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　

　　投資結構演進推動經濟增長　

　　韓國、新加坡、中國的香港等地，是戰后發展最快的亞洲國家和地區，隨著資本和技術的積累，它們逐步發展起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國家和地區。此后，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在內的亞洲23個國家和地區，也被納入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行列。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轉變過程具有較高的相似性，一般都經歷了從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知識技術密集型的投資結構演進，投資結構演進推動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新加坡：階段性鮮明　

　　新加坡經濟增長的階段較為明顯。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工業化開始起步,為了解決單一依賴轉口貿易和殖民統治時期遺留的嚴重失業問題,重點發展進口替代和勞動密集型工業。

　　20世紀70年代，新加坡轉而發展出口導向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同時大量吸引外資，引進電子產品，工業化步伐加快。

　　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政府開始著手重組經濟結構，將制造業朝著高附加值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方向轉化，并積極促進服務業發展，開始重視人力資源開發。

　　進入20世紀90年代，新加坡政府正式將制造業和服務業確立為經濟發展的雙引擎，以信息產業為中心的知識密集型經濟開始興起，生命科學備受重視。

　　與上述經濟增長階段相應，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產出增長8.8%，其中要素投入貢獻89.9%，要素生產率貢獻10.1%,經濟增長屬于粗放型;70年代,產出增長8.3%，其中要素投入貢獻64.5%，要素生產率貢獻35.5%，經濟增長集約化程度有很大提高，但仍屬于粗放型;1980-1993年，產出增長6.9%，其中要素投入貢獻38%，要素生產率貢獻62%，實現了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向集約的轉變。　

　　香港：由資本轉向技術　

　　

香港經濟增長的階段性沒有新加坡明顯，20世紀50年代，因資金有限，只能發展資金需要量少、周轉速度快、收益周期短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同時完成了從單純的轉口貿易向出口導向型工業轉變。

　　20世紀60年代，隨著香港的外部資本流入迅速增多，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尤其是金融、保險、地產、商業服務等新興服務行業發展顯著，經濟增長呈現資本密集型的特點。

　　20世紀70年代,香港出口市場萎縮，制造業的發展速度有所放緩，服務業對生產總值的貢獻也有所降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勵措施，促進經濟增長向技術密集型升級。

　　20世紀80年代，經濟活動中的知識技術成份逐漸增大，且內地改革開放成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外部因素,為香港提供了資金、勞動和市場，推動其經濟增長上升到更高的層次。

　　與上述經濟增長階段相應，20世紀60年代，香港產出增長10%，其中要素投入貢獻51%，要素生產率貢獻49%,經濟增長屬于粗放型，相對集約程度較高;20世紀70年代,產出增長9.2%，其中要素投入貢獻72.2%，要素生產率貢獻27.8%，經濟增長集約化程度有較大降低，屬于粗放型;1980-1993年，產出增長6.5%，其中要素投入貢獻43.5%，要素生產率貢獻56.5%，實現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韓國：科技可以興國　

　　韓國經濟增長過程可分為四個階段。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韓國經歷了戰爭后的重建恢復期，先是選擇了內向型經濟發展道路，后逐漸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替代”，積極引進外資和技術，擴大出口貿易，及時實現了經濟從內向型向外向型的轉變。

　　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韓國開始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如輕工產品)推動經濟增長，同時完成了資本密集型的原材料工業產品的進口替代。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到整個70年代，韓國從日本、美國引進外資，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重

化工業，并逐漸取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地位，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

　　20世紀80年代以后，韓國提出“科技立國”口號，大幅度增加科技投資，重點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其產品的出口份額不斷得到提升，同時重點扶持優勢產業、戰略產業、新興產業，并擴大海外直接投資。

　　與上述經濟增長階段相應，20世紀60年代，韓國產出增長8.6%，其中要素投入貢獻107.5%，要素生產率貢獻為-7.5%,屬于純粹的粗放型經濟增長;70年代,產出增長10.1%，其中要素投入貢獻59.9%，要素生產率貢獻40.1%，經濟增長集約化程度有很大提高，但仍屬于粗放型;1980-1990年，產出增長6.4%，其中要素投入貢獻55.1%，要素生產率貢獻44.9%，粗放型經濟增長的集約化程度進一步提高；1990-1994年，產出增長6.6%，其中要素投入貢獻39.7%，要素生產率貢獻50.3%，實現了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專家看法　

　　由經驗分析可知，各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時間、過程和程度不同，這是因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而各國具有不同的經濟增長目標與歷程、不同的社會制度與政策策略、不同的思想與文化環境，使得影響因素發揮的作用和影響的程度多有不同。

　　總結成功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共同經驗，基本上有四個方面：

　　第一，技術進步能夠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核心和根本推動力，也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決定性因素。

　　第二，政府通過實施財政、法律及行政手段進行的適度干預，可以保證市場競爭的規范和有序。實踐證明，政府在公共福利、社會分配、基礎設施、科技進步、對外貿易等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能夠有效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保障。

　　第三，現代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高素質的人力資源，這是因為人力資源能夠掌握和發展現代科學技術并能主導所有的發明創造，所以應該發展多層次的教育和職業培訓，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

　　第四，高效均衡的產業結構有利于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符合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規律，可以使社會資源在各產業部門之間及產業內部實現合理配置，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載體。為了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需要制定正確合理的產業政策和產業發展戰略來引導。

　　一家之言　

　　他們為何能走上快速發展之路　

　　“強政府”一向是“東亞經濟模式”的顯著特征之一，由此不難理解在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政府的突出作用，在發展戰略、人才培養、技術引進、金融穩定、價格保護、結構調整等方面都由政府主導。正因為有效地利用了政府準確而強有力的誘導，這些國家和地區才得以在短時間內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僅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之路。當然，“政府主導”并非適用于所有發展階段，實際證明，近年它已經在部分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中造成了一些困擾，需要考慮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重新定位問題。

　　在發展戰略上，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先后經歷了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戰略轉換,通過對外開放、利用外資和鼓勵出口等一系列措施融入到國際化進程中，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及資本來推動本國經濟發展，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了大規模的結構調整，20世紀50年代重點發展較容易實現進口替代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20世紀60年代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的發展轉為面向出口，而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則成為進口替代的重點；20世紀70年代，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在韓國開始面向出口，而技術密集型工業在韓國進入進口替代階段，在新加坡則直接面向出口；20世紀80年資本密集型工業全面轉為面向出口，而技術密集型產業開始進入進口替代階段或直接面向出口。通過結構調整，這些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不斷高級化和外向化，成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有力支撐。

　　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在落后條件下迅速實現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這與對科技進步和人力資源的高度重視是分不開的。在這些國家和地區，技術進步是通過引進、消化國外先進技術和自主開發適用技術兩個階段完成的，前一階段主要是面向勞動密集型工業，后一階段則集中于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科技投入，建立科研機構和基地，制訂高新技術產業計劃，促進科技成果的推廣使用等。這些國家和地區把提高人力資源的素質看作是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根本前提，通過增加教育經費投入、實行普遍的義務教育、發展高等教育及職業技術培訓、制定和完善人力資源開發的法律法規體系以及“走出去，引進來”等措施，從社會需要出發，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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