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趨勢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陸旸
編者按：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創新發展的著力點，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判斷創新驅動轉化為新增長動力的衡量標準。本刊特約請相關學者研究了中國、德國、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家近幾十年來全要素生產率的發展趨勢，為我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終實現穩定持續的經濟增長提供借鑒和參考。
中國全要素生產率變化趨勢
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指各種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條件下，所達到的額外生產效率，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實際上，從計算方法上來看，全要素生產率是一個“余值”，即經濟增長中不能夠被資本、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等要素投入所解釋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做是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技術進步或者創新等“難以衡量”的因素帶來的效率提升所帶來的額外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可以為正值，也可以為負值。前者說明資源配置效率提高，而后者說明配置效率下降。
實際上，一個國家的實際經濟增長在短期受需求因素影響，而在長期則受到供給因素的影響，后者在經濟學理論中表現為潛在經濟增長率。一個國家的潛在增長率正是由資本、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產率等供給因素決定的。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主要依賴于其潛在增長速度。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由兩類因素共同決定：首先是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速度。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時，所有的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人力資本都迅速增長，將有利于潛在增長率的提升。其次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即使一個國家的生產要素投入不再增加，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或者生產技術進步都能夠使全要素生產率得到提升，進而提高潛在增長率。
中國在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首先依靠了“人口紅利”創造的“機會窗口”——快速增加的勞動年齡人口有利于勞動力供給，而不斷降低的人口撫養比有利于資本積累，從而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有利于要素積累的條件。從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中國潛在增長率保持高位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了以下數據基礎：1978～2015年的實際GDP(Y)、實際資本存量(K)（2011年美元不變價格）和人力資本指數(HCI)均來自佩恩表（PWT 9.0）；經濟增長率、勞動力(L)和人口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實際上，計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數據包括三類。第一種數據，采用PWT 9.0數據集中的中國資本存量、人力資本指數和實際GDP。這個數據的好處在于，數據直接來源于佩恩表，中國的資本存量和實際產出之間具有可比的口徑，但是缺點在于：根據佩恩表數據計算出的經濟增長率與中國統計年鑒數據略有不同。因此，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采用第二種數據調整辦法，將1978年產出作為基期，按照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將數據進行了調整，這樣在保證數據可比的基礎上，也能夠與中國實際經濟增長率保持一致。第三，PWT9.0根據經濟增長核算方程，同樣提供了各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結果，我們直接將這個數據作為參照進行對比分析。根據測算，“人口紅利”對中國30年高速經濟增長平均貢獻了25%，全要素生產率對相同時期（1980～2010年）的中國經濟增長貢獻了29%。兩者相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50%。
根據增長核算方程的分解方法，我們可以估算出歷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以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見表1）。我們發現，各種數據的計算結果均顯示（見圖1和圖2）：從2008年之后，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開始呈現下降趨勢。具體來看，2007年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約為7.24%，而2008年開始全要素增長率卻不足3%。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降低到1.68%，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17.73%，此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繼續出現快速下降趨勢，同時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也隨之降低。特別是近年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幾乎不足0.5%，而全要素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僅有5%左右。即使采用佩恩表中的TFP增長率，也同樣出現了類似的情況（見圖1和圖2）。
然而，自2011年以來，中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而撫養比卻不斷增加，導致人口結構從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逐步轉向不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負債”。“人口紅利”已經不能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實際上，根據測算結果，在剛剛過去的5年里（2011～2015），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也急劇放緩，同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越來越弱。在“人口紅利”消失甚至將要出現“人口負債”的情況下，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也在不斷降低。這也是中國近年來經濟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
全要素生產率放緩的原因分析
人口紅利減弱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如此同步的主要原因在于，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速度放緩，由此帶來的效率改進空間也不斷縮小。在過去30年，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勞動力無限供給能夠保證經濟增長所必需的勞動力投入要素持續增長，同時勞動力無限供給也具有阻止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的作用，從而保證充足的資本投入和積累。此外，當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時，也改善了資源配置效率，從而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因此，從人口流動的視角來看，勞動力流動不僅對“人口紅利”機會窗口的打開提供了必要條件，同時也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然而，當勞動力無限供給和人口流動的特征減弱時，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人口紅利和全要素生產率都會隨之減弱甚至消失，從而帶來潛在增長率快速下降。我們知道，人口轉變是難以在短期內逆轉的，特別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自然伴隨了人口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帶來的人口老齡化和生產效率降低的問題。但是當人口紅利減弱時，在很大程度上也妨礙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這也是我們當前很容易忽視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全要素生產率還有其他來源。除了人口流動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外，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進都是推動全要素生產率上升的主要動力。特別是，當“人口紅利”減弱的趨勢難以逆轉時，通過提高要素投入拉動經濟增長的粗放型模式將變得不可持續。理論上，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只有1%～2%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投入不再增加、資本積累達到飽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有限，最終其自身的潛在增長率已經很低，決定了實際增長率不可能太高。
從供給側來看，供給側改革主要包括提高人力資本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很大程度上，人力資本可以看做是普通勞動力數量的倍乘，提高人力資本等于增加勞動力供給，從勞動力投入上改善并提高潛在增長率。然而，提高潛在增長率的主要途徑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通過減少那些阻礙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可以使要素自由流動，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潛在增長率。
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當中國從二元經濟結構進入到新古典經濟發展時期時，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將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改進。因此，通過改革和技術進步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而提高潛在增長率。實際上，與各種試圖增加要素投入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改革措施相比，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潛在增長率的影響將是顯著且可持續的。例如，從“十三五”時期開始，如果全要素生產率可以在原有基礎上增加0.2個百分點，那么“十三五”時期的潛在增長率將從6.65%提高到6.87%，增加0.22個百分點。即使到了2050年末，這一“改革紅利”也能夠保持在0.28個百分點，并不會出現迅速遞減的現象。如果改革力度增強使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幅度更大，那么“改革紅利”還將成比例隨之擴大（見圖3）。
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來源包括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革。首先，中國和發達國家在科技上還存在巨大差距，中國可以繼續發揮后發優勢，在縮小與發達國家技術差距的同時，使全要素生產率得到進一步提升。其次，中國在各部門內部、行業內部、企業之間的生產效率差距也十分明顯，如果能夠打破要素（資本和勞動力）在各部門和企業之間的流動障礙，使資源能夠獲得更好的配置效率，那么全要素生產率還能夠得到進一步提升。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政府發揮更大的作用，減少那些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性壁壘，建立起企業可以自由進入和退出的市場機制。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仍然有挖掘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
其次，我們應該意識到，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甚至出現“人口負債”是一個難以逆轉的趨勢。中國能否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將主要取決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具體來說有如下領域仍然存在著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第一，完善市場配置資源的體制和機制，創造平等進入和退出的競爭環境。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還有一個重要的領域，即行業內部的企業之間存在巨大的生產率差異，如果減少企業之間的進入和退出壁壘，也能夠提高生產率。第二，通過金融體制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金融體制改革的重點應該在于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只有市場化的利率才能實現資本的有效配置。在非市場化的利率條件下，利率不能隨著資本回報率浮動，生產效率和配置效率都低于最優水平，從而導致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第三，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繼續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通過公共政策改革，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一步轉移和農民工市民化，可以通過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潛在增長率，也可以通過消除制度障礙疏通勞動力流動渠道，通過繼續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使全要素生產率得到提升。■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
（責任編輯許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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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琰 SF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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