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當時這些題目敏感嗎？

　　李銀河：也沒什么人管，比較自由。在當時，做什么樣的研究是我常常思考的問題。我對當時文化界的信口開河大而無當十分反感，總覺得中國文化中有一種過于輕視經驗研究的傾向。中國人喜歡有氣勢的東西，比如《河觴》、《人妖之間》等。中國文化從古至今一直對經驗研究不感興趣，所以科學才不如西方發達。所有的文化人都在追求辭章之美、玄虛而飄逸的意境，或者是一種宏偉的氣勢。在改革開放之初，我與林春合寫的《要大大發揚民主，大大加強法制》等文章大受歡迎，很大程度上恐怕是投合中國文化的“氣勢”和辭章之美。而在美國受了六年嚴格的社會科學訓練的我，當時有個強烈的感覺：只有氣勢，沒有經驗材料做基礎的東西在中國實在是太多了。簡直可以說，除了這種東西，什么都沒有。

　　經濟觀察報：這是你與思想界的區別吧。那時你和思想界接觸多嗎？

　　李銀河：不是太多。回國后“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輯部把我拉進去，參加了幾次活動，就是大家商量編書的事兒。

　　經濟觀察報：你們回國還趕上了國內的“文化熱”。

　　李銀河：趕上了，我翻譯了一本講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書，就是列在“走向未來叢書”中出版的。這兩個叢書里的人我都比較熟悉，一些人還是老朋友，出國之前就認識，有的甚至“文革”時就在一塊，如王小強等。

　　經濟觀察報：當時國內思想界搞的是思想啟蒙。

　　李銀河：實際上說來說去還是非常簡單的 “德先生”、“賽先生”，現在“賽先生”已經有了，但是“德先生”怎么樣呢？從“民主是個好東西”的爭論就可以看出來。

　　經濟觀察報：你回國一年后，80年代就戛然而止了。進入90年代知識分子就轉向了，好像歷史有一個截然的切面一樣，突然就轉了。

　　李銀河：確實如此。進入90年代，我重新回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進入社會學所工作至今，致力于研究婚姻家庭、性別和性。而小波1992年辭職，成為一個自由撰稿人。

　　經濟觀察報：有人說，王小波實際上繼承了80年代的思想，在90年代保持了思想啟蒙者的形象。

　　李銀河：應該說他是學者型的小說家，我更愿意稱他是自由主義的學者。他整個的思想的脈絡都是自由主義的。他生前給好朋友寫的最后一封電子郵件說，“中國要有自由派，當從我輩開始”。他和“新左派”爭論，始終是以自由主義的形象發言。

　　經濟觀察報：其實一些“新左派”就是你們的朋友。

　　李銀河：是朋友，但是隨著時代的演變，大家的認識發生了分歧，包括我那個朋友林春。

　　經濟觀察報：一些“新左派”對民主價值產生了懷疑，認為民主沒有普適性。

　　李銀河：如果說大家在國家發展路線上，比如說是應該更注重效率還是更注重公平，如果這些方面存在不同意見，各有各的道理。如果在民主問題上質疑，就不可思議了。怎么能說民主沒有普適性？民主這個東西肯定是比專制進步，連這個最基本的判斷都沒有的話，那就回到帝制時代、“五四”之前了。如果連民主價值都否定了的話，那最多是個洋務派了。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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