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當代金融家

　　文/安德魯?G?霍爾丹

　　歷史上，靈活的政策框架通常被視為機制失敗的象征。情況恰好相反。如果英格蘭銀行的政策框架在長期內有效，則必須不斷演變，并具備靈活性。如果中央銀行的機制被放在玻璃瓶內，則一定會被另一塊滾落的巖石砸得粉碎。

　　2007年9月13日將是金融史上一個值得記住的日子。是日，英國北巖銀行（Northern Rock）向英格蘭銀行申請緊急流動性援助的消息公諸于世，引發了一個世紀以來英國銀行業的首次擠兌風潮。這一事件也打響了后來所謂“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的發令槍。就在這一天，英格蘭銀行舉行了一個會議。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此次會議的議題是“大緩和”（The Great Moderation）。

　　大緩和描述的是危機前宏觀經濟的長期穩定和平靜：經濟增長穩定、通貨膨脹穩定、銀行業穩定。這種觀點認為，中央銀行盡管無法消除繁榮和蕭條，但已經降低了宏觀經濟的波動幅度，還認為，金融創新雖然無法消除風險，但可以讓風險隨風飄散。

　　既然大衰退突然替代了大平穩，那么，顯而易見，一定是分析和政策出現了嚴重失誤。在嚴重問題出現之前是經濟和金融領域的自豪感。這種自負之后，一定是報應。最令人痛心的是整個經濟學界和政策制定者都出現了認知錯誤。

　　對認知錯誤的臨床分析還會持續一段時間。這種認知錯誤所昭示的，到底是權力使人陶醉，還是成功令人麻痹，抑或不確定性讓人心虛？我不知道。但即便無他，這一幕還是彰顯了在評估政策的穩健性方面認知約束的重要性。

　　近年來，關于人類決策如何受到各種認知偏向（bias）影響的研究汗牛充棟。行為經濟學融合心理學與經濟學，已步入成年。關于中央銀行決策的研究亦是卷帙浩繁。但到目前為止，心理學與中央銀行之間的聯系還是一個探索不多的領域。

　　本人于心理學一道雖不甚了了，但不妨斗膽一試，探索一下這一領域。心理學告訴我們，行為偏向，因其植根于神經之中，通常難以發現，是一種潛意識的偏向。因此，了解決策中的認知約束是使決策穩健的第一步。

　　同樣重要的是制度設計。竊以為，近年來中央銀行決策框架的演變可以被視為解決行為偏向問題的一種嘗試。在制度框架方面可能還需要有更“深刻”的演變。

　　實踐中的行為偏向

　　有四種偏向會重要影響決策。

　　喜好偏向（preference biases）

　　公共政策是代表社會做出選擇。社會一般將選擇權委托給個人或一個群體，這些個人通常是政治家或官員。委托授權行為意味著決策涉及委托人（社會）和代理人（如政府）。這種委托代理關系的特點對有效決策非常重要。

　　但歷史告訴我們，這種關系并非總是完全和諧。產生摩擦的一個潛在因素是代理人會有不完全符合社會利益的偏向。這是人類的本性。例如，代理人可能將個人目標置至于社會利益之上，如個人的權力或財富。

　　在政治和管理科學中對這類問題研究有很多。從極端形式上講，偏向錯配可以表現為獨裁（犧牲社會利益而追求個人權力），或腐敗（犧牲社會利益而追求個人財富）。歷史上，此類“掠取性政權”（extractive regimes）給社會福利造成嚴峻后果。實際上，這類政權或許可以解釋“國家為什么會崩潰”（Why Nations Fail）。

　　至少在歷史上，針對這類偏向的解藥蘊含于制度之中：財產權、法治、民主程序等。一般來說，這些制度結構包括事前確定使命（社會認可）和事后問責機制（社會評估）。通俗地講，這一般被稱為制衡（check and balance）。

　　例如，民主選舉是應對選民與政體之間潛在錯配的一種制度安排。政黨事前將其使命公之于眾，社會可以通過選舉來就政黨是否履行其使命進行事后問責。民主制度安排是解決委托人／代理人問題的一種解決方案。

　　在民族國家層面上適用的道理，在企業和個人層面上也同樣如此。企業管理者如果將其偏向（巨型并購、巨額獎金和豪華飛機）置于股東利益之上，就會出現委托／代理問題。雇員如果將其偏向（如安逸生活）置于管理者之上，也會出現委托／代理問題。制度結構（如公司法和就業法）有助于解決這些問題。

