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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黃益平: 防范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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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

　　新浪財經訊 “2016中國銀行業發展論壇”于7月7日在北京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為：未來銀行之路·轉型與突圍。商業銀行的創新成為論壇一大主題，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做了“商業銀行創新與風控”的主旨演講。在演講中黃益平提到，我們經濟發展到今天，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在推動我們不良的上升或者風險的上升，這里面有兩大因素：一個是中等收入陷阱，另一個就是政策與經濟的關系。

　　以下為發言實錄：

　　黃益平：感謝論壇主辦方的邀請，今天很高興再次來參加這個論壇，尤其是跟劉行長和其他幾位專家一起探討中國銀行業金融改革和風險的問題。我想跟大家簡單的探討一下我覺得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個風險上升這樣一個現象，可能需要做一些改革來處置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

　　第一點，我們確實可能進入了一個金融風險高發期，也可能是銀行風險的高發期。我們現在可能關注金融問題或者關注宏觀經濟問題的討論，經常會聽到一些關于中國金融風險問題的擔憂。

　　第一個，大概最明顯的或者我們最容易關注到的就是銀行的不良率在上升。大家都知道，我們官方的不良率現在平均來說還只有2%左右，但是這個數字在過去兩年是在很快的上升，而且更重要的一個問題其實很多投資者包括分析師，對我們這個數字的準確性有一定的疑慮，所以總而言之，似乎銀行的不良確實在上升，到底是多少，沒有一個特別準確的數據。我個人覺得可能還沒有特別嚴重，但是它本身還在不斷的上升，而且同時又一定的低估，這可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就是我們現在聽到很多債券市場上開始出現違約。個數可能也并不那么多，但是出現違約，有的認為這是一個風險爆發的預兆，但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在改革過程當中可能需要出現的一個問題，違約也好、破產也好，應該說是金融市場進步過程當中一個很正常的現象，但是對于我們投資者來說，對于我們分析師來說，違約的出現，尤其是這個數量的上升，畢竟不是一個非常正面的因素。

　　第三個，我們現在看到的可能是杠桿率的上升。中國的高杠桿率似乎在國際社會已經成為一個人人擔心的問題。大家可能已經關注到，在不久以前兩個評級機構對中國的主權債務評級的展望做了調整，它主要的擔心就是我們的杠桿率太高。我們也聽到最近國際組織，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中國的高杠桿率可能帶來的一些風險，當然還有一些更加悲觀的投資者覺得我們已經進入了這個問題非常嚴重的階段。高杠桿率的問題核心問題大概就是這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企業債比較高。企業債比較高主要體現在非金融企業債務占GDP的比重大概已經高達160%，現在可能還要更高一些，這個數字按國際比較是相當高的。我們都知道，企業債多了最后會有現金流的問題，會有違約的問題，甚至引發破產，在幾年以前美國有兩位經濟學家肯尼思·羅格夫和卡門·萊·因哈特，寫了一本書叫《這一次不一樣》，“這一次不一樣”的核心意思就是說，所有的金融危機，看過去800年最后機制都是一樣的，錢借多了總有還不上的一天，還不上的一天開始就是金融危機爆發的起點，這個使得很多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的高杠桿率引發了很大的擔憂。同時我們很多人也擔心中國的高杠桿率更多的是流量因素來看，就是我們過去的信貸增長速度太快了，這是肯尼思·羅格夫有一次我跟他交流，說中國的經濟風險主要在什么地方，他說他最擔心的就是你這個信貸持續高速的增長，看世界各國信貸持續高速增長很容易出問題，最后可能出現比較大的調整。

　　所以無論從杠桿率來看，看我們的不良率，還是出現一些違約，甚至現在有一些分析認為，我們現在看到了企業應收賬款的規模不斷的上升，總體看來似乎風險在上升，這是我的第一個觀察。

　　第二點，我覺得我們今天的金融風險上升有一些特殊的因素，但也可能是有一些一般性的規律在起作用。總體上來看，我覺得可能是三個方面的因素導致的：

　　第一個方面，可能是我們經濟發展到今天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在推動我們不良的上升或者風險的上升，經濟的變化主要是兩大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我們一般而言的叫中等收入陷阱。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經濟發展水平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過去的低成本優勢喪失，低成本優勢喪失導致我們過去很多有競爭力的企業今天不再有競爭力，這樣的話下一步能不能從中等收入跨向高收入，核心的挑戰就是產業能不能升級，能不能通過創新、創業在高成本水平的基礎上發展出仍然有競爭力的制造業或者服務業，簡單的來說就是需要產業更新換代、需要產業升級。產業升級本身就意味著會出現一些問題，舊的產業要淘汰，過去的很多借貸可能會出現問題，同時我們也意味著需要做很多新的金融創新來支持創新、創業，所以我覺得在中等收入這樣一個往上走的階段當中，產業更替成為一個很重要的矛盾，這個階段當中我們就必然會意味著看到有一些企業要關門、有一些工人要失去工作、有一些負債可能要變成不良，這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看到的發展階段導致我們的金融風險上升一個很重要的特征。

　　第二個因素，跟我們的經濟變化有關系。就是我們過去在全球經濟危機期間，采取4萬億的刺激政策，現在增長速度迅速的下降，可能也帶來一系列的調整，我們官方的語言叫前期刺激政策的后續調整還沒有完成，這個調整今天可能體現在我們很多重工業的過剩產能，包括一些僵尸企業，這些企業最終會給我們帶來很多的金融風險。這是我覺得第一個方面，從經濟方面來看。

