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經濟學者盧周來先生就“中國富人的下場”這一專題接受了本報的采訪。他在采訪中談到：“我國某些暴富階層的倒臺與目前的經濟體制是有關系的。”

　　盧周來說：“這些暴富階層在一開始富的過程中就埋藏著隱患。我國第一代暴富階層大多數是鉆法律的空子富起來的。他們財產的根基就不牢靠。另外許多暴富階層的企業是一種家族式的管理。像禹作敏就是企業家族式管理而最終垮臺的例子。在家族式的管理的體制下，企業在生意上稍做大一點必然要帶來產權不清的問題。中國的家族式的企業是建立在一種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的，對家族成員內部是信任的，但對外部成員是不信任的。他們的企業只讓家里的人做。慢慢的這個家族親戚關系網越做越大，越來越遠，最終產生了不信任的因素，在人事信任上產生危機感。企業馬上采取加大管理力度但管理的層次卻降低了。最后只能事必躬親，企業始終做不大，縮短了生命周期，企業最終從有變成了無。”

　　盧周來還認為一些國企老總的垮臺與傳統的經濟體制有關。他說：“傳統的經濟體制缺乏一種激勵、約束的機制。就拿儲時健來說，當年他領導的紅塔集團每年給國家上繳幾十個億的稅收，給云南省創造了那么多稅收，把企業做得那么大，而他本人依然享受的是基本工資，個人一年只有五六萬元的收入，自己也一直向外界保持一種清廉的形象。可59歲到了要下臺的時候，儲時健回過頭來心理就不平衡了。于是他跟管財務的人串通起來做假帳。沒有約束機制的缺點此時也就表露無疑了。企業的財務由他一個人說了算。創造了使他不平衡心理產生的貪的欲望變成了可以實現并能夠被滿足的條件，進一步引誘他走向歪路。這不但是中國的國有企業所面臨的問題，國外西方的投資者和經營者分開的股份制企業也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面臨作為投資者的委托人怎么才能約束作為經營者的代理人問題。事情往往是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不能達到信息資源共享的結果。代理人為了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常常隱瞞經營步驟。也就是說代理人在干什么委托人是不清楚的，包括有些實際是代理人內部合伙欺騙委托人，從中貪污、揮霍委托人的錢財。儲時健就是在騙國家的錢財。國有企業要想避免這種作為代理人的領導者黑箱操作的現象，根本還是要建立很好的委托代理制度，賦予委托人約束代理人的權力。中央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國有企業決定也特別講到建立企業家市場一條，其中就包括企業家搞垮一個企業后不能異地任職。這也是對代理人約束的一種形式。”

　　同時歐美同學會北歐分會的副秘書長張祥平也談到了為什么一些名噪一時的“富人”最后都落得個“昏慘慘”的下場。張先生說：“就拿何陽起家的例子來說。在一次展交會上，他拿著實際上沒有得到正式申請專利的發明與大慶簽了合同，有了與大慶簽合同的招牌，愿意買他東西的人自然就多了，他財富的雪球就是這樣逐漸滾起來的。何陽一開始的起家就有違法的成分。同時何陽這個人很善于推銷、包裝自己，到處講學、社交廣泛，打著認識許多名流、曾多次被領導人接見的幌子，以致后來純粹生活在媒體給他編織的光環當中，被媒體封為“點子大王”，也自認為是大師級的人物。他在《點遍中國》一書中也講到自己是巧妙的利用了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而發家致富的，而且屢次得手，連蒙帶騙鉆傳統經濟體制的空子。從何陽與夏虹鋼的案子來看，用夏虹鋼的話說是“何陽遲早會有這一天，不是我報案，別人也會報案的。”何陽的公司注冊資金只有30萬卻自己吹捧是擁有幾百萬元的公司，他的北京和洋咨詢公司未參加年檢是不得繼續從事經營活動的，在心知肚明的情況下，他居然用個人名譽為夏虹鋼的700萬貸款擔保。后來在獄中何陽也承認，入獄之前自己雖是經濟戰線的衛道士，但并不懂經濟法。入獄后才知道在《擔保法》里沒有規定個人名譽能作擔保這一條。”

　　一些專家學者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還談到國家在鼓勵人們進行良性競爭的時候，如果資源不夠寬松，那么前期下海首先進入這個領域進行競爭的人已經占住了一部分資源，其他再進入的人就不太容易通過正當渠道同這些人競爭了，那么后進入的一部分人把握不好就走向了歪路，比如何陽就產生了自詡為中國策劃業的創始人，認為“銀行認為我有能力把事情做好，我本人就是無形資產”的無稽之談，最終靠詐騙、靠玩弄他所謂的“策劃”暴富。后下海的人不可能獲得資源的最優配置，換句話說是已沒那么多資源讓他配置了。這些人頭幾次暴富之后，沾沾自喜，以為機會是在他自己的手中掌握著，而實際上我國的市場體系經過近二十年的發育成長，我們的經濟體制和法律也在不斷的趨于完善，已經完全不可能再讓這些通過一次得手還存在第二次能得手僥幸心理的“暴富階層”繼續鉆營到底。同樣現在還沒有栽跟頭的某些“暴富階層”應該有前車之鑒，回過頭看看自己“暴富”的過程是否有投機的成分。(本報實習生吳杰)《青年時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