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企：公共福利的帕雷托倒退

　　文/陳茜

　　虛假的盈利繁榮,責任與風險的嚴重不對稱,以及對公共福利的無情蠶食,才是央企本來的真面目

　　中央企業,一個氣勢磅礴的名字,不僅擁有難以匹敵的資產,更擁有令人側目的身份。曾

幾何時,央企突然成為經濟全局中一顆不可忽視的棋子,左右著全盤的局勢。對于如此驕然的地位,地方性國企自然嫉妒不已,民營企業更多的可能是羨慕,而公眾的感覺也許是無奈,因為生活越來越被一股力量所左右,而這股力量其實就是看似遠,其實近的央企。然而,央企給社會帶來的究竟是什么？

　　央企飄“紅”,是喜是憂？

　　2006年1月,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宣布了一個好消息,2005年,國資委監管的169家中央企業實現銷售收入67312.9億元,同比增長19.8%;實現利潤6276.5億元,同比增長27.9%;截至12月底,中央企業資產總額10.6萬億元,同比增長15%;凈資產4.6萬億元,同比增長18.1%……無疑,這一系列遠遠高出GDP增長率的數字足以顯示央企在2005年的非凡成就,也使得央企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更加穩固。然而,從國資委的官方網站和其他公開的數據中,筆者并沒有查到這一系列輝煌數字背后的構成。人們更為關心的是,這近6000億的利潤到底是誰掙的？是169家全部盈利,還是多數盈利少數虧損,或者是少數盈利多數虧損？如果我們稍微留意一下這些利潤的具體來源,央企表面的繁榮將被輕易地撥去,剩下將是更多的疑慮。

　　中石化等三大石油巨頭2005年財報的公布,為我們間接提供了這個機會。2005年度,中石化(600028.SH)、中石油(0857.HK)、中海油(0883.HK)三大石油集團分別實現了凈利潤396億、1333.6億(港幣)和253.23億(港幣),較2004年猛增22.57%、28.4%和57%。

　　中國三大上市石油巨頭2005年以接近2000億的凈利潤,占據了2005年央企總利潤的30%以上。這樣算來,國資委掌管的其他166家央企的總利潤近4300億元,平均每家央企利潤為25.9億元,這其中還包括中國電信、中國網通、國家電網公司、寶鋼集團這些“盈利大戶”,也就是說,多數央企的盈利能力其實低于我們的想像。

　　不知央企能否稱得上中國最優秀的企業,但絕對是最有勢力的企業。可惜的是,盈利的央企必定有勢力,但反之卻不一定成立。因為盈利的央企大多依靠它們對稀缺性資源的壟斷,或直接向下游企業和消費者提價,或“挾持”發改委提價以間接獲得高價“福利”。縱觀央企的利潤格局,資源型央企顯然過上了“大富大貴”的日子;而處于公共品領域的央企也永遠不會體會沒米下鍋的感受,通信、電力、交通等行業的央企通過行政壟斷高價獲得了超額利潤,至于那些雖有絕對的規模優勢;但需要直面市場競爭的央企(如一汽、上汽)可能就要忍受在市場中拼殺的煎熬,虧損隨時都會不請自來。如此看來,央企的“競爭力”并非依靠其自身積累的競爭力,不免有“盈之不武”之嫌。

　　我們不該被央企那些誘人的利潤、收入所迷惑,其背后的資產流失或許更加駭人聽聞。2003年,當時的181家央企中,有40家企業總資產損失超過10%,還有40家企業的總資產損失超過了20%。央企當年共申報核銷損失3178億元人民幣,這相當于9.2萬億資產總額的4.2%,3.2萬億凈資產的9.9%,再加上財政部核準的近1000億元損失,央企共計核銷損失達4000億元。到了2005年11月,又有重磅消息傳出:2004年中央企業的各類資產損失高達3521.2億元！此時,2004年4879.7億元的央企利潤在瞬間顯得軟弱無力。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不知道在剛剛過去的2005年,又將有多少央企的資產損失在等待核銷？如此一來,關于央企“經濟運行創造六大歷史水平”、“經營業績又上新水平”的喜訊又有多大價值呢？