　　就個人而言，喜好偏向也會造成社會負面影響。有研究認為，在醫療行業，醫生普遍存在多開藥和要求病人住院的現象。這些做法不符合病人和社會的最佳利益。這通常是因為醫生將其偏向（聲譽或財務收入）置于病人的偏向（健康）之上。

　　短視偏向（myopia biases）

　　心理學實驗表明，人們抵御誘惑力的能力差異很大。經典案例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米歇爾（Walter Mischel）設計的“棉花糖測試”。米歇爾給斯坦福大學的一個幼兒園的兒童一個選擇權：馬上獲得一個棉花糖，或等一段時間后獲得兩個棉花糖。

　　研究人員跟蹤研究這些兒童的成長軌跡，發現了一個驚人模式：在學齡前棉花糖測試中表現出更大耐心的孩子，長大后在幾乎所有方面都超過缺乏耐心的孩子：學校考試成績、工資收入、生活滿意度等。

　　此后的社會學研究找出了許多短視行為的后果：更容易吸煙、出現酗酒和吸毒上癮的問題；更容易得肥胖癥和出現信用卡透支的問題。

　　在實踐中，人們會過高地折現未來收益，這種行為被稱為“夸大折現”（hyperbolic discounting）。當把未來消費提前到今天消費時，可以解釋家庭和公司的儲蓄行為。當把未來GDP提前到今天時，可以解釋政治經濟周期。

　　短視行為也會出現在風險決策中。人們會表現出風險短視，沒有出現風險事件的時間越長，對風險事件的折現就越大。我們可以從汽車駕駛員的行為中看到這種情況：在看到一起車禍之后，車速會逐步提高。這也是我們在大平穩期間看到的行為：金融市場的風險短視不斷提高。

　　自負偏向（hubris biases）

　　1965年，美國心理學家奧斯坎普（Stuart Oskamp）基于一個案例研究，對一組心理學學生進行了一項多選擇測試，并要求學生對自己的回答給出自信評級。隨后學生獲得了此項案例研究的更多信息，然后要求學生回答更多問題并給出評級。

　　他發現，更多信息并沒有改善學生回答問題的準確性。但卻造成學生對答案給出的評級顯著提高。額外信息和經驗使學生過高估計自己的能力，并過高評價自己的表現。

　　這類自負偏向的證據比比皆是：內布拉斯加大學90%的教師都認為自己超過平均水平；超過90%的美國學生認為自己的駕駛技術超過平均水平；超過80%的法國人認為自己是高于平均水平的情人。

　　 在政治學和管理學中對過度自信的偏向也有廣泛研究。這其中也有達爾文主義自我選擇在起作用。過度自信的個人一般在競技比賽中取得好成績。這意味著他們更有可能占據有影響力的位置，無論是總理還是CEO——當然，首席經濟學家例外。

　　 但推動此類個人登上頂峰的因素同樣有可能驅使他們“玩過界”。過于自信會增加不自量力的風險，例如，追求過于雄心勃勃的目標，或從事過于復雜的公司并購，造成高于平均水平的系統性失敗風險。這也是所謂驕兵必敗的道理。

　　治國和管理企業如此，管理金錢概莫能外。投資經理普遍過高估計其能力，而交易員普遍過度進行交易。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他們的業績普遍高于同行。

　　過于自信的效應在個人中比在團隊中更明顯，因為團隊會減弱過度自信個人的影響，也會促進理解其他觀點。

　　團體迷思偏向（groupthink biases）

　　1951年，美國心理學家阿希（Solomon Asch）對一組學生進行了一系列測試，要求每一位學生指出一張卡片上的3條線中哪一條與另一張卡片上一條線長度相同。參與者中除一位學生外都是演員，事前要求這些演員給出錯誤的答案，真正的學生最后回答問題。

　　阿希的測試結果非常令人意外。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時間里，毫無戒心的學生都跟隨了本小組的錯誤答案。小組決策出現了一種系統性跟隨偏向。有趣的是，只要增加一個人的不同意見，則這種跟隨偏向就可以最多降低75%。

　　美國心理學家詹尼斯（Irving Janis）將這種傾向稱為“團體迷思”（Groupthink）。為了說明這一概念，詹尼斯集中分析了若干美國政治決策，最著名的是1961年肯尼迪總統入侵豬灣的決定。團體迷思也被用來解釋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失事的災難事件。

