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前，西方“兵圣”克勞塞維茨曾用“戰爭迷霧”來比喻戰爭中普遍存在著的不確實性和不可知性。然而“戰爭迷霧”不僅永恒地遮蔽著戰場，有時也會誤導著市場。

　　比如，非洲現代史上最曠日持久的內戰——安哥拉內戰雖然在5年前就已結束，但它尚未消散的“迷霧”卻使得許多市場人士至今以為，那仍然是一個千瘡百孔、凋零疲敝的國度。于是，中基公司在那里拿到的344億元的大單，就被“疑似”為一個類似“銀廣夏陷阱”般的謊言。盡管這個項目的總造價尚不及15年前開工的香港新機場的三分之一，而這些年安哥拉經濟增長速度非洲第一，其GDP(約400億美元)剛好就是15年前香港的三分之一。

　　關于中基公司大單取消的傳言和杭蕭鋼構的因此被再次停牌和復牌，使得“大單迷霧”在中國股市愈發濃厚地彌漫起來。

　　來自戰場第一線的情報，往往是軍事指揮者破解“戰爭迷霧”的最有力武器。我的一位同學便是在安哥拉從事與此相關的一線工作，而且剛剛吃了“敗仗”。她負責國內某公司在當地建筑工程的投標業務，最近回國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幾乎到手的一筆大單子，又被中基搶走了。按照她的說法，中基公司確實在安哥拉建筑界頗為有名。

　　這位除了對中基公司忿忿不平，對我幾年前買下的一套住房同樣是耿耿于懷，她說：這種房子在安哥拉至少得花上100萬美元(我這套房子目前的總市值大約是100萬元人民幣)。她的解釋是：安哥拉那里什么都生產不了，從磚頭、水泥、鋼筋乃至工程師甚至普通技能勞動力，都要從外面引進，而且各級政府都普遍腐敗，做任何事情的隱形成本都很高。據我這位同學估算，無論是餐飲還是住房成本，安哥拉同類商品的價格大約是國內(北京)的5—10倍。如果這個推論成立且具有普遍意義，那么300多億元在安哥拉最多只能當六七十億元使用，還不夠造兩個中國國家大劇院的。

　　我知道我的這種算法比較偏頗，但我認為關于中基大單目前最流行的另一個說法更具有誤導性：GDP400億美元的安哥拉將一個40多億美元的工程交給一個公司，相當于GDP20多萬億元的中國將一個2萬億元人民幣的工程交給一家公司(中國此前最大的工程——三峽水利樞紐的總投資也才2000多億元)。按照這種說法，我在幾年前從某

房地產商那里購買了那套價值100萬元的房子，這筆交易更加是子虛烏有，因為那年我的總收入不過10萬元，這相當于中國把一個200萬億的項目交給了一家公司。

　　盡管我是振振有辭，我的那位同學說起安哥拉的情況來也是信誓旦旦，但我們仍然對中基的大單到底有幾分成色不敢下完全之定論。按照那位同學的說法，大單肯定有，但由于非洲那里特定的政治和市場環境，商務合同往往確實存在無法履約的風險，“但那個300多億的單子最后能履行四分之一，也就是七八十億估計是沒問題的”——這倒也頗符合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關于“戰爭迷霧”的說法：“戰爭中行動所依據的情況有四分之三好像隱藏在云霧里一樣，是或多或少不確實的�！�

　　戰場上不確定性達到四分之三的這個比例，和股市中“七虧一平二贏”的盈虧結構有驚人的接近，難怪有“股市如戰場”的說法，面對如此大的不確定性和虧損面，基本缺乏了解“山那邊情況的能力”(《戰爭論》中的話)、戰戰兢兢卻又充滿賺錢欲望的普通股民，兩眼一摸黑的他們，自然會希望并認為“帶頭大哥”能為他們提供更多的確定性。

　　但“帶頭大哥”現在不僅不能為大家帶頭了，反而自己被帶走了，如果他知道“戰爭迷霧”中那個四分之三的說法，或許會找到為自己辯護的新的理由：好歹我還達到了四分之三以上的準確率，可比戰爭或者市場本身的確定性強多了。

　　不過戰爭中這四份之三的不確定性，是西方兵圣說的，按照咱們的“東方兵圣”孫子的說法，在戰爭中卻可以達到沒有不確定性和偶然性，也沒有“戰爭迷霧”。如果有，那也是己方的智謀給敵方造成的，屬于精心構設的“詐”——兵不厭詐，也就是“知敵知彼，百戰不殆”。

　　與克勞塞維茨的老練、務實和關于戰爭的某種悲劇性意識相比，孫子在這個問題上或許顯得過于自信，但這至少可以幫助我們從新的視角透視“迷霧”。我們因此可以猜測，杭蕭鋼構對大單確實至少擁有四分之一的確定性，但如果一定要進行有罪推定的話，它“莫須有”的罪狀，應該就是利用這些“實”構筑多出三倍的“詐”；而“帶頭大哥”的手段較之杭蕭鋼構的“實實虛虛，虛虛實實”，顯然達到了更高境界的“實則虛之，虛則實之”，也就是利用自身的號召力，網絡的傳播能力，推動自己所推薦個股的上漲，這應當是他和其他為數不少的網上“股神”蝶化的主要秘密。

　　這或許也正是東西方“兵圣”對戰爭和戰爭迷霧認識論之巨大分歧的根本原因所在：西方戰爭的迷霧主要來自戰爭本身的客觀復雜性，所以克勞塞維茨和他的戰爭論更多強調的是如何發揮自身和研究對手的火力和基本作戰技能，就如西方投資者更注重研究基本面的投資價值；而東方戰爭更多充斥的是爾虞我詐，孫子和他的孫子兵法主要論述的就是計謀和攻心，中國的投資者也更熱衷于研究技術走勢來識破與利用“騙線”。

　　可惜，我們這種老祖宗們傳下來的謀略智慧，在與國際市場的碰撞中似乎并沒有發揮出什么優勢。這在全球最大的大眾商品市場——石油市場上表現的尤其明顯。除了陳久霖的覆轍不遠，其實更耐人尋味的是國家發改委在國內汽油價格上的猶豫不決。

　　按照發改委的有關規定，

國際油價漲跌超過8%，就將考慮調整國內汽油價格，可上一次油價從70美元一路跌到55美元才止，此時跌幅都超過20%了，下調了一次；而這次油價再上70美元，都漲了30%了，有關部門卻還在猶豫。估計上一次是沒想到會跌那么多，這一次多半是又沒有想到能漲那么多。

　　不過，石油市場也確實難以把握，從中國的宏觀調控到美元的中短期走勢，從尼日利亞的罷工到墨西哥灣的颶風，事事都得關心。尤其是墨西哥灣颶風，啥時侯能到？能刮幾次？風力幾級？預測難度只比“戰爭迷霧”低些。

　　不過就算準了，這颶風到底會如何影響油價，同樣需要好好思量。如果說擔心颶風摧毀煉油廠因而引起汽油價格上漲，我沒意見，但如果說會因此引起

石油價格上漲，那就頗為奇怪了：煉油廠不煉油了，對石油的需求少了，這明明是“利空”才對。

　　所以盡管全球不少主流媒體和業內人士都對此持“利好”說，國內的媒體和專家大多也人云亦云，咱們反而要警惕：這是不是那些受到原油多頭操控的媒體和專家，利用其主流話語權的地位，在搞“虛則實之”的把戲？

　　其實，要預測油價走向，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把伊朗局勢作為主要決定因素，反正就算猜不準，也還有“戰爭迷霧”的借口為自己開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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