　　國資委對此的解釋為,央企發生損失的原因主要在于投資失誤、管理不嚴、財務紀律松弛,“會計核算不規范,人為調節利潤,造成大量潛虧掛賬”,以及“主要是監督制約機制不到位,缺乏資產損失責任追究制度”。鑒于此,國資委于2006年2月正式下發了《關于在中央企業開展不良資產管理效能監察的通知》,擬對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人實施責任追究。然而總結原因總是容易的,責任追究制度的制定也不難,但真正追究起責任來卻絕非易事，畢竟，央企姓官。如何究官，在中國從來就是一件相機決策的事情。

　　央企的幸福生活

　　2006年2月,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國有企業分紅,分多少？分給誰？》,使人們更加關注央企利潤分配,文中主要闡述了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的分紅政策。央企應向中央財政分紅,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大規模留存利潤為企業產業擴張提供了資金,但企業內部資本配置無法像從金融部門獲得融資那樣受到嚴格的審核監督,很可能影響投資效率,這在一些央企將剩余資金投向房地產等暴利行業可見端倪;二是政府已經承擔了企業的大部分重組成本,也就是說央企的包袱一直是由中央財政扛著,這也是我們有目共睹的。

　　自1994年以來,中國的國有工業企業,其中包括處于壟斷行業擁有高額利潤的央企,從未向財政部、國資委或者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門分紅。央企與財政之間“有難同當,有福獨享”的“幸福時光”已經受到各方的質疑。

　　央企的“幸福”不僅體現于對利潤的“獨吞”,更在于其風險與責任的嚴重不對稱。央企的瘋狂擴張就是典型的后果,因為擴張成功就可以獲得更為強大的話語權,無論面對市場還是面對國資委;而失敗的結果就是等待重組,獲得“新生”。

　　在收益明顯大于風險的條件下,擴張已經成為央企的“最優”選擇,而正是這種缺乏自律的揚鞭疾馳的擴張,導致了一個又一個央企巨人的轟然倒下,華源集團、三九集團都是高舉銀行負債、占用旗下上市公司資金的“典范”。它們在“市場化擴張”的過程中,利用央企的特殊身份,“綁架”了多家當地的銀行,一邊債臺高筑,一邊肆意收購,直到債務危機的爆發,它們的虛弱才真正被曝光。然而這些集團的負責人不該忘記的是,央企資產的經營管理權是一種公權,公權則意味著責任,如果可以置責任于不顧,央企的資產就已經躺在懸崖邊上了。而事實卻是,這類央企也不在少數。

　　華源集團在經歷了一番粗放式擴張后,合并財務報表的銀行負債為251.14億元,其中母公司為41.28億元。同樣,三九集團也是一個欠債大戶,在瘋狂擴張的過程中欠下了高達107億元的債務,這與德隆等民企的毫無約束的負債擴張究竟又有什么區別？

　　然而銀行的逼債并沒有徹底“凍結”華源,也還是因為央企身份,在國資委進行了疏通之后,華源及其下屬上市公司的股權得以安全解凍,并獲得重組的機會。而三九集團債務危機于2003年9月總爆發后,最高院為支持其重組,對其給予了司法保護,即不受理銀行對三九系的司法訴訟。由此可見,在任何時候——無論是借債時,還是在事發后,央企的身份都是它們最有效的保護傘,有了這個保護傘,很多問題都會得到“妥善”解決。

　　有了這樣的“安全底線”,央企的擴張沖動非常強烈。有媒體報道,2006年以來,除了中國化工頻頻出手外,中鋁等知名央企也都在跑馬圈地。雖然它們的行動紛紛披上了“市場化”的外衣,但是從它們的收購對象和收購目的就能窺出一二。其收購對象是以各個地方的中小型國企為主,這些企業或者是經營不善,或者在原材料供應方面有求于控制著各類重要資源的央企。也就是說,收購并不是要求強強聯合或者資源整合,與消滅競爭對手似乎更沾不上邊,即這些收購的目的并不在于利潤的最大化,而是規模的最大化。打著產業整合的旗號,借著“市場化”收購的東風,央企們都在向著“行業前三名”(去年年底,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曾公開表示,如果央企規模做不到行業前三名)的偉大目標,向著“不倒翁”的美好前景,不遺余力地擴張。這就是央企的本質。

