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

　　我們并不想獵奇，只是希望揭示一種自然產物的狀態，盡管這種揭示可能很不全面。

　　但是透過記者采訪的點點滴滴，我們可能會發現，許多事情其實很簡單，神秘只是人為的結果。

　　基金的私處，其實是管理者的痛處。

　　2000億元以上的私募基金，一直活躍在股市中忙碌的人們的身邊，但它顯得相當神秘。

　　這里面曾有過不少的股市神話，有無數行蹤詭秘的后臺老板，更有無數潛伏的“主力”和“莊家”。但是，這些在中國證券市場加強監管的大環境中，并不重要。

　　我們更為關心的是，在十年的證券市場中，私募基金走過了什么樣的路，他們的生存狀態是什么，他們的游戲規則又是什么？而隨著私募基金的合法化，他們希望將來走的路又是什么？

　　記者利用自己曾經做過操盤手的經歷，悄然地走近了他們。

　　成 長

　　中國的地下私募基金的發展，是政策空隙的產物。其發展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93年到1994年，由于證券公司的主營方向從經紀業務走向承銷業務，與之配合需要定向拉一些大客戶，久而久之雙方在資金的管理上形成了信任關系，大量熱錢希望從證券市場上尋找出路，此時，證券公司的角色轉換成代理人，由大客戶將資金交與證券公司代理委托進行投資。

　　第二個階段是1997年到1998年，由于這期間一級市場非常活躍，上市公司開始將股市集資來的空余款項委托主承銷商進行投資，享受無風險的利潤。

　　第三階段則是1999年到2000年5、6月，一方面在此期間中國股市爆發了罕見的歷時長久的超大行情，另一方面由于投資管理公司成為熱門行業，大量證券公司從業人員跳槽出來做自己的業務，轉眼間形形色色的私募基金遍地開花。

　　無論是哪一個時期，私募基金的存在都是在陽光與黑暗之間游走。各界對于私募基金的這種生存狀態一直持沉默的態度，直到近期《投資基金法》草案中將其合法化與規范化，私募基金的問題才迎來了各界的正視。

　　各界關心的是，在這個灰色資本市場中，基金的規模總量有多大？沒有任何權威部門作過統計，但保守估計有2000億，而據一些業內人士的分析估計，大概有5000億左右。這個數目遠遠超過了深滬兩市的封閉式基金。

　　外 衣

　　記者對幾間私募基金進行了調查，發現目前形形色色的私募基金，都離不開以下三種形式。

　　最為常見的是綜合類的證券公司中從事咨詢業務的部門為本公司的大戶提供操作建議和操盤服務，他們通過大戶們的關系拉來資金。記者所采訪的一個私募基金的工作地點就在與大戶室同層的一個不起眼角落的小房間里，房間很簡單，只有20來平方米，8個卡位。這些操盤手一部分是證券公司的從業人員，但占的份額并不多，更大的一部分人員是從外界“挖角”回來的專業人士。

　　再就是多種身份的民間法人，如投資顧問有限公司、投資咨詢公司、投資管理公司、融資服務公司、市場策劃服務公司、信息咨詢服務公司等等。這些公司的規模不同，注冊資金也不同，被監管的力度也不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一般要求5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注冊資金，并要求公司的核心員工持有相關行業的從業資格證，而且常被納入重點調查之列。信息咨詢服務類的公司注冊資本是最少的，僅需10萬元人民幣，并且不受約束，也很少受到監管部門的重視。不過，這類公司不像投資管理公司名正言順地打著大招牌，所以主要是做熟客生意，管理的資金規模也比較少，通常在1000萬以下。

　　一部分民間的投資機構，除了做投資業務外還參與資產運營的中介服務。這些主要是那些投資管理公司、投資咨詢公司。他們有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觸角涉及到上市公司、金融機構、各類財經媒體、各地政府部門、科研院校、以及同行大大小小的私募基金管理者。他們巧妙地策劃著企業間的兼并、重組、行業調整、資源整合，玩弄著很多在資本市場常見的“空手套白狼”的游戲。一位某投資管理公司的負責人告訴記者：“要是我們一年能接到這樣一單業務(資產運營)，就足夠維持我們一年的開支。要是有兩單的話，比操盤的收益還要好兩倍。”

　　還有一種私募基金就是多年“浸泡”在證券市場中的“老股骨”合伙搞的股票工作室。這些人多是十年前第一批下股市淘金的弄潮兒。他們在市場中摸爬打滾多年，有一幫忠實、穩固的支持者，再加上媒體宣傳效應，已在民間中具有明星效應。據了解，楊百萬、邱力原也曾辦過股票工作室。這類工作室的收入主要有三種：一、操盤收益中的提成；二、大額股票成交的交易費返還；三、開通咨詢服務熱線。其中，在“大牛市”行情里，手續費返還收入非常可觀。據一位業內人士透露，在1999年的“5·１9”與2000春節的行情中，他們把各大客戶都拉到與自己有協議提成的券商營業部中，把大額的成交量都記在自己的名下，光手續費返還，一個月就有一萬多。

