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我在采訪梁治平時，他就提到了這篇文章。當時你才26歲。這篇文章打破了不允許談論民主的禁區，從此出現了不少研究民主的文章和書籍。

　　李銀河：我們提得比較早，當時正值思想解放，大家需要聽到這種聲音。當時整個社會都在反思 “文革”，“文革”最主要的教訓不就是缺乏民主和法制嗎？所以當時就寫了這篇文章。當時之所以能發出這種聲音，也是領導的意圖，如果領導不同意，也發不出來，因為我工作的地方是國務院研究室。我記得同時發表的還有《人民萬歲》，也是總結和反思 “文革”的。

　　《要大大發揚民主，大大加強法制》開篇即發出了這樣的質問：“四人幫”及其追隨者盡管掌握了大得驚人的權力，人數卻只是一小撮。那時候我們幾億人民為什么沒有能夠及早地揭露和打倒他們，從而避免更大的災難、保衛幾十年流血犧牲取得的革命成果呢？我們的回答是，必須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我們寫道：“必須著手健全立法和司法。首先要使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利精確地、完備地記載在各種法律里，并且要使它們具有任何人不得違反的法律效力。”

　　經濟觀察報：到今天這篇文章還是很有意義的。有意思的是，20年以后，中央編譯局的俞可平先生寫了一篇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被認為是重大突破，甚至引起了一場爭論。

　　李銀河：是嗎？其實，民主法制從“五四”就開始講了，經過“文革”的反復，又回到蒙昧的狀態，然后又開始啟蒙。“五四”不就是呼喚“德先生”、“賽先生”嗎？由此可以看出來，我們在不斷地回到起點。

　　“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經濟觀察報：你在國務院研究室工作的時間好像也不長。

　　李銀河：那時國務院研究室人不是特別多，辦公地點在中南海。主任到底是誰我沒弄清楚，反正于光遠常去，鄧力群、胡喬木有時候也去。我在那里入了黨，因為國務院研究室的所有工作人員必須是黨員。我們主要是起草文件，按個人的愛好來寫的余地很少。所以我只在研究室待了一年，1979年末社科院成立馬列所，當時于光遠擔任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他來籌建這個所，所以我直接就到這兒來了。

　　經濟觀察報：據說當時的馬列所也是挺活躍的。

　　李銀河：那當然，那個時候思想解放，還是比較活躍的，有各種各樣的探索，實際上我們所有的思想根源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后來反對精神污染運動等也是針對這些東西的。

　　80年代初，林春和我搞了一個“青年文稿”，當時的社科院副院長于光遠對我們非常支持，這個 “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兩本，其中一本叫《歷史的沉思》，金觀濤用“三論”(即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來批判僵化的傳統教條的論文就在那本書里登出來了。

　　經濟觀察報：你自己寫文章了嗎？

　　李銀河：在馬列所的兩年里，我寫了一些文章，其中包括一篇討論“封建社會主義”的文章。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要討論這個話題？

　　李銀河：文章也不是特嚴謹的研究結果，其現實意義可能更重一點。我感覺到當時中國的體制里頭封建的色彩特別重，我試圖用一個東西來概括當時的社會是什么體制，我姑且將其稱為“封建社會主義”。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