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深發展

　　一個原本純粹商業意義上的金融拯救行動，一個股份制上市銀行欲還其本來面目的努力，如何在各方既得利益者的影響下扭曲變形，幾致挫敗

　　文/本刊記者 袁朝暉

　　一個來自西方，信奉冷酷的“盎格魯撒克遜式資本主義”，帶著勃勃雄心和巨額資本的私募股權基金(PE)，從無奈的政府手中，以苛刻條件全盤接管了一家問題叢生的銀行。然后是“清洗”董事會和管理層，大刀闊斧地裁員、重組，接著清理“關系”客戶，貪污舊案被揭發，前任高管服法。幾年后，整治一新的銀行被高價售出，私募基金拿到數倍于投資的豐厚回報滿意退場。類似的故事過去幾年在我們的東亞鄰國日本、韓國不斷上演。

　　新橋收購韓一銀行、瑞波武德收購日本新生銀行、孤星收購韓國外換銀行、凱雷收購韓國國民銀行，盡管結果可能皆大歡喜，但過程無不異常艱難。盡管事后人們不得不承認，沒有這些如同動物界“禿鷲”一般招人厭惡的家伙，金融業的生態平衡或許永遠也難以恢復。他們也許還要再等若干年后，才會發現那些打著民族大義、尊重國情旗號激烈批判的政客、商人或別的利益集團，其真正的目的是為了掩蓋某些最基本的問題,比如經營不善。

　　同樣的故事和痛苦正圍繞著新橋投資、深圳發展銀行、單偉建和紐曼上演。表面看來，深發展目前的困境主要是與中國特色的

　　在韓一銀行一役中為新橋投資掙得4倍回報的單偉建坦言，“如果為重組韓國第一銀行已經耗資105億美元的韓國政府不讓新橋投入這5億美元，而是自己再放進5億美元，仍然是無濟于事。因為其金融體制問題和銀行體制問題仍然沒有改變。”

　　之前，中國政府對付國有資產“爛蘋果”的通常做法，是把它們削削皮，然后藏在一堆好蘋果里面，論堆出售。而新橋收購深發展代表了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首次嘗試和一個標志，由“部分”掌握控制權的外部力量來進行改變。

　　新橋為什么遭遇這么多的反對，為什么進入那些更大的國有銀行的跨國金融集團卻沒有？單偉建也自問道。難道僅僅因為新橋是財務投資者，而花旗、匯豐、美洲、蘇格蘭皇家銀行、運通等是戰略投資者嗎？

　　“我想其中的原因不外乎幾點。最重要的是，新橋的進入徹底改變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因為對利益的沖擊，很多人心存不滿。”單偉建這樣解釋。

　　曾經有人在新橋牽手深發展之初發出這樣的疑問：在新橋與深發展的糾葛中，我們需要搞清楚的是，一個中國企業在遵循國際慣例，在與國際接軌的過程中，究竟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這個代價的底線在哪里？中國企業是否能夠承受這個底線？而今，這個話題似乎可以轉換為：一個在華的外資企業在遵循國際慣例的過程中究竟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這個代價的底線在哪里？它是否真的需要承受？在不斷變化的中國，商業游戲究竟應該遵循怎樣的規則？中國式行政管理模式下的金融監管與國外成熟的資本市場運作的管理模式之間的沖突，究竟能為我們的金融改革帶來怎樣的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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