然方向。解決合作社的資金問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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