　　詹尼斯等人找出了一些緩解團體迷思偏向的方法，包括積極鼓勵小組中的不同意見者、征求外部專家的意見，以及小組負責人最后闡明其偏好等。

　　英格蘭銀行決策框架的演變

　　現在我談談過去50多年來英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演進。這一演進的起點是基于規則的體制，這一體制下英格蘭銀行沒有什么自由裁量權可言；其終點是英格蘭銀行行使重大自由裁量權的體制。

　　在其320年歷史的多數時間里，英格蘭銀行在英國經濟政策中的角色是操作代理人，政府是政策委托人。在貨幣政策決定中，英格蘭銀行的角色從“二戰”結束直到20世紀90年代都是執行者，而非決策者者，英格蘭銀行在確定貨幣政策目標或工具方面幾乎沒有獨立性。

　　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逐步改變，并在1997年后發生決定性改變。根據《1998年英格蘭銀行法》（Bank of England Act 1998），英格蘭銀行被賦予決定英國貨幣政策的操作獨立性，實現由政府確定的通貨膨脹目標。具體來說，貨幣政策由一個9人組成的貨幣政策委員會確定，該委員會每月開會一次，由5位英格蘭銀行“內部人士”和4位“外部人士”組成。

　　本次危機后，英國的政策框架又發生了改變。《2012年金融服務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 2012）賦予英格蘭銀行更多職責，設立了一個由10人組成的新的金融政策委員會；委員會每季度開會一次，確定宏觀審慎政策。金融政策委員會確定監管政策，以確保金融體系整體的穩定。與貨幣政策委員會一樣，金融政策委員會也是由內部和外部人士組成。

　　《2012年金融服務法》還賦予英格蘭微觀審慎監管的職責——確保單個金融機構的安全和穩健。這一職責由英格蘭銀行的審慎監管局（PRA）負責。審慎監管局的理事會包括內部和外部人士。

　　英格蘭銀行的“3M”，即貨幣政策、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職責范圍可能非常獨特，至少在發達經濟體中央銀行中是如此。

　　雖然在具體方面有差異，但這三種政策的決策框架上也有一些相似處。尤其是在如下4個方面：

　　第一是目標依賴性：所有三個機構的政策目標都由議會以法律形式確定，體現選民的意見。用經濟學的話來說，這三個機構有“目標依賴性”。

　　第二是工具獨立性：三個機構有被法律授權使用的政策工具。換句話說，日常決定使用這些工具以實現議會確定的目標是英格蘭銀行的三個機構。因此它們有“工具獨立性”。

　　第三是基于委員會的決策機制：貨幣政策、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政策的決定由三個委員會做出，而不是某個個人。委員會的成員從9人到11人。委員會包括英格蘭銀行的“內部”人士和“外部”專家。決策是依據多數票（貨幣政策委員會）或一致同意（審慎監管局）或多數票條件下的一致同意（金融政策委員會）。

　　第四是透明性和問責制：每個委員會的討論和決策要接受公眾的監督，貨幣政策委員會和金融政策委員會的會議紀要必須公開，所有三個機構都要就其行動和分析出版定期報告，并提交議會。委員會的成員要定期向議會專門委員會作證。

　　這些制度特點并非歷史偶然。每一種特點都是為了約束英格蘭銀行作為代理人的政策實施，三個機構的決策機制是一種“有約束的相機抉擇”，這些約束是針對行為偏向的一種制度解決方案。

　　決策中的行為偏向

　　這些制度特點是為了防止各種行為偏向。當然，由于政策框架仍然在完善過程中，現在得出明確結論還為時過早。

　　喜好偏向

　　三個機構共同的特點是，由議會代表社會通過立法事前確定目標。三個機構的使命就是委托人（社會）的使命，而不是英格蘭銀行的使命。英格蘭銀行不給自己設定考試題目。

　　而且事后也不是英格蘭銀行給自己的考試成績打分。例如，如果貨幣政策委員會未能實現2%的通貨膨脹目標，而且高于或低于目標一個百分點，則必須以公開方式向財政大臣說明原因，以及計劃如何實現通貨膨脹目標。另外，英格蘭銀行的定期報告必須說明計劃采取的行動，并接受議會監督。

　　這樣做是為了確保英格蘭銀行政策委員會的行動充分反映社會意愿；防止英格蘭銀行變成一個抗通貨膨脹的偏執狂或風險殺手。

　　為了有效實施，制衡機制應在合理范圍內盡可能詳盡規定——例如，使命應當是清晰和可監測的。就貨幣政策而言，這一點相對直接：貨幣政策委員會的通貨膨脹目標是定量和可觀察到的，也非常符合社會偏向。