　　這讓人不禁想起德隆的遭遇。相比較而言,德隆遠沒有央企巨人們幸運。無論是操縱股價的莊家還是根系龐大的企業,無論是賭博于資本市場還是賭博于“產業整合”,德隆的童話在美好了數年后最終破滅。只是在其大廈將傾之際,唐萬新在接受采訪時拋出了一個隱含的觀點:德隆是一個民企。顯然,德隆絕非等閑之輩,否則不會如此長時間地呼風喚雨,面臨不利的生存環境,德隆后期選擇的戰術也是“拼命做大”,以期大到不能倒,但是最終還是難逃宿命,然而令人吃驚的并不是它的倒下,而是它的結局——唐萬新被捕,旗下產業“樹倒猢猻散”,政府從小心呵護到嚴刑峻法,學者們從極力吹捧到嚴辭批判……

　　德隆和唐萬新都為其所作所為付出了代價,但是與其某種程度上具有相似性的央企就不需要考慮那么多,華源、三九集團的重組在國資委的安排下有條不紊的進行,資金會有的,面包也會有的。而這里，可能正是民企與官企的區別所在。

　　此外央企的責任缺失還表現在不顧風險、不考慮后果的純粹投機。

　　中國儲備棉管理總公司(以下簡稱“中儲棉”),這家2003年3月方設立的中央企業,職責本是承擔平抑棉價、穩定市場,促進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實施的功能。就在成立后的5個月后,中儲棉利用行政性壟斷許可,累計進口棉花達20多萬噸,豪賭國內市場棉價上漲;結果投機失敗,巨虧近10億元。2005年1月11日,國內標準級棉花價格為11789元/噸。以這個市場化的價格來計算,中儲棉的注冊資本已虧得一干二凈。

　　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航油”),因誤判油價走勢,于2004年11月20日產生了在石油衍生品業務投機上產生5.5億美元的虧損。迫不得已,中航油于12月1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請破產保護令。

　　中儲棉總經理雷香菊將虧損的原因歸咎于國家的宏觀調控,絲毫不提炒棉過程中的個人決策和無人監督。無獨有偶,中航油總裁陳久霖也把責任歸結為“外國陷阱”、“偶然失手”等因素,對自己的賭徒行為也只字不提。他們的共性在于,缺乏賭場上的靈性,卻更擅長推卸責任。

　　最終,中航油和中儲棉的虧損都由政府埋單。不同的是,中儲棉的問責對象至今沒有明確結論,而陳久霖則被推上了審判席。或許,陳也有不訴之苦,可能有人會友情提醒他:“對不起,這里是新加坡。”

　　公共福利的“帕雷托倒退”

　　2005年7月23日,根據發改委的公告,全國成品油價悉數上漲,這離上一次成品油提價時間不到一個月。接著,8月21日,中國企業家聯合會和中國企業家協會在天津發布了“2005年中國企業500強”,中石化、中石油分獲

　　到了2006年,這種帶有某種滑稽色彩的新聞鏈接仍在重演。3月20日,在香港上市的中石油發布了2005年度財報,公司以1333.6億元凈利潤超過日本豐田公司,成為亞洲最賺錢的公司,這也刷新了其上市以來的盈利紀錄,凈利潤增幅高達28.4%。然而不到一周后,即3月26日,國家發改委再次決定“適當”調高成品油價格。

　　雖然此次發改委的發文中首次提到了要適當給予弱勢群體和公益行業補貼,但具體的補貼細則和相關依據尚無著落,而這些補貼紛紛要地方政府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這些不確定的因素,讓我們不得不懷疑這些補貼何時、以何種方式能夠真正到達那些需要補貼的人的手中。可見,漲價是堅定的、先行的,補償卻是模糊的、跟進的,這其間的區別已經將壟斷企業和弱勢群體之間差距勾勒得淋漓盡致。

