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個國家需要比過去更加準備好應對更強勁的經濟和金融溢出效應，這意味著政策需要在國內目標和外部穩定之間尋求適當的平衡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1956年出生在法國巴黎，畢業于巴黎第十大學法學院，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2005年6月，進入法國政府擔任對外貿易部部長。2007年6月，成為七國集團國家中第一位女性經濟和財政部部長。在2011年法國擔任二十國集團輪值主席國期間，開啟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工作議程。2011年7月5日，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十一任總裁，成為首位擔任該職務的女性。2016年2月19日，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選舉拉加德出任總裁第二屆任期。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和金融的沖擊清晰地表明，國際間的交互影響所呈現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是前所未有的，它給我們的教訓也很深刻。我們需要更好地了解，一個國家的發展在經濟、金融甚至政治方面會產生溢出效應，會影響千里之外的其他國家。過去常常認為，溢出效應源于發達經濟體。例如，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貨幣政策一直對資本流向新興市場產生影響。然而，現在新興經濟體（如中國、俄羅斯和巴西）也在產生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溢出效應。
當前的溢出效應
目前，在全球范圍內，有兩大沖擊在引發著溢出效應，我們正試圖了解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第一個溢出效應是，中國正處于走向一條更慢但更可持續的增長道路的轉型期，這是很好的。這種轉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特別是貿易的降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速每下降1%，全球GDP就會降低約0.2%。這并非微不足道，盡管近年來已經實施了大規模的貨幣政策刺激，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莫里斯·奧布斯特費爾德最近還是表示：還看不到強勁而同步的全球經濟增長的跡象。
第二個溢出效應來自石油市場。全球經濟復蘇緩慢、來自中國的預期需求下降、充裕的石油供應都導致油價從峰值時期下跌約70%。眾所周知，盡管2015年下半年以來，油價出現小幅反彈，但期貨市場顯示，油價很可能在較長時間內維持低位。
這些溢出效應對世界經濟有何影響呢？
在全球層面，石油價格的下跌導致各國間的收入再分配——從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和挪威等主要石油出口國流向美國、德國、日本、中國和印度等石油凈進口國。
面對油價的暴跌和財政壓力的不斷上升，許多大宗商品出口國不得不進行政策調整。大多數國家大幅削減政府開支和減少能源部門及其他領域的投資；允許匯率貶值，俄羅斯和巴西的實際有效匯率分別貶值25%和15%；少數幾個國家（如哈薩克斯坦）不得不更進一步——放棄固定匯率制，其他一些國家（如尼日利亞）也應該這樣做。這些政策變化通過限制商品收入的本幣損失來必要性進行過度財政調整的降低。
同時，具有強大的金融體系和政策緩沖功能的國家能更好地順應這種調整。挪威的主權財富基金——政府全球養老基金，幫助緩沖了石油價格下降對經濟的影響。然而，即使像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等有足夠緩沖的國家也需要進行重大調整，反思它們的財政和發展計劃。
顯然，油價下跌對石油出口國的影響要更嚴峻，甚至要遠遠超過預期。但石油出口國相比石油進口國來說，其占全球GDP的比重要小得多，只有不到15%。
有人可能因此而認為油價下跌會是全球經濟的“強心劑”。畢竟，石油進口國將享受低油價帶來的“暴利收入”和對經濟的刺激。進口商增加的支出會超過出口商收入的減少，經濟增長將會反彈。
但是，低油價帶來的“橫財”用“一陣飄過的微風”來形容更為合適！這在美國也許是最明顯的，私人消費增長強勁；從某種程度上說，歐元區的需求也有所回升；但在日本，消費仍然波瀾不興。
所以與過去周期相比，低油價無助于克服導致低增長的其他因素的阻力以及石油進口國的不對稱性復蘇，諸如公共和私人部門債務高企，信貸增長乏力，就業疲軟和工資增長放緩，以及不平等日益擴大等。
此外，在2008年后已經大幅收窄的全球經常賬戶失衡正在輕微加劇。雖然中國的經濟轉型已經成為近年來經常賬戶失衡減小的關鍵因素，但其他國家的情況卻大相徑庭。2015年，美國的外部赤字增加，而歐元區和日本的順差已經擴大。
這些變化反映了不對稱性的復蘇以及與主要貨幣相關的大幅匯率波動。如果繼續下去，這一趨勢將導致進一步擴大現有的失衡，或是債權國和債務國之間的增長差距，從而提高全球風險。
因此，這需要更好地平衡全球需求以重振全球經濟增長，通過積極利用政策空間來抑制外部失衡。
