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價格上漲的范圍和幅度依然處于中國宏觀經濟和居民可承受的區間，國家可以通過各種價格補貼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在控制價格漲幅、維持宏觀經濟增長的穩定之間、深化改革與結構調整四者之間尋找到平衡點。

　　當前形勢下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選擇

　　如何才能保持目前的國民經濟增長勢頭、保持價格上漲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區間呢？

　　第一、準確把握宏觀調控的重點、節奏和力度，以防止中國宏觀經濟出現深度下滑。

　　從前面分析可以看到，中國宏觀經濟出現進一步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外貿與投資實際增長速度有進一步下滑的趨勢。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全面的大調整，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簡單地放松這些政策不僅難以“有的放矢”的治理中國宏觀經濟問題，反而會加劇目前宏觀經濟所面臨的各種風險。例如放松貨幣政策可能有利于部分企業改善流動性問題，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企業利潤空間大幅度下滑以及外需總量收縮的問題，反而會推進中國流動性的進一步過剩和通貨膨脹治理的環境進一步惡化。又例如，政府通過投融資政策的調整對房地產以及資本市場進行干預，使這些市場大幅度反彈，可能使這些行業出現短暫的繁榮，進而拉動相關投資的增長，但這些政策在熱錢已經大規模進入中國的前提下，反而可能引發投機資本在抄底獲利后快速解套，資本反而出現大幅度外逃，對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再例如，政府可以通過大幅度提升工資改變初次分配的結構，進而為消費提升提供收入支持，但這種政策調整在通貨膨脹預期存在的環境中往往成為啟動“物價-工資螺旋上漲”通脹形成機制的導火索，并最終導致實際工資增長速度下降，消費疲軟的局面。

　　因此，中國在面對目前宏觀經濟下滑的局面，不僅要面對“結構”與“總量”的沖突，還必須面對“短期”與“中期”的沖突，同時還必須重視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針對性以及中國宏觀經濟動態調整的平衡規律。正是出于這些方面的權衡，本文認為，宏觀經濟政策目前調整的主要對象應當是阻止外需和投資的過度下滑；遵循的原則應當是“政策小幅調整反向啟動各種聯動機制，治理中期加速回落”；短期目標應當是“實體經濟層面實現反向微調，金融資本層面保持高度穩定”；中期目標依然是“在堅持總量平穩的前提下，推進結構性調整”。因此，具體措施包括：

　　及時采取有力措施，保證外貿的增長速度。要防止發展模式轉型過程中急于求成的冒進心態，充分認識到模式轉變的戰略性目標與宏觀經濟穩定的戰術目標之間的權衡的重要性，把握外需引導的階段性意義，避免外需大幅度回落過程中經濟出現“硬著陸”的可能。在保證外需一定增長速度的前提下，適度調整出口和進口的結構。因此，需要重新審視自2007年以來的各種貿易調整政策的力度，適當回調部分產業出口退稅率或進口關稅，同時應當控制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對貿易帶來的“閾值效應”沖擊。外需增長速度下落的停止可以通過各種聯動機制阻止內需的下滑。

　　注意把握從緊貨幣政策的力度。中國貨幣增長以及信貸增長在總量上依然處于一個較為適度、可控的范圍，治理結構性價格上漲問題依然需要總量從緊的貨幣政策配合，貨幣政策需要調整的不是總量，而是信貸投放的結構。應當適度調整信貸投放的區域結構、行業結構以及企業結構，保證優質企業正常的生產投資以及發達區域的資金運轉。可以考慮重新啟動中期債券等融資工具。目前結構性價格上漲依然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國際性和多元性，同時也處于國民經濟可承受的區間。因此，不要希望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能夠對這種價格上漲帶來直接性的效果，也不要一國單獨承擔全球結構性價格調整帶來的成本，貨幣政策的緊縮只能定位在預期引導的作用上，不宜進一步采取深度緊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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