　　英格蘭銀行定期調查公眾對通貨膨脹目標的意見，結果具有一致性。大約一半的受訪者認為2%的通貨膨脹目標是恰當。持不同意見者中各有一半人認為目標過低或過高。

　　在公眾對英格蘭銀行的態度與對通貨膨脹的感受之間也有很高的相關性，公眾似乎強烈反對高于目標的通貨膨脹率。這種模式在國際上同樣流行：通貨膨脹目標是在2%附近，問卷結果顯示公眾強烈反對通貨膨脹。

　　雖然公眾對通貨膨脹目標已有定見，但學術界卻可能并非如此。本次危機以來，許多國家已經將利率下降到接近于零。有人認為將通貨膨脹目標定為2%會經常導致這種零下限的約束，也會妨礙貨幣政策的效果。較高目標會緩解這種約束。有關學術爭論會持續一段時間。

　　就金融穩定而言，情況還不是很清楚。還沒有一個容易觀察到或可定量的系統性風險目標，可以用來對金融政策委員會和審慎監管局進行問責，而且，總體而言，公眾對金融穩定通常也沒有明確的或強烈的態度——當然，出了事以后另當別論。

　　自2012年以來，英格蘭銀行一直在調查公眾如何認識英格蘭銀行保護金融穩定的工作：2012年凈不滿意度為13分，目前則是凈滿意度40分。這一事實也許能說明些問題，但盡管如此，這一方法本身距離一個明確目標仍有很大差距，還無法用來定期對金融政策委員會和審慎監管局進行評估。

　　金融政策委員會已經開始發布一組金融穩定指標，并據此進行系統性風險評估和問責。通過對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進行壓力測試，金融政策委員會和審慎監管局正在確定金融企業及金融體系整體必須滿足的風險標準，并受到外部監督。

　　但這并沒有消除對英格蘭銀行監管政策選擇的批評。在不同的時間點上，英格蘭銀行經常受到警告：不能追求墓地一樣的極端穩定，或塔利班式的極端主義傾向。由議會確定、并反映社會意愿的目標才會消除上述批評。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央銀行和學術界一直在努力尋找貨幣政策的錨。這種努力取得了成功，因為通貨膨脹目標和態度目前都被充分認可。這使樂觀主義者有理由相信金融穩定可以遵循貨幣政策的相同思路，但過程可能漫長、曲折。

　　短視偏向

　　英格蘭銀行的三個委員會都具有工具獨立性。委員會的技術官僚做出決策，操作與政治程序保持一定距離。將政策責任委托授權出去的依據在于社會整體及其選舉產生的代表的短視偏向。

　　在貨幣政策方面，短視偏向一般表現為將未來收入提前到今天的意愿，典型方式是使貨幣政策過于寬松，比如，有位美國前總統被傳言說的：“我需要緊縮的貨幣，越多越好。”短視風險會造成未來更高的通貨膨脹，它是一種通貨膨脹偏向。

　　在監管政策方面也是如此。提前獲得收入的意愿會造成監管政策變動過于寬松。正如一位英國前首相所說，危機前的監管規定“非常妨礙好公司的經營”。短視偏向的代價是更高概率的未來危機。這實際上是一種危機偏向。

　　幸運的是，對這類偏向也有一種解決方法。這就是將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的決定權賦予一個較少有短視偏向的機構——考慮問題的時間長度超過政治和商業周期。這就是中央銀行獨立性出現的原因。

　　許多人將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通貨膨脹經歷作為短視偏向導致通貨膨脹的證據。政治家沒有通過棉花糖測試。因此，各國開始賦予中央銀行更大程度的貨幣政策獨立性，作為應對短視偏向的一種制度安排。

　　英格蘭銀行1997年被賦予操作獨立性。這是否降低了通貨膨脹偏向？在英格蘭銀行獲得獨立性之前，金融市場的通貨膨脹預期持續和明顯較高——短視或通貨膨脹偏向問題似乎真實存在。但自宣布獨立性的時間點起，通貨膨脹預期開始減弱。在12個月內，市場通貨膨脹預期就與通貨膨脹目標一致了。自此之后，通貨膨脹預期就一直保持在目標附近。所以自那時起，英格蘭銀行通過了棉花糖測試。