平衡境內外的政策
向政策制定者闡明需要采取一些行動以減少全球失衡總是很難。因為他們的利益經常是以國內經濟為中心，經濟增長通常仍是第一要務。
反思這一政策傾向，我們設法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春季年會上形成了一些原則。首先，被廣泛接受的原則是貨幣政策不再是唯一的對策。其次，需要加強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政策以刺激總需求和增長潛能，形成一個三管齊下的政策方略，這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都是如此。
余下的工作就是讓這些原則更加具體，并在此過程中，協調國內目標和外部穩定的政策因素。在許多情況下，國內外目標能夠很好地協調一致。例如，德國可以使用更多的財政空間彌補國內投資缺口，開放服務市場以促進競爭。
事實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一期的《世界經濟展望》研究了服務業市場放松管制的主要歷程，包括20世紀90年代后期德國的做法（其放松管制五年后GDP增加了約2%）。因此，財政和結構性改革不僅會提高私人投資和長期增長，還將有助于德國收窄其巨額的經常賬戶盈余。
但如果國內與國外目標不一致會怎么樣呢？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問題應該要優先考慮，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各國需要考慮其政策措施所產生的溢出效應。
以日本為例，在安倍經濟學推出時，國際社會支持日元的貶值，以其作為需求的支撐，后續日本還推出了財政和結構性改革的措施。美聯儲擔心加息對其他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造成影響，及其導致的對美國的回溢效應，這是其政策討論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些都強調了我們要提高認識的重要性，即理解各國實體經濟與金融的聯系，以及宏觀審慎政策減輕各國對金融溢出效應波動性的影響。
這里的重點是國內政策的適當配合，即以一種平衡的方法，限制不好的溢出效應和“以鄰為壑”的影響。雖然外部因素可以暫時讓位于國內目標，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策需要進行重新定位來應對外部穩定的目標。
構建穩健性
以挪威為例。從銀本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20世紀70年代的惡性通貨膨脹到2001年建立通脹目標制，挪威的貨幣政策框架不斷進行著自我發展、適應和更新。今天，挪威銀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更好地應對當前新的挑戰。
與貨幣政策一樣，財政約束和“政府全球養老基金”發揮著同等重要的作用。該基金目前的規模已接近1萬億美元，擁有超過全球1%以上的交易股票。這些財政工具使得經濟免受大宗商品價格變化莫測的沖擊，并緩沖了經濟低迷的影響。
全球經濟環境已然改變。從中期看，全球經濟前景依然疲弱，低油價和低利率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其影響可能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挪威傳統商品出口的需求走軟，可能會使過渡到一個新的、更少依賴石油的增長模式的難度加大，二是養老基金很可能在未來幾年的增長更慢。未來的實際回報率可能遠低于自1998年以來年均3.7%的水平。還可能意味著養老基金本身的增長需要提供更多的持續的財政刺激，而這將減少未來收益并降低轉向非石油出口的動力。三是可能會影響金融穩定。家庭債務仍然是一個要關注的問題，正如其他國家所得到的教訓一樣，最好是在經濟景氣的時候加強監測和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在銀行業更是如此。
結 語
挪威著名劇作家易卜生曾經說過：“社會猶如一條船，每個人都應該有掌舵的準備。”全球經濟復蘇緩慢和不均衡持續帶來了重大的挑戰。我們應該避免出現嚴重的全球失衡，各個國家需要比過去更加準備好應對更強勁的經濟和金融溢出效應。這意味著政策需要在國內目標和外部穩定之間尋求適當的平衡。（本文系作者2016年6月16日在挪威銀行成立200周年“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之間的交互影響”研討會上發表的演講）■
作者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中國人民銀行長沙中心支行司馬亞璽譯
（責任編輯 許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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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琰 SF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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