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博士

　　新浪財經訊 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微博]與《財經》雜志聯合主辦，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協辦的2013第七屆中國銀行家高峰論壇9月14日在北京舉辦，主題為“商業銀行的變革與創新”。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博士，演講題目為：《中國宏觀經濟趨勢分析和銀行業對策》。以下為演講實錄：

　　我作為中國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會議要求我講：

　　第一，作為經濟學家，那么宏觀經濟。

　　第二，銀行業以及銀行業的對策。

　　我想說討論中國經濟，所有人都會看到一個特殊的詞兒——下滑，如果從2010年的第四季度開始，中國經濟的下滑已經超過10個季度，所以自然對這些有很多的評論。我們說你會看到很多投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的報告，各個方面的研究大家都說了超預期，這個超預期并不是說中國經濟下滑速度有多快、下滑幅度有多大，而是下滑時間如此之長超過預期。

　　如果說超過預期，因為在經濟學家看，周期是有下降、有上升的，所謂超過預期就是超過我們所常用的標準這個周期的變化，那么它就不僅僅是一個周期因素，它一定有趨勢性因素，一定有結構性的變化，如果回顧一下中國經濟，你會發現有很多的變化，但是如果跟過去30年相比，至少我認為有四個因素希望大家注意。

　　因素一：剛才德意志同行都講了，世界經濟盡管在復蘇之中，但是你會發現復蘇非常之乏力，長期可能是一個低迷的狀態。這就意味著中國出口導向經濟不是可持續和不可持續的問題，而是現實的不可維持。

　　你觀察到的溫州現象，表面上看是在是資金流斷了，然后是債務問題嚴重化，但是背后的問題是溫州的出口企業全部遇到市場問題。這是跟過去30年相比是重大的變化，過去我們認為市場是無限的，只要生產出來就能賣得出去，不過是一個價格問題，不過現在看來實際需求是有限的，這是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必須得得到調整，這跟過去三十年比是第一個變化。

　　因素二，過去我們的出口導向型的經濟，以競爭力特別是低成本制造見長，但是你發現中國現在勞動力成本在上升，中國過去是二元經濟，大量的農民工涌入城市，由于農民工如此之多，工資壓在較低的水平，因此形成了很強的競爭力，但是現在這個優勢已經漸漸在喪失了。根據我們的推算，大概現在是青壯農民工50%左右已經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我們說的青壯年農民工是45歲以上。如果你看峰值年齡大概在25歲，25%歲70%以上已經離開農村。這就意味著未來的勞動力不再便宜。而且這個勞動力不再便宜，最低工資都在上升，我知道咱們現在上海是全國最低工資最高的城市，月最低工資1620。

　　但與此同時你會看到，全國都普遍在上升，就上升幅度來說，可能中西部地區的上升幅度還高于東部地區，這就是可能會帶來一個問題，產業好像不大會從東部沿海遷到中西部去，更多地開始牽向海外，這也是構成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要原因，你看看東南亞地區，有很多中國企業在那兒投資。目前的中國還是紡織品第一大制造國，但是第二大已經是越南，現在斯里蘭卡可以變成第三大，那些工廠都是中國人投資的。這是跟過去30年相比重大的一個變化。

　　因素三：人口正在老齡化。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能充分理解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么，但是至少有一點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意味著儲蓄率會逐漸下降，儲蓄是投資的來源，

　　就意味著投資驅動型經濟難以為繼。這跟過去相比也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因素四：剛剛有提問者，包括德意志的銀行的同行也提到這個問題，環境和資源的約束。過去我們的增長方式是資源耗費型的、環境不太友好型的，現在看來這個約束日益緊張，不能在這個模式上持續下去。看看今年春季北京的霧霾就知道不能再持續下去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勢在必行，這也是跟過去30年相比，一個重大的變化。