　　另一種路徑是分析中央銀行獨立性前后的通貨膨脹和產出穩定性。自1998年以來，英國的通貨膨脹波動性降低了50%，產出波動性降低了20%。由于這段時間發生了記憶中最嚴重的宏觀經濟衰退，所以使獨立性處于一種不利地位。

　　這種證據似乎表明，中央銀行已經馴服了通貨膨脹之虎。這一比擬相當形象。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把控制經濟的過程比作揪住老虎的尾巴。就控制通貨膨脹而言，哈壓克是正確的，因為當下一些國家發現，老虎依然有能力反噬。

　　到目前為止，英國的通貨膨脹預期一直保持穩定，英格蘭銀行預期在2～3年內通貨膨脹將符合目標。但必須小心應對這只老虎。即使在英國，2014年以來，家庭的某些通貨膨脹預期指標略有下降。

　　就金融穩定而言，克服因短視引發的危機還處于初期階段。以往金融危機的歷史說明了這一點。政治結構和動機是造成各國容易受到危機沖擊的重要因素。歷史說明，金融監管曾經多次沒有通過棉花糖測試。

　　盡管如此，仍然有保持樂觀主義的制度基礎。在英國，金融政策委員會和審慎監管局是作為英格蘭銀行內的獨立監管政策機構而設立的。這兩家機構是針對過去危機短視偏向的直接反應。

　　金融政策委員會和審慎監管局仍然處于幼年期，現在還無法說它們是否能夠比過去的機制更有效應對未來危機。市場問卷調查表明，近年來對系統性風險的預期有所減弱。目前還不清楚這在多大程度上應當歸功于新的監管機制，而不是外部因素。

　　與貨幣政策不同，國際上關于監管政策是否應當獨立于政府還沒有達成共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近期一項研究發現，世界上只有一半的宏觀審慎機制由中央銀行負責，其余一半中多由獨立的監管機構承擔。

　　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會發生變化，就像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一樣。因為金融風險周期比經濟周期還要長；與通貨膨脹相比，在應對金融危機時更可能出現短視偏向。監管政策需要獨立性的理由至少像貨幣政策一樣充分。

　　自負偏向

　　根據英國的新機制，決策由委員會決定，而不是個人。委員會成員來自英格蘭銀行的內部和外部，而且個人都要被問責。這種結構提供了針對過于自信的預防機制，可以減弱個人觀點對決策的影響。

　　在貨幣政策決策中有證據支持這一點。在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早期，英格蘭銀行使用了實驗證據來評估委員會決策的效果。結果顯示，委員會的決策優于個人決策，因為消除了個人的壞作用，同時也促進了委員會成員之間的相互學習。

　　嗣后的實踐證據也得出同樣結論。為了有效整合信息，每個成員需要帶來觀點的多樣性。盡管難以直接觀察，投票模式確實表現出合理水平的多樣性。迄今為止，在大約一半的會議中，貨幣政策委員會中至少有一位成員有不同意見。

　　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外部委員對多樣性有重要貢獻。在政策決定中，與內部委員相比，外部委員有不同意見的次數至少要高兩倍。雖然很少屬于少數派，但有9次，時任行長的觀點被投票否決。

　　投票多樣性并不一定能夠防止集體的過度樂觀行為。例如，如果貨幣政策委員會持續高估其預測經濟的能力，就可能出現過度樂觀行為。自1996年以來，英格蘭銀行一直發布通貨膨脹和產出增長的預測路徑，同時也給出自己對預測不確定性的評估，即作為的“扇形圖”。

　　這些扇形圖可以使我們運行一個真實世界的奧斯坎普實驗。在大平穩時期，預測失誤的情況減少。貨幣政策委員會因此壓縮了扇形圖，即他們對未來通貨膨脹和產出的估計更加精確。

　　在后危機時期，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預測失誤增加了。扇形圖顯著加寬，幾乎翻了一倍。就像50年代的心理學學生，在評估經濟時，貨幣政策委員會在危機前存在明顯的過度精確性。盡管后危機期間的扇形圖顯著變寬，但目前還不清楚扇形圖中較高不確定性是否得到正確的度量。

　　團體迷思偏向

　　與其他偏向一樣，三個機構的制度結構包含了一些預防團體迷思偏向的措施。基于委員會的決策，加上個人問責制和主席最后投票，可以降低發生群組思維的風險。貨幣政策委員會一直有某種不同意見也是一個積極的特點。

