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學家看來，中國的收入分布是一個金字塔，高收入階層占有者居于塔的上部；與此同時，處于金字塔頂端的中國巨富層已經產生，這種由千里、萬里挑一的人組成的高收入人群的最高層的行為直接影響政策的制定和中國經濟的發展。高收入層是怎樣產生的？處在“塔尖”的中國巨富層是否高枕無憂？他們的憂慮在哪里？他們的行為方式對中國社會有何影響？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權威社會學家李強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巨富層不是一個很穩定的階層，他們往往寧愿在國外弄個護照，把老婆、孩子送到國外去。出于各種原因的考慮他們很擔憂自己的狀況。

　　李強教授首先談到中國人的一般收入來源，他說：“根據我們的調查，中國的收入大體分這么幾種情況：如果把全部中國人分成5份，最底層的20%%的人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大概為4%%，而最高層的20%%的人占50%%多一點；如果把全部中國人分成10份，最高層的10%%的人占全部收入的33%%。總的來看，就像一個“金字塔”，越是頂端的小部分相應占有的財富越多。高收入層往上數，最高收入層的1%%屬于中國的巨富層，可以說是千萬、億萬富翁，這種人每個省都有一些，全國30幾個省加起來也不少，他們是處于金字塔塔尖的人物，也是社會學需要研究的一個群體。”

　　李教授在分析中國巨富層的時候，觀點獨特。他說：“在今日中國，巨富層是個獲利很大的階層，但并不是一個很穩定的階層，由于目前中國的制度體制等原因，他們往往有‘外移’傾向，寧愿在國外弄個護照，把老婆、孩子送到國外去。按道理說，他們應該是體制的最大支持者，但事實上卻不是如此，處于法制、市場因素不健全原因的考慮他們很擔憂自己的狀況。

　　俄國90年代以后出現了‘巨富層’，政府發現它與普通人的利益差距特別大，這個階層也因此引起社會的很大的不滿。我們認為一個社會政策的公平是要它符合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這樣政策才利于推行。中國現在也存在這樣的一個問題：中國絕大多數人口還處在中下層水平，太巨富的階層與普通民眾的差異性太大，他們掙錢，做股市，必然要侵犯很大一部分人群的利益。巨富層與社會上層接近，他們對政策太多的介入對經濟很不利，他們能影響政策的制定，比如調節稅收，使稅收對其有利。巨富層在生活方式上還導致了諸如桑拿、按摩等畸形消費的發展，而低收入階層收入受限制，只有調節過高收入，才能實現資金的轉移，使經濟運轉；而差異的一再擴大，必然使社會動蕩，導致‘水滸’式社會的產生�！�

　　中國高收入階層的構成大體上是高層的管理人員

　　李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還談到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中國高收入階層的人員構成。根據調查，發現這些人員大體上是高層的管理人員：比如老板、經理、外企的高級雇員、專業技術人員及與一些諸如建筑、旅游、民航這類比較有優勢企業相聯系的經營者。李教授說：“世界各國都有高收入層這個現象，中國的李嘉誠還是太少，但問題的核心是這個階層的人是不是真正有相應的經營能力，高收入不等于高素質，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經營市場不是流動和開放的，比如說存在任命職務的情況�！�

　　李教授還特別談到收入與教育之間的關系，他說：“在80年代出現過非常反常的腦體倒掛現象，90年代以后情況開始發生變化，這次調查的結果所反映的最高收入層為碩士及以上學歷的人，小學和初中文化程度比較高，看起來是個很矛盾的現象，因為一般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和市場秩序比較規范的國家里，它的收入和教育的確是個正比關系，美國的教育學家發現，在美國平均每多受一年大學教育，將來的收入會比原來增加12%%，這就是‘教育的收益’。那么，為什么在中國的高收入階層會出現文化層次很低的人？考察中國整個社會變化過程，中國人收入發生很大變化也就是最近十幾年的事情，在此之前根本沒有什么掙錢的機會。而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在80年代中期最先能進入市場獲得掙錢機會的人恰恰是文化層次比較低的人，比如說農村的一些農民。這些人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文化程度不能反映他的情況，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大學停辦，這種人表面上是初中畢業，但他從經營和生活中獲得的東西使得他有很高的閱歷水平；第二種人確實是水平和素質不高的人，比如說有一些是違法經營者，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會學一些法律知識，受法規的約束，而這些人會制造假冒產品掙取暴利�！�

　　李教授還認為，中國的高收入群體形成時間還不是太長。他說：“世界各國的高收入層和富裕層都有一個形成過程，不是突然在很短時間形成的，比如在歐美社會，一個人要發財，首先要受比較高的教育，學MBA，然后一步一步往上爬。但中國有些人或許利用產權關系不明確的漏洞斂取國家財富，比如在農村，有人挖國家的礦產賣而后成為巨富。在市場經濟有收益的國家里，人們知道教育是有收益的，這種情況在一個市場規范比較健全的國家里是很少的數�！�(本報實習生賀莉丹)《青年時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