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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日前，厲以寧教授在北大第七屆“光華新年論壇”上談到稅收問題時，用相當嚴厲的口氣指出：“靠實行高稅率把富人降為中產者很不足取，必須堅決摒棄”，“殺富濟不了貧，也無助于窮人的脫貧”(見12月27日《華夏時報》)。
厲教授的談話給我的直覺印象就是：“無的放矢！”有誰說過要“靠實行高稅率把富人降為中產者”嗎？沒有！國家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有任何這方面的苗頭嗎？也沒有！不僅沒有，而且在和個人的貧富程度最密切的“個人所得稅”方面，目前簡直就是在“殺貧濟富”：統計表明，絕對不屬于“富人”的工薪階層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已占了全國“個稅”總額的70％以上，在某些地區甚至超過了80％。如北京市2003年度工資、薪金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近108億元，竟占全年各所得項目收入的86％左右(見 2004年9月9日《財經》)——在這種狀況并無任何變化的情況下，厲教授的嚴重指控不是無的放矢又是什么呢？
其實，即便是不談按勞分配的大道理，單從厲教授賴以安身立命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富人多交一點稅也是完全合理的。這里牽涉到了一條相當著名的稅賦原理就是“受益原則”(Benefit Principle)。這一原則認為，你從政府那里享受到的服務越多質量越高，你繳的稅就應該越多。需要強調的是，這一原則與厲教授最擔心的“殺富濟貧”以及“分配平等”完全無關，而只不過像是一種普通的交易：因為你多吃了糖果，所以你要多付錢。
常識告訴我們，富人的確比窮人享受了由政府提供的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與服務。比如，富人都有私家車，因此比無車的窮人更多地享受了公共交通方面的便利與服務；再比如，富人的后代一般可以享用水平更高的公共教育與衛生資源，而窮人的后代相對享用較少；還有，由于富人的總體財富遠高于窮人，因此在國家對全社會提供的無差別的公共安全服務中，富人也自然占有了更大的份額——富人既然占盡了便宜，多交一點政府賴以正常運轉的稅，不是于人于己都有利嗎？不是正符合厲教授極為推崇的“雙贏”嗎？
讓我感到好奇和不解的是，以厲教授在經濟學領域里的“泰斗”地位和精深素養，這次為什么會犯這樣幼稚膚淺的低級錯誤呢？我思前想后，覺得原因還是要從近兩年社會心理的微妙變化中去找：自從兩年前，張維迎教授提出了“特赦論”之后，原本可以在歷史的混沌中蒙混過關的資本“原罪”問題，極為難堪地浮出了水面；而2004年的“郎顧之爭”，使更多的民眾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是這樣富起來的”！經過這樣兩場大討論，所謂“勤勞致富”、“經營致富”的美麗神話在某種程度上先后破滅，而最具歷史使命感的厲教授恐怕強烈地感到了危機——于是先來個“防患于未然”，預制個“殺富濟貧”的大帽子，嚴陣以待批評者。
不久前，筆者曾撰文勸告富人們不宜變本加厲，因為“原罪”問題也好，其他問題也好，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都可以通過對國家民族的現代化作出貢獻的方式得到解決。但現在看來，許多人沒有聽進去，也沒有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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