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企的狂歡

　　文/袁劍

　　很多年以來,無論是在正式的研究中,還是在新聞媒體的公共話語中,我們都已經習慣了民企和國企的兩分。然而,這種兩極思維可能正在遮蔽我們的視野,扭曲我們對當下中國真實問題的理解。

　　通常的理解,所謂民企,即所有權在私人手上的企業,而國企則是所有權屬于全民共有的企業。但比照中國的經濟現實,我們就會發現,企業的真實屬性可能遠比作為“理想型”的民企和國企兩分要晦澀得多。可以查知的歷史事實是,在長達30年的中國改革中,一些傳統的國企倒閉了,消失了,而另外一些則不斷擴張壯大。同樣可以確證的是,在今天,一些國企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甚至風光到了國外,而另外一些則慘淡經營,衣食難周。同為國企,命運為何有如此霄壤之別？實際上,這些國企不同命運的背后原因,既不是其經營者的努力不同,也不是它們的行業性質不同,更不是它們的運氣不同,而主要是它們離權力的遠近不同,它們在政治體系中的權重不同。如果將中石化、中國建設銀行這樣的國企與一個嗷嗷待哺的地方性國企相提并論,將它們歸類為同一種屬性的企業,并在這樣的基礎上信口開河說“國企如何如何”,我們恐怕就會霧失樓臺,犯“錯置具體性的謬誤”。因為他們的企業性質實際上大相徑庭。如果我們將后者稱之為國企的話,那么中石化之流的企業更加準確的稱謂應該是:官企。其典型代表,就是近幾年在中國經濟中呼風喚雨,并作為中國國企改革標志性成果的央企。

　　所謂官企,其第一位的屬性就是其政治屬性,就是其在政治差序格局中所享有的優勢和支配性地位。可以觀察到的事實是,官企的企業領導大多是有某種政治級別的。在央企,企業領導大都有部級、副部級、司局級的政治身份;而在地方,則可能帶有廳級、副廳級之類的頭銜。這些帶有明顯政治任命色彩的企業領導,其行為動機究竟是服從他們的經濟理性,還是服從他們的政治理性,殊為可議。一位曾在某國銀行主持過股改的朋友,被問及為何要轉到一家小型股份制銀行服務時候,告訴我:那邊都是“中(中組部)管干部”,而這里的人事就要單純多了。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通過職業經理人市場來尋找的。這雖然是老生常談,卻也透露出中國官企與標準意義上的國企的關鍵差別。回溯歷史,1990年代“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戰略,本身就是出于一種政治控制的考量,而不是一種經濟和利潤計算。在這種戰略下成長起來的央企以及其他類似企業集團,在基因上開始就被烙上了某種政治印記。2005年,中國三家在海外上市電信巨頭的企業負責人,像當年八大軍區“司令對調”一樣突然被換防,這種荒謬的人事決定在政治上或許是理性的,而在

　　不過,政治屬性并非中國官企的惟一特點。在中國,官企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產權名曰國有,實際上屬于特殊利益集團。正如我們在本期封面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像央視這樣依托于壟斷權力的企業,其所獲得的巨額壟斷利潤竟然成了國家廣電總局的“自留地”;這種坐地分肥的情況又何止于央視？資料顯示:多年以來,這些靠壟斷、權力甚至國家財政和金融救助積累起巨大利潤的央企,竟然從來沒有向它的所有者——人民,分過紅。而這些本來應該屬于全體國民的紅利通過各種方式被名正言順地劃歸為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的禁臠。官企這種屬于特殊利益集團的產權性質,從電力、石化、銀行等部門員工奇高的收入水平上清晰可見。利之所在,難怪許多人要削尖腦袋,成為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的一員。如此企業,哪里還有半點國有企業的公共性可言。

　　作為硬幣的另外一面,官企在追求小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是它們將成本最大限度的外部化或者公共化的特性。容易看到,諸多官企的巨額利潤多半都是通過將成本轉嫁給公眾而實現的。更加通俗的說法則是:利潤歸(利益)集團,成本公眾攤。石油、石化、醫療、教育等公共事業自不必說,而饕餮如國有銀行者,則更是以金融風險為要挾,一舉掏空公眾福利數萬億之巨。加上官企們每年輕松核銷的巨額資產損失,官企最近幾年看上去宛如奇跡的利潤增長就顯得異常蒼白了。官企,很可能是公共福利的帕雷托倒退。有鑒于官企的這些與時俱進的屬性,我們非常有必要將官企從傳統國企中鑒別出來。

　　大致可以確認,當今中國官企最核心的競爭優勢在于官權,在于其超越經濟優勢之上的政治優勢。讓人擔心的是,這些官企在中國的經濟舞臺上越來越活躍,其實力也越來越令人側目。最近一系列的“市場化”并購中,中國官企跑馬圈地幾乎無役不與,而那些地方政府的“小央企”以及“小小央企”們,也是有樣學樣,在地方上的“重組并購”中干得同樣順手、出色。真可謂一路狂歡。然而,在這狂歡的背后,公眾將付出怎樣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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