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文章
唐雙寧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經濟發展方面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在新常態下按照新發展理念做好經濟工作，必須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新常態下的必然要求
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代背景就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之后呈現的新階段、新形態，說明我國經濟發展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新常態的基本特征：一是增長速度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益型集約增長，三是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四是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也在發生變化。當前和今后較長時期面臨的突出問題就是“四降一升”：一是經濟增速下降。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經濟從2009年第二季度開始反彈，2010年達到10.6%，之后增速逐年下滑。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不可能是“V”型反轉。當前有判斷認為經濟走勢是“L”型。這是基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這個觀點也是成立的。但從長遠看，還應是“W”型。二是工業品價格下降。工業品出廠價格（PPI）連續下跌，2015年全年下跌5.2%，比上年擴大3.3個百分點。進入2016年后雖跌幅有所收窄，但是否能夠持續下去還不確定。三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2016年1～6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9.0%，創16年來的新低，特別是民間投資同比增長僅2.8%，相比上年同期的11.4%，降幅高達8.6個百分點。民間投資在社會投資中占比已超60%，必然造成經濟下行壓力的進一步加大。四是財政收入增幅下降。2016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比上年增長7.1%，增幅較上年底進一步下降；全國一般性公共預算支出同比增長15%，財政支出的剛性導致平衡收支的壓力加大。五是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產能過剩、杠桿率高、庫存攀升、不良貸款、地方債務、非法集資等風險點增多，這些風險相互傳染，有可能演化為金融風險，對經濟金融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這種“四降一升”，決定了我們必須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根本上講，供給與需求是一對矛盾，供給與需求往往交替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根據市場需求提供供給，包括消費供給、投資供給、出口供給等等。市場需求什么，就應當供給什么；供給不適應需求，就應當進行供給側的改革。產能過剩、庫存高企是因為供給結構不合理；杠桿過高、成本過高則是供給側不合理的成因與代價。當然，如果供給側問題改善了，需求跟不上，那就要通過宏觀調節，解決需求端的矛盾。
結構性問題，是結構過剩與不足并存。一方面，部分產業的產能嚴重過剩，占用了大量資源，抬高了全社會成本；另一方面，一些中高收入群體為滿足消費需求的供給不足，到國外買房、購物、上學、看病。CPI和PPI一正一負的分離說明，工業品過剩，但部分消費品供不應求。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沒有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資源配置存在體制機制性障礙，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并存。這種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的扭曲，不可能通過刺激需求的辦法解決。而且長期施行需求刺激的政策，會帶來嚴重不良后果。我們過去刺激需求主要是根據凱恩斯主義的“三駕馬車”原理。其實“三駕馬車”既是需求也是供給，從需求角度講現在外需刺激不了，消費是慢變量，民間投資短期也很難刺激。最后只好主要聚焦到擴大政府基建投資上，用政府決策替代市場選擇。這就加劇了產能過剩及鋼鐵、水泥、玻璃、電解鋁等投資品大量積壓。2015年，我國鋼鐵產能11.5億噸，產能利用率70.8%，不論如何擴大基建投資，也難以消化掉這多達幾億噸的過剩產能。擴大政府投資，超出當期財政能力，還會形成地方政府高負債，產生債務危機。刺激需求，倒逼增發貨幣，在實體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和投資回報率下降的情況下，又促使貨幣在金融系統自我循環、以錢炒錢、吹大泡沫，出現經濟泛金融化、高杠桿化、高債務化，以及更為危險的產業空心化。由于實體企業借貸資金必須投資于高于實際利率的項目才有回報，造成很多企業不敢投資實業，而是購買理財、投資房地產等，使實體經濟越來越虛，金融風險也越來越大。以上這些說明，進行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必然要求。
“三去一降一補”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
去產能，積極穩妥處置“僵尸企業”
我國的現實情況是，有些產品價格彈性已經為零甚至為負，價格再怎么下降，消費總量也難以擴大。比如鋼鐵、煤炭的價格一直在下降，但消費總量卻在減少。這說明根本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產能過大，產能超出需求極限。
過剩產能在企業層面的表現就是“僵尸企業”。“僵尸企業”是那些已經喪失償付能力、不能清償到期債務，達到了破產法規定的申請破產條件，只能依靠銀行貸款、政府補貼、母公司補貼等維持生命、僵而不死的企業?！敖┦髽I”占用信貸、財政、土地、勞動等資源，抬高杠桿率，加劇產能過剩，扭曲市場價格信號，限制市場優勝劣汰，制約經濟升級，長此以往，還會把行業中的優質企業拖垮。雖然處置“僵尸企業”會帶來職工下崗、不良資產增加等一些新問題，但這是繞不過去的坎，只能用穩妥的方式，用今天的“小震”，化解未來的“大震”。