　　上述的眾多因素，跟過去30年相比都發生重大的變化，那么中國經濟的增長也就在發生變化，這時候我們說出現了下滑，這個下滑看來不僅僅是周期性的，還是趨勢性的，它意味著中國近來可能正在告別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正在下一個臺階。

　　我們說短期經濟的風險在什么地方呢？我們說下了一個臺階，能不能在一個新的臺階上站住可持續，這是一個風險。其實就下臺階這件事兒，如果你比較一下我們都是亞洲國家，對于亞洲出口導向型經濟做一個比喻，其實類似于日本1973年以后，韓國1998年以后，都是告別了兩位數的增長，如果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是否比他們更成功，中國持續了30多年，而那些國家最多20年。但是如果你再深刻比較一下，發現又不盡然，當那些國家開始出現告別兩位數的增長的時候，他們的城鎮化率已經超過70%以上，而中國去年只有52.6%，如果看中國的戶籍人口更少，只有35%。理論上如果城鎮化率還沒有達到如此高的程度的時候，經濟減速就不應該發生。在城鎮化率不高的情況下經濟又減速了，只能說明一個問題，我們沒有形成城鎮化的體制和機制，這就構成了人們對這次要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高度的期望，我們國外的朋友也提出這個問題。

　　我想如果討論這個問題，我倒想說，可能7月23號習近平主席談了六點，那可能是未來的改革藍圖。這六點中有三點跟經濟相關，有三點跟經濟不太相關。經濟方面他說：

　　一，市場體系。

　　二，微軟[微博]搞活。

　　三，宏觀調控方式的轉變。

　　跟經濟不太相關的有：

　　一，社會體制的建設；

　　二，公平正義的法制；

　　三，黨的建設。

　　我們相信說城鎮化這件事兒它需要改革，而城市化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體制問題，它也是一個社會體制、政治體制的建設，我們說對十八屆三中全會寄予高度的期望。

　　從短期宏觀經濟政策來看，如果跟過去政策做一個比較，我們可以看到這么一個特點。在過去的宏觀經濟政策中間，是想恢復到，或者說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這屆政府似乎已經認識到可能是回到2位數增長，已經不大可能，那么他是說不要觸底線，滑出底線需要一個刺激的政策，超出底線以上是不用管的。

　　大家關注一下李克強前兩天在達沃斯會上，和上周在中國東盟的會上，都反復強調這個問題，是一個托頂的政策。如果經濟是不滑出底線怎么辦呢？調結構的方式促改革，這被人們認為是李克強經濟學，我們說是不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這套經濟學能夠得到更深刻的體現，這是我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我們想談談對銀行業的挑戰。剛剛提到要叫中國經濟可持續，在新的一個臺階上站住，一定需要有一個體制和機制的變革，作為一個體制的改革中間我們剛才也提到了要素的市場化，而要素市場化最核心的一點，到目前為止就是利率的市場化匯率的自由化和人民幣資本向下開放。其實我們看到在過去一兩年中間，有關方面研究這個思路，逐漸在放開的過程。去年在利率方面開始擴大了貸款和存款利率的浮動幅度，到今年7月19號，貸款利率已經取消了，不再適度擴大，而是取消了。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下一步就是存款利率的市場化。存款利率市場化端倪已經看出來了。

　　第一，它會把長期大額的首先市場化掉，市場化的方式通過新品種取代，請大家關注CD的發行。

　　第二，當大額和長期的取代完了以后，剩下的是小額短期的，可能需要一個存款保險制度，通常預計這個過程會在兩年內完成。因為按照一般說來，要在2015年實現資本基本可兌換，那么要在基本可兌換下要實現利率的市場化。