　　其實油價上漲的理由我們已經耳熟能詳:與

　　中國的石油企業僅僅是壟斷行業的代表而已,縱觀央企的“利潤大戶”,無不屬于石化、電力、金融、鋼鐵、移動通信、交通運輸這些“鐵腕”行業,它們或借助壟斷特權將產品定價大大高于市場競爭的價格,買方除接受而別無選擇;或肆意抬高公共品的價格,幾年來,轟轟烈烈的價格調整聽證會更像是一種擺設,而公眾從來只有接受更高的價格,而沒有否定提價議案的機會。如此一來,其他非下游生產企業的生產者剩余和公眾的消費者剩余被無限地壓縮,他們的損失轉化為數家央企口袋里滾燙的利潤和資本市場中上揚的曲線。而這些利潤，也遲早是特殊利益集團的禁臠。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這些行業遠遠高于其他行業的工資水平中看出。

　　關于央企給社會福利帶來的損失,我們可以從南京大學經濟學學者劉志彪、姜付秀的研究中窺得一斑。他們以深滬兩地上市的具有行政壟斷性行業的30家上市公司1997-2000年的數據為代表,這些行業包括金融保險業、郵電通訊業、交通運輸業、電力及設備制造業、生物制藥業及石油化工等行業,而除金融保險業以外,這些公司的母公司幾乎是清一色的央企。研究結果將社會福利損失分為兩大類:一是純粹的經濟損失,即本應生產出來以增加社會福利的部分,卻因壟斷因素沒有被生產出來的部分,這部分既沒有被壟斷部門得到,也沒有被廣大消費者得到。1997-2000年期間,這部分損失每年平均最低限估計也在918.16億元,為福利凈損失占GNP 的1.15%;二是壟斷租金部分,即壟斷企業通過壟斷高價獲得的部分,其絕對數高達2930多億元之巨,占GNP 的3.68%左右。巨額的壟斷租金留在行政壟斷部門,相當部分被這些部門浪費、消耗。

　　有關統計顯示,僅2003年國內石油公司通過漲價就多賺了300多億元的利潤,而社會為此付出的代價則高達2100億元。我們不禁要問,到底誰在犧牲？是以中石化、中石油為代表的央企？還是其他相關企業和公眾？

　　此外,央企每年申報的資產核銷,這些以千億計的國有資產流失對于“出資人代表”國資委而言,并沒有多少實際的損失,真正受損的仍然是公眾的福利,因為這部分損失還是需要屬于全體國民的公共財政資金填補,這意味著本可以用來提供更多的公共品的財政支出又要默默流入那些堪稱“中國經濟支柱”的口袋。

　　有關人士研究的結論是,中國企業進入500強相關因素排序先后為:資源壟斷、規模經營、品牌、

　　近來,關于央企應上繳紅利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是交給誰卻一直是個問題,這涉及到國資委和財政部的權限劃分。在國資委看來,這部分收入應側重于資本性投入,用于央企的重組和資本金補充,進而調整國有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也就是說,國資委對承擔公共品的投入沒有多少興趣。而財政部認為,如果國資委取得分紅的主導權,那么圍繞央企改革的一系列成本,包括支付歷史成本,都應由國資委獨自承擔。這對于國資委而言,顯然又是難以承受的重擔。

　　2006年2月,持續了近兩年的央企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編制主導權的爭論日趨明朗,在與財政部的較量中,國資委笑到了最后,將擁有央企紅利分配的主導權。這意味著納稅人將難以分享央企的利潤增長,難怪有人評價道,對于社會而言,央企吃的是新鮮的牛奶,吐的是苦澀的草汁。

　　在國資委的謀劃下,央企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題的地位越發明確。但是,國資委即將擬定的央企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真的能夠脫離公共財政體系嗎？2005年年底中石化獲得的100億元財政補貼,就已經暗示公共財政預算與央企的經營預算之間還有著脫不了的干系。如果在二者之間真正建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墻,對于納稅人來說,應該算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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