處置“僵尸企業”的原則是：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做好職工安置和債務處置。通過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體系，在財稅、不良資產處置、失業人員再就業和生活保障、專項獎補以及資本市場等方面的支持，達到減少過剩產能，提高產能利用率，穩定工業品價格，止住價格下跌，增強優質企業盈利能力并平穩過渡的目的。
去庫存，化解房地產積壓狀況
截至2016年8月末，全國商品住宅待售面積4.3億平方米，施工面積48億平方米，合計超52億平方米。按每套住宅面積100平方米計算，今后兩三年的住宅供應總量為5200萬套，按每套3人計算，可容納1.6億人口。顯然，相對于現有戶籍人口而言，庫存多了，但相對于在城鎮就業和生活的2.5億非戶籍人口而言卻是不足。問題是，由于戶籍制度的制約，這些非戶籍人口很難在城鎮長期定居從而形成買房租房的預期；更主要的是在一二線城市，絕大多數的非戶籍人口買不起住房。一方面，非戶籍人口城鎮化需要住房，另一方面，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高企。在這方面，國家主要采取兩大舉措，一是落實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使他們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二是明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為主要出發點，以建立購租并舉的住房制度為主要方向。過去住房制度改革的思路是，對中高收入群體通過購買商品房解決，對中低收入群體通過政府支持建設保障性住房解決，對困難群體通過政府提供廉租房解決。而大學畢業生、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農民工等群體剛參加工作時，往往都是中低收入群體，不具備購房能力，但卻是住房的真正剛需。所以，現在住房制度改革的要點是，對有能力直接買房的，仍支持包括非戶籍人口在內的城鎮居民購買產權房；對一時買不起的，支持他們先租房；對難以承受市場化房租并符合條件的，政府給予貨幣化租金補貼，把公租房擴大到非戶籍人口。
去杠桿，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造成我國金融風險的主要原因是宏觀杠桿率過高、增長過快，一旦經濟下滑，這種高杠桿就會演變為金融風險。我國全社會杠桿率從2008年的170%增加到2015年的249%。2015年各債務主體的杠桿率分別為：非金融企業131.2%（不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政府56.8%、家庭40%。特別是非金融企業的負債率過高，按綜合融資利率5.7%計算，企業一年所付利息為5.1萬億元。這是宏觀上貨幣寬松與微觀上貸款難貸款貴的根源。此外，我國重點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銀行利潤普遍下降，基本是微利甚至負利。但從長期看，必須堅持去杠桿的政策方向，嚴防金融風險。我國現行金融機構不是少而是多，金融服務總體不是不足而是競爭過度。普惠金融不等于普辦金融，利率市場化不等于絕對自由化。要下決心關停并轉一批“小、雜、亂”金融機構。
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還要有加、有減、有轉移地降低總體杠桿率，適當提高中央政府杠桿率，降低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去產能和處置不良貸款，降低企業杠桿率。具體的任務和措施包括：對信用違約依法處置，妥善處理風險案件；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做好存量債務置換，完善全口徑政府債務管理；對不良貸款，研究創新性舉措，確保債權人利益；對金融風險，加強全方位監管，規范各類融資行為，開展金融風險專項整治，遏制非法集資，加強風險監測預警。建立金融風險聯防機制，實行銀、證、保聯防，網上網下聯防，中央地方聯防，防止出現系統性金融事件。
降成本，減輕企業負擔
降成本首先要減輕企業負擔，增強實體經濟盈利能力。國家在這方面打出“組合拳”，實行“七降”，一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靠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進一步規范中介服務；二是降低人工成本，企業對人工成本上升反映強烈，要求修改勞動合同法，全國人大有關部門也在研究這一建議；三是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特別是壟斷性中介服務收費，已經實施的“營改增”政策，要落到實處；四是降低社會保險費，精簡歸并“五險一金”，降低企業養老金繳付比例，降低企業住房公積金繳付比例；五是降低企業財務成本；六是降低電力價格，推進電價市場化改革；七是降低物流成本，推動流通體制改革。
補短板，擴大有效供給
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我國還面臨不少短板。從收入群體看，重點是農村貧困人口；從產業看，重點是現代農業、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從產品看，重點是綠色產品、生態產品；從質量看，重點是高品質產品；從資本看，相對于物力資本而言，重點是人力資本；從生產要素看，相對于資本和勞動，重點是創新特別是顛覆性創新。
為此，要擴大有效供給，補好短板，包括打好脫貧攻堅戰，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瞄準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加大資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扶貧，扶真貧，提高扶貧質量；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創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業技術改造投資能力；培育發展新興產業，加快技術、產品、業態創新；補齊基礎設施短板，提高投資有效性和精準性，推動形成市場化、可持續的投入運營機制；加大投資于人的力度，使勞動者更好地適應變化了的市場環境；繼續抓好農業生產，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保障口糧安全，保障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加強農業現代化基礎建設。