　　精 英

　　英雄莫問出處，K線之間尋路。

　　在一家不愿透露姓名，但實際打理著私募基金的投資顧問公司中，記者了解到其人才結構比起一些名頭不小的券商來，絲毫不顯得遜色。在公司40名員工中，碩士學歷以上的有26人，其余的人均為本科畢業，而且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有海外的留學和工作經歷，有的甚至還曾任職華爾街大型金融機構的證券分析師。這家投資顧問公司員工的平均年齡在36歲—45歲之間，對資本市場的運作非常熟悉，顯得相當老練。

　　他們的分工極為精細，完全專業化。公司主要分為行業研究部門、上市公司經營管理研究部、公募投資基金研究部、企業財務研究部、資產運營研究部、公關營銷部、公司對內管理部，且每個部門獨立核算，每天都向上頭匯報資金的運用情況，收支狀況。

　　地下基金從業人員的報酬高得驚人，大體上是地上基金同等職務人員的5倍。但地下基金的工作人員易惹官非，又無基本的保障，且地下基金的聘任要求也相當高，還要了解每個加盟者的底細，在種種苛刻的要求下，人才主要是通過什么渠道，為了一個共同的賺錢目標，走到一起來了？記者從地下基金管理高層中了解到了其人員的來源。原來地下基金管理公司與國際專業的獵頭公司有很密切的往來，我國很多私募基金也是獵頭公司主要的客戶。獵頭公司專門深入知名的金融機構、科研院校中挖角，而獵物主要是那些個人處事方式與原在職公司的利益有嚴重沖突，或那些個人價值被公司嚴重低估、個人的能力得不到認同、工作得不到應有的合理報酬、內心產生嚴重抵觸情緒的職員，這些人在獵頭公司的鼓動下，干脆棄明投暗，加入“地下工作者”的行列。

　　例如，在記者了解到的這間投資顧問公司中，任職于行業研究部門經理的鄧教授，原是上海某名牌高校經管學院的主任，在校從教十余年，但在福利分房中卻榜上無名，一氣之下便接受了獵頭公司的誠意邀請，共赴大計。

　　規 則

　　《證券法》規定：每日基金管理人的報酬為上日基金資產凈值的1.5%乘1／365。這個比例相當之高，所以很多封閉式投資基金在短時期內，抬高資產凈值以獲利，快到年底分紅時，又迅速做低凈值。

　　但私募基金的風險與運作完全不同。

　　私募基金大部分只給管理者一部分管理費，其主要收入從年底的基金分紅中提取，這使得資本持有人與管理者的利益一致，這種做法就完全與美國相同。國際上基金管理者一般要持有基金3%—5%的股份，一旦發生虧損，這部分將首先用來支付，以保證管理者與基金利益捆綁在一起。中國大部分地下私募基金目前也采取這種方式，不同的是比例高達10%—30%，因此發生虧損時反而是基金管理者的損失最大。

　　據了解，規模大的私募基金一般有10億左右的盤子，基金管理者承諾的回報率為10%，如果發生虧損，管理者就會足數賠給資金持有人。

　　記者從一位在地下基金工作了4年的管理者口中了解到：他們有一套監管的四權分立方案，財務、市場、調查、管理完全分開，這也是國外投資銀行的普遍做法。但地下基金做到一定大的規模時，管理者從自己的利益考慮，稍偏向于一些大的投資者，這樣就容易引起投資人之間的沖突。

　　實際上，投資者要求私募基金代自己打理資產，門檻也不低。一般而言，個人100萬以上，機構2000萬以上。據透露，私募基金管理者會根據投資人不同的資金投入程度收取不同的管理費，最低的不會低于收益的3%，最高也不會高于收益的15%。

　　形 式

　　私募基金到底是開放式，還是封閉式，這是外界很難定論的問題，也是地下基金業操作過程中最困難的焦點之一。

　　一般很多的地下基金都會對持有期作下限規定，大型規模的地下基金最短的持有期為一年。一年以后，投資者便可贖回，但贖回時，必須提前五天預約，若大額贖回(即超過基金股本的5%)必須提前10天預約。這一點與目前地上的封閉式基金基本相同。而且，按目前的情況來看地下基金只能采取契約形式，不能采取公司形式。這種管理方式就變成前階段是相對封閉式，后期是開放式。

　　就記者走訪的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而言，他們的金融投資大體分為股票、外匯、期貨，主要是以股票為主，外匯、期貨則分設對沖型的投機基金。就在近期英國大選，英鎊大幅波動的期間，他們就趁此機會賺了一大筆。