　　那么利率市場化這是什么含義呢？利率市場化不僅僅意味著利率水平的變動，最重要的是定價機制的變化，它是想形成一個競爭性的金融市場，使金融企業自主定價，這類似于跟八十年代初，我們國有企業的改革是一樣的，是一個競爭性的市場，同時國有企業自負盈虧、自主定價。那么如果對金融來做一個定價，它是對風險的定價，于是利率市場化不僅僅是一個時間價值的體現，更重要的是風險價值的釋放。那么既然是一個風險的定價，風險管理和風險控制就變得非常之重要，而我們知道每一個金融產品就是一個風險和約，那么金融產品的豐富化、多樣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能金融機構在第一次回到它的本質，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融資機構，而是一個風險管理機構，是一個風險的處置和配置。金融產品在創新和設計就是這個定價能力的體現。

　　如果這個推論合理的話，我們看到利率市場化，一定意味著金融體系在發生變化，這個變化在兩個方向出現。

　　方向一：從傳統的商業銀行來看，它不再是千行一面，會變成各有各的經營風格。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根據自己的風險定價能力，會形成不同的風格。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中間，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分化了，比如說你們資本市場上對民生銀行和興業銀行的積極評價，似乎就反映這種趨勢，民生銀行不是說往下伸了嗎？通過產業鏈或者說什么東西，把更小的客戶進入他的這樣一個視野，然后通過鎖定風險獲得更高的收益興業銀行是橫過來的，更多的是做同業，更多的是批發的模式，資本市場給予了積極的評價。我想說并不在于他們這兩個模式能否持續，這兩年經濟能否好，但是他說市場正在分化之中，今后肯定商業銀行會出現多元化的發展，會風格化。

　　方向二：推動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變化。這個變化就是中國金融正在從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方向轉變，請大家注意一個數據。在10年前，2002年左右的時候，大概中國的融資規模中間，貸款的品種占了90%幾，你觀察一下去年年末，貸款只占51%，那么到現在貸款在社會融資規模中間，已經不到50%，取而代之的是貸款以外的其他的產品。其他產品被理解為是一個直接融資的產品，其實我們發現中國企業也在發生這種變化，如果你觀察一下中國一些大的上市公司，比如說中石油等等，你會發現在金融危機前，貸款是他們的主要融資手段，而現在你看看他的上市公司年報，貸款占的比重非常之小，他們更多的資金、融資是通過債券市場，發短融中票等等，這個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

　　正是由于這樣的一個變化，中國銀行業，商業銀行才開始真正地觸及利益和靈魂的變革才真正開始，那么它的方向就是根據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向、管理水平來確定自己的經營方針。從未來的趨勢來看，比如說大家經常討論的影子銀行的問題，在我們看來似乎各個銀行正在對付這件事兒，無外乎就是非標準理財進入資產負債比管理了，標準的就把它資產證券化掉，所以影子銀行就是影子，影子就是看不見，那就把它看見、透明化就解決問題了，這種方向都在出現，這種創新過程當中，商業銀行承擔了主力。

　　你注意一下商業銀行的創新產品在金融界是最多的一年大概有三萬種左右，但是你看看資本市場的證券公司和基金的產品相對來說比較少，就可以合理地推論，可能中國金融業的混業趨勢正在發生，這個混業并不是說機構上的混，它是可能在產品上已經在出現，這個對我們的監管提出了很深刻的挑戰，要求監管從過去的機構監管轉向功能性監管，這個過程怎么加快，為什么能夠加快？

　　其實我們注意到一個最深刻的變化就是上海自貿區的這樣一個設立，我想強調說，上海自貿區不是上海的，你注意它的名稱叫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第一，它是中國的自貿區，第二，它是實驗區。

　　我在八十年代在國家體改委工作，我管過深圳，我看到這種現象，我想這類似于八十年代的深圳，當時我們說深圳是一個小漁村，給了一個特殊政策，它是一個實驗區，那時候你根本不能想象深圳會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同樣上海這個實驗區，你現在怎么估計都不為過。

　　上海實驗區的主要核心是什么？如果當年深圳是為中國的制造業引進了技術、引進了經驗、引進了資金？我想特別強調引進經驗這方面，要知道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是沒有企業的。