　　盡管如此，基于委員會的決策，尤其是依據共識的決策，并不能消除團體迷思的風險。實際上，如果“交叉授粉”變得太過有效，甚至會放大此類風險。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Michael McMahon進行了一項基于貨幣政策委員會會議紀要內容的分析，以評估某些“議題”對影響委員會決定的重要性。

　　比如給出貨幣政策委員會會議紀要中討論“銀行”議題的次數。在2007年之前的10年里，銀行業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多討論。在大平穩期間，一般只占貨幣政策委員會討論議題的2%。從事后看，由于銀行業出現越來越大的壓力，這是一個集體盲點。

　　2007年北巖銀行危機和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使這種壓力顯現出來。因此，委員會討論銀行問題的時間上升到最高點，幾乎是危機前的10倍。目前討論銀行問題的時間已經低于危機時的高點，但仍然高于危機之前。

　　貨幣政策委員會討論銀行問題的比重與基于市場的銀行業風險度量之間驚人的相似。由于基于市場的度量方法受到了風險錯覺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假設，貨幣政策委員會也同樣受到這種風險錯覺的影響。就像阿希實驗中的學生，貨幣政策委員會得出了由其他金融機構給出的錯誤答案。貨幣政策委員會是在錯誤的路燈下尋找丟失的鑰匙。

　　現在得出是否存在集體盲點的結論還太早。但與危機前相比，英格蘭銀行現在又多了兩雙眼睛來觀查問題：金融政策委員會和審慎監管局。三家機構間建立了聯席會議機制，這有助于強化三家機構對相關問題的諒解，也有助于防止團體迷思。

　　經濟預測是一個最不精確的科學。英格蘭銀行已經請外部專家審議其預測方法，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程序和相關透明度，包括發布更多有關投入和產出的信息。這是一種進步。

　　改善預測過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自本次危機以來，英格蘭銀行預測產出和通貨膨脹的誤差，與外部機構一樣，是單向和序列相關的。同樣的問題是英格蘭預測實際工資和生產率的誤差。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貨幣政策委員會是在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但我們能否做得更好？我們必須做得更好。

　　英格蘭銀行將啟動研究領域的一場文化革命。英格蘭銀行過去的研究主要是為了論證和支持自身的思維和框架，很少用于挑戰流行的政策模式。

　　這種情況將發生變化。作為戰略計劃的一部分，英格蘭銀行決定切斷臍帶。未來，銀行將通過外部渠道研究和發布，題目將覆蓋所有政策問題，包括貨幣、金融和監管。通過新的出版物，我們將讓觀眾了解相關研究和分析，其中不僅包括支持，也包括挑戰某些關鍵問題的流行政策模式。這將成為防止過度自信和團體迷思偏向的另一個屏障。

　　結論

　　在所有活動中，從設定混凝土到確定利率，從壓力測試鋼材到壓力測試銀行，行為偏向影響到我們所有人。中央銀行也無法免疫。由于中央銀行的決策會對整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所以擁有預防這些偏向的制度方法至關重要。

　　英格蘭銀行的新政策框架是應對這些挑戰的部分措施。根據設計，這是預防英國貨幣和金融穩定偏向的一些制度安排，但畢竟實行的時間尚短。在進一步完善這一框架的過程中，有三個重要原則——認知、研究和修改。

　　由于行為偏向通常是潛無意識的，所以認知對預防來說非常重要。換句話說，否認偏向的存在恰恰證明認知的重要性！研究有助于識別和理解這些偏向，以及評估預防偏向的制度方法。英格蘭銀行希望未來幾年在研究領域真正做到自身行為的改變。

　　通過研究，英格蘭銀行就會更有能力修改政策。歷史上，靈活的政策框架通常被視為機制失敗的象征。情況恰好相反。如果英格蘭銀行的政策框架在長期內有效，則必須不斷演變，并具備靈活性。如果中央銀行的機制被放在玻璃瓶內，則一定會被另一塊滾落的巖石（Rock）砸得粉碎。

　　【本文由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康以同摘譯自霍爾丹2014年11月17日在倫敦皇家醫學會（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舉辦的“領導力：壓力和自負”（Leadership: Stress and Hubris）會議上的演講，原文標題為Central Bank Psychology，英文全文可參見國際清算銀行網站http://www.bis.org/review/r141119a.pdf。霍爾丹自2009年起任英格蘭銀行負責金融穩定的執行董事，2014年入選美國《時代》（Time）周刊年度世界最具影響力百人錄。本文刊載于《當代金融家》雜志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