　　還有一個盡在不言中的事實，許多上市公司通過上市融資回來的錢流向這些地下基金，所以私募基金會受上市公司的委托，專家理財，為上市公司進行股票交易。久而久之，由于獲利巨大，不少地下基金以此為生，也就成為了市場上的“莊家”。

　　來 源

　　私募基金的資金來源渠道很多，但很大程度上要雙方存在相互信任關系。

　　以上提到大型地下私募基金一部分的錢來源于上市公司，另一部分便來源于民間集資。而民間的錢據說主要集中在長江三角洲的浙江溫州與珠三角的汕頭。這兩地的人民非常團結，由同鄉會籌建各類的創業基金、互助基金、項目開發基金等。溫州的老板們很夠義氣，他們也是基金會的發起人和掌舵人。只要你是溫州人，并能夠拿出具體的項目(不管是實業項目，還是金融資產項目)，老板們都會慷慨解囊，從50萬到500萬不等。記者采訪的一家投資公司中資產運營部負責人的妻子就是溫州人，這是一張融資的好牌。

　　除此之外，地下私募基金的錢還有一部分是官場上的黑錢及走私的外匯。

　　一些工作室也會為一些散戶操盤，但數額不大。

　　缺 陷

　　雖然地下基金完全由市場需求自發成長起來，沒有行政成分，操作靈活，但也存在著不少現實缺陷。

　　首先，管理人與托管人沒有嚴格的分開。地下基金多是分開多個銀行賬戶分流資金操作。在我國目前還沒有明確健全的信用制度下，當持有人與管理人的利益發生嚴重沖突，或管理人由于操作不當造成重倉虧損時，不排除地下基金孤注一擲，潛款外途。很多的地下基金雖與持有人簽定書面協議，但這份協議的本身是不受法律保護的。

　　其次，在不少地下私募基金中，一些目前尚未合法，但非常合乎情理的做法非常盛行。例如投資方有2000萬銀行信貸額度尚未用足，又不想投入自有資金，于是地下基金管理人就以自己的股票向銀行抵押，借貸2000萬，算投資方的資金投入基金。

　　至于監管方面，一些地下基金也讓大投資者做自己資金的專門監管人，大的投資須經投資人本人的同意，效果也不錯。顯然，地下基金的靈活性已成了對現有經濟規則的挑戰，那么能否正視這些銀行、投資者、管理者都樂意的合法化做法？目前尚無定論。

　　盼 光

　　一些大型的地下私募基金管理人躊躇滿志，以做中國的美林、JP摩根為自己的抱負。但他們知道身處地下，做得再大也只是未來的小生意。中國現在有1000億養老基金、16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僅上海慈善基金、青少年基金、幫困基金等公益基金就有17個億，這些才是未來基金管理的大頭。一些有職業精神的私募基金希望盡快浮出水面，迅速做大，分享這塊業務。

　　更何況，基金做大了，又沒有外部監管，問題遲早會發生，如果引發連鎖反應，就會在全國出現大的金融風險。

　　一名地下基金管理者稱：“如果合法化，我們的做法會與目前的基金完全不同，我們現有一流的人才，因此會推出一系列細分的基金，如房產投資基金、電信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種子基金等。風險細分化，顧客也細分化，根本不會出現像現在的粗放組合。”

　　還有另一個更實際的考慮，盡管地下基金用自己的辦法解決了持有者與管理者的利益分割問題，但大投資者之間的利益分配仍存在著“制度”上的漏洞。

　　聲 音

　　給予合法，如何合法是同樣的難題，市場各界有不同的意見。

　　目前排名第一的華安基金[微博]老總韓方河在基金業研討會中指出：“不讓他們合法化，他們生意照做，且沒有任何的披露監管。對我們這些合法的基金非常不利。不同的基金不同的方法，以吸引小股東為主的基金應該是公開的基金，開放式公眾基金，這樣的風險才不會社會化；私募基金則應該規定人數與每人資金的下限，國外一般都是1000萬以上。在國外雖然私募基金不用備案，但也有信息披露的要求，如對沖基金類，不用對社會公開信息與投資組合，但每月必須對美國證券管理機構披露信息，接受其監管。在中國，私募基金應該備案，不用規定什么指定的機構或個人來管理私募基金，但一定要有管理者資格認定。”

　　上海證交所副總經理劉嘯東表態：“對私募基金來說立法可做的很少，怎么操作，那是私募基金自己的事。”

　　一位法律界的朋友則表示：“中國憲法至今沒有規定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又如何保證私募基金的利益呢？”

　　地面聲音的不同，地下基金并不樂觀。他們認為：如果合法化的詳細進程還要經過證監會的層層審核，那么，還不知輪到何年何月？又會不會是有關系的優先呢？

　　他們等待新的《投資基金法》給他們一個明媚的春天。(陳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