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說得清楚，中國目前到底有多少人在從事古陶瓷收藏與投資，但為數眾多、熱潮涌動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人把這個數目龐大的人群稱為“攬瓷大軍”，《北京日報》的數字是，“2005年全國從事陶瓷收藏與投資的人數約為3300余萬人，在北京，經常光顧這些古玩市場的人約在四五十萬人以上”。中央電視臺“鑒寶”節目的高收視率，正是展現這股熱潮的一個角度。

　　不過，一位在文博部門專事古陶瓷研究，有著數十年親手接觸大量文物的實踐的專家卻告訴記者，這是一種病態收藏，其中許多人已經走入誤區，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一位投資者將自己做生意賺來的2000多萬元悉數購買了古陶瓷，他將其中的一部分拿給這位專家鑒定，竟全部是贗品，這意味著，成千上萬的投入血本無歸。專家認為，巨大的收藏熱情，來源于一個錯誤的認識，即：民間到處藏著文物，鑒定的混亂與受利益驅動的流通市場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位不愿意透露自己身份的業內人士憂心忡忡地分析了其中的問題。

　　鑒定，專家首先要講良知

　　2001年5月2日，賣家李世元化名林東河，找到了有收藏愛好的劉書勤，自稱手中有一件汝窯筆洗出售，并承諾可以找專家鑒定真偽。5月16日，劉書勤和林東河一起來到中國書畫收藏家協會，專家李某當場就給他們作了鑒定，并出具了該汝窯筆洗為真品的鑒定書。6月14日，林東河又拿出了一份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鑒定書復印件，該復印件顯示的鑒定結論是“樣品成分中鉀、鈣比與宋汝窯成分相符”。

　　兩份權威鑒定，打消了劉書勤的顧慮，雙方最后商定以120萬元成交。劉書勤買下筆洗后，曾出具過鑒定書的中國書畫收藏家協會那位專家李某多次打來電話，反復叮囑她要慎重。這讓劉書勤對筆洗的真偽產生了懷疑。她于是來到中國歷史博物館重新鑒定。中國歷史博物館科技保護部的結論竟是“樣品成分中鉀、鈣比與宋汝窯成分不相符”。感覺受騙的劉書勤向警方報案，后該案進入司法程序。2004年3月29日，延慶縣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

　　“出售經專家鑒定為真品的假文物是否屬詐騙”成為大家的關注點。在法庭上，檢察官提交了一份由警方提供的北京市文物鑒定委員會作出的鑒定報告。該報告認定劉書勤買下的汝窯筆洗為新仿制贗品。面對檢察官的指控，李世元辯稱，既然專家都已證明該筆洗為真品，他也一直認為是真品，自己主觀上沒有詐騙的故意，客觀上也沒有詐騙的行為。后法院判決李世元無罪。

　　此案在司法理論上的激烈爭議，非本文探討之重點。耐人尋味的是，相同的文物，出現了兩個相反的結論。

　　根據我國目前的文物鑒定制度，國家文物局下屬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和各省文物局下屬的文物鑒定委員會有權對文物的定級進行鑒定，而發生文物犯罪后，文物或司法部門往往委托文物鑒定委員會對文物進行真偽和級別鑒定，并作為定案的關鍵證據。但是，此類機構并不承擔為民間收藏進行鑒定的責任。那么，誰在對民間古陶瓷進行鑒定呢？

　　這種鑒定的權威性從何而來？誰有資格進行鑒定并對鑒定結果負責呢？從事古陶瓷鑒定的人員和機構有沒有一定的準入門檻呢？遺憾的是，沒有任何相關的法律法規對此進行規范。往好了說，從事民間古陶瓷鑒定的機構和人員，完全是靠著自身所積累的專業知識和名聲，來取得自己在鑒定結果上的權威，聲望越高，其可信度越大。比如中國文物學會的鑒定結果，就是圈子里公認的權威結論。對一件古陶瓷出具鑒定書，通常需要經過三名專家共同認可。

　　由于門檻低，在鑒定水平上，各色人員、機構可以說是魚龍混雜，但是，僅僅解決鑒定的能力問題是不夠的，即使個個都是專家，如果鑒定結果變成為利益服務的工具，就會使原本應該客觀公正的鑒定過程陷入混亂甚至黑暗，就會出現“定假為真”和“說真為假”的情況——前者是為了使贗品順利出手，后者是為了低價收購他人手中真正的文物。

　　而“定假為真”和“說真為假”的鑒定方，是很難被追究責任的，誰沒有“打眼”的情況呢？再說，文物的歷史與文化價值本來就不便于量化，屬于見仁見智。在這種情況下，良心幾乎成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防線。鑒于此，專家呼吁，除了專業技能之外，一名真正的鑒定專家首先應該誠實做人，要講良心。其次，要坐得住冷板凳，如果為利益所驅使，熱衷公開“走穴”，哪里還有時間潛心進行研究？

　　記者還了解到，國家文化經濟職業資格認證培訓項目于近日由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主持啟動。該項目包括職業藝術品評估師、職業藝術品鑒定師、職業藝術品包裝師、職業藝術品拍賣師、職業藝術品經紀人等人才培訓計劃。不過，此消息一出，就受到了一些人的質疑：識字可以速成，但文物的鑒定和評估卻不可以。文物的鑒定經驗是從實踐中磨煉出來的，絕不是能從培訓速成的理論上學出來的，真正有道德負責任、有理論而又有實踐經驗的鑒定家不多，但沽名釣譽者在社會上卻為數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