　　第二個方面，可能下一步需要考慮的是一些政策性的變化。這個政策性的變化跟我前面說的前一段時間4萬億的刺激政策，現在導致了一系列其他的問題，其中包括一些金融風險的積累，可能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我們今天碰到的可能更大的問題，就是金融的改革，過去我們的金融改革和發展更多的重點放在機構的設立和市場規模的擴大，但沒有把很多精力放在市場的開放、市場機制的運用，尤其是利率、匯率的決定，資本流動和資金配置的決定，這些如果未來要放開來，有可能意味著我們的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會提高，但是金融不確定性也會增加，這個在金融抑制導致金融效率下降和金融體系保持相對穩定，這正好是兩個對立面，反過來說，我們今天要不要金融改革，我們需要改革是因為我們需要產業升級，因為我們的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需要提高，但同時我們必須要面對的就是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會提高、不穩定性會提高，同時包括一些風險會增加，這個我覺得可能我們必須要應對。

　　換句話說，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我們改革改到今天，過去很多的信貸都是由政府擔保，剛性對付，剛性對付其實是有風險的，但是從市場來看似乎沒有出現問題。利率市場化必然意味著要打破剛性對付，打破剛性對付意味著我們的不良資產、我們的金融風險可能會有上升。

　　第三個方面，可能也很重要的就是技術因素可能導致一些激勵的變化。在我們金融體系當中其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互聯網金融，今天時間關系不展開。互聯網金融其實就是用數字技術來幫助我們解決金融的一個本質問題，就是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但是在這個應用和發展過程當中，我們看到了很多好的結果，同時也會帶來很多風險，有一些是因為對技術不熟悉，有一些是因為應用不當，有一些就是因為就是單純的龐氏騙局，各種形式都有，但是我們正在經歷這樣一個發展的階段。這個發展的階段會帶來很多好的東西，其實就是我們喜歡互聯網金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同時也有很多風險，我們最近已經看到了，P2P平臺是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

　　所以第二點，我想看我們最近金融風險可能主要是跟經濟的發展、跟政策的開放和技術的應用是緊密相關的。

　　第三點，看我們怎么來應對現在這樣一個風險。核心問題恐怕還是監管的問題，金融市場開放必然會帶來很多好處，最大的好處就是資源配置的效率會提高，但是同時帶來的后果就是我剛才說的，金融的不確定性、金融的不穩定性會提高，其實就是金融風險會提高，所以所有的金融改革都必須跟金融監管相結合，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結論。但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的時候現在是有一些疑慮的，尤其是我們現在改革很多人覺得所謂改革就應該是往減少政府管制或者監管的方向走，這使得有一些專家可能在考慮對一些金融活動開放的時候，不太愿意設置比如說設立一個進入的門檻、發一個牌照，感覺總體上是反市場的，我個人覺得，所有的經濟部門都應該市場化，都應該放開來，但是金融部門必須受到嚴厲的監管，金融部門是在全部經濟當中應該受到最嚴厲監管的部門，他的核心問題就是信息不對稱很容易導致系統性的風險。所以不管是銀行還是資本市場、還是互聯網金融，都必須加強監管，當然我們有一些部門也存在過去監管過度的問題。

　　但是監管當中我們現在碰到一個監管體系改革，這個問題確實有很多不同的討論，似乎我們現在很多對監管的討論更多的把重點放在什么機構和什么機構放在一起，什么機構和什么機構分開來處置。我個人覺得我們今天金融監管所面對的最大的問題是，監管部門能不能做它監管的工作，這個能不能做背后其實三個很重要的特點要求：第一個，專業性的要求。第二個，獨立性的要求；第三個，權威性的要求。如果做不到這三點，不管是誰跟誰合在一起、誰跟誰分開來，最后我們監管的效果可能都會打折扣。必然我們看到的現在的監管的職能里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把監管的職能和發展的職能給區分開來，如果一個監管部門同時肩負著行業發展的責任，他必定在監管的時候會出現一些權衡。

　　最后，我覺得我們加強監管有很多具體的做法，我們過去對金融風險控制的辦法就是把所有的風險都給兜起來，剛性對付，今天可能我覺得我們要面對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要強化市場紀律，強化市場紀律當中最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要僵尸企業出清，僵尸企業出清有助于資源得到更好的利用，對金融機構來說、對企業來說都是極大的推動，所以我感覺我們今天金融風險確實有上升，但其實金融行業也是面對一個大發展的時期。剛才主持人說我們現在似乎感覺銀行業大發展的階段過去了，現在進入這個行業是不是最佳的行業，我想起來斯坦福大學過去有兩個教授曾經做過研究，專門分析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的學生畢業以后每年去投行的人數都不太一樣，最后發現市場好的時候進入投行的人很多，市場不好的時候進入投行的人比較少，但經過一段時間以后，發現最終留下來的每年大概長期在投行工作的人差不太多。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市場好的時候合適的、不合適的人都想進入投行，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其實不適合我的工作，過一段時間就離開了，市場不好的時候，進入投行的人相對來說比較適應，所以在市場低潮的時候進入市場的是真愛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