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統籌兼顧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實施相互配套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
宏觀政策要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穩定經濟運行是結構性改革的基礎，經濟運行要保持在合理區間。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可以不變，但重點和力度要有所調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實行減稅政策，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在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的同時，主要用于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保障政府應該承擔的支出責任。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為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降低融資成本，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社會融資總量適度增長，擴大直接融資比重，優化信貸結構，完善匯率形成機制。
產業政策是要準確定位結構性改革的大方向。這其中包括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制造業與服務業、存量與增量、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住房制度改革中購房和租房的關系等。具體的投資機會要由各類投資者在市場中選擇。產業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制造強國建設、加快服務業發展、提高基礎設施網絡化水平，推動形成新的增長點；堅持創新驅動，注重激活存量，著力補齊短板，加快綠色發展，發展實體經濟，等等。
微觀政策是要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者潛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多地作用于微觀。對企業即生產者，政府要做好服務工作，在制度、政策上營造寬松的市場經營和投資環境，鼓勵各種所有制企業創新發展，保護各種所有制企業產權和合法權益，改善企業市場預期，使企業增強信心。對消費者，要營造商品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市場環境，破除市場壁壘和地方保護，使有效供給能順暢到達消費者手中。
改革政策是要推動各項改革落地見效。改革要在“實”字上下功夫。一方面，改革方案本身要實，符合實際，從實際中來，能直接落地，而不能閉門造車；另一方面，方案的落地要實，要清除頂層設計與實際落實之間的障礙，使改革在微觀層面見到實效。頂層設計要充分考慮到我國幅員廣闊，地域差距大，國情復雜的特點，給地方留有充分的空間和余地。
社會政策是要為結構性改革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化解過剩產能，必然帶來一些陣痛，涉及部分群體就業和收入，但這是必須要經歷的陣痛。要更好發揮社會保障的穩定器作用，把重點放在兜底上，保障“兩個基本”，即基本生活、基本公共服務。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現在的就業形勢已有很大不同，財力規模和保障制度也有很大進步，但結構性改革特別是處置“僵尸企業”必然會帶來一些局部的陣痛，社會政策必須托起這個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著力推進具有基礎性作用的改革，主要是國企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構建開放性經濟新體制，以及具有兜底作用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同步推進一批對“三去一降一補”具有牽引作用的改革舉措。
國企改革要全面落實中央審議通過的國有企業改革文件，加快組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財稅改革主要是抓住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完善地方稅體系、增強地方發展能力、減輕企業負擔等關鍵性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革。金融改革要盡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善、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各種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各類金融市場；從實際出發，穩妥改革金融監管體制等。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要著眼于構建公平、可持續的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個人賬戶，堅持精算平衡，提高統籌層次。■
作者系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
（責任編輯張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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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琰 SF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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