　　我曾經配過一個日本著名的經濟學家訪問中國，當時到很多企業去看了一圈兒，回來問他說你的觀感如何，他回到一句話說我們沒有看到企業，他說那是工廠。過去中國的制造業是工廠，生產什么、怎么生產、賺不賺錢跟我無關，那是政府的指令。你現在才知道企業是一個自負盈虧的機構，你最重要的是提供產品和勞務，這是一個手段，但是通過這個手段你最重要的是實現你的財務目標，要實現你這個目標你是一個商業組織，商業組織就有治理機構。

　　就像我們剛才蔡主席一直在強調治理的問題，可是當時我們根本不知道治理為何物。那么你現在說企業治理中間有典型的董事會、管理層等等，可是你知道八十年代我們是一無所知。

　　如果說深圳當年是在這些方面，為中國的工業，特別是制造業創造了經驗，可以合理地推測，如果上海自貿區將在中國的服務業的這樣一個提升方面，會創造經驗。我們現在短的是服務業，什么叫發展中國家，如果用GDP來講，你會發現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基本相等，那么就是金融發育水平不夠。

　　上海自貿區的發展，實際上把服務業通過開放的手段能不能引進來？在這個過程中間，服務業的最重要的就是金融，那么它的利率市場化和匯率的自由化，一定在那個區域就會率先實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以看到，我們說上海自貿區帶有充分的，尤其是我們中歐是在上海，那么我覺得上海自貿區有一個充分的了解，充分的估計，其實我個人判斷至少有三個意義。

　　第一，用開放來促改革。經常說這是第二次入世，為了適應這種國際規則，特別是說健碩政府的行政干預，不惜是通過人大通過條例，把很多法律在那后面了，現在是三個法，中外合資法、合作法、外商獨資法跟文物法，我們預計還有很多東西會在那兒停著，那么這是開放促改革。前兩天李克強總理在大連達沃斯論壇上說，特別提到壯士斷腕，我們認為這是斷腕之舉。

　　第二，上海自貿區的發展，不僅僅是貨物貿易，更多的是服務貿易，如果從服務貿易商說是服務業的開放和發展，這是中國的短板。那么上海會在這里率先進行產業升級，這個升級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引領著全國的這樣一個發展，更重要的請大家注意，上海是人民幣的本幣市場，如果服務業跟人民幣的本幣中心連在一起，它會是什么概念呢？你們特別注意到他的方案中間有一句話，叫一個市場、一個帳戶，人民幣率先在資本賬戶上使用，而且人民幣國際化會進一步推進。

　　第三，上海自貿區也是中國努力融入世界的一種努力和表現，大家都知道現在自由貿易這個體制受到嚴重的沖擊，而且這個是剛剛我們德意志的同行業提到，多哈會合和WTO機制都在受到一些影響，還有一些區域化、集團化的安排，比如說美國的TPP。

　　上海自貿區是努力象這樣一種世界的潮流相接軌，使中國更加開放、更加廣泛地融入世界。我想請大家注意一下，這次中美聯合公報中間，對上海自貿區有一段表述，美方高度重視上海自貿區的建設，中方承諾加快上海自貿區的建設，這是一個跟國際接軌的努力。

　　從這些努力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可以合理地預期，剛才我們德意志的同行說得很好，未來10年中間，中國的改革開放會出現一個新的潮流、出現一個新的氣象。同時這些努力使我間接地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以上海自貿區的這樣一種實驗，表明的是中國正在以更積極的態度迎接挑戰，那么改革開放的精神來穩定經濟，那么希望是在一個告別兩位數高速增長以后，在新的一個階梯上可持續，那么這種正在付諸實施。

　　我們拭目以待，以上是我的發言，謝謝。

　　埃森哲中國肖少林：

　　您剛才談到了銀行改革，談到了千行一面正在改變，我們看到這些改變目前發生在股份制銀行以及更下的銀行，您對國有四大行的改革有什么看法？

　　曹遠征：

　　我想說也在改變，我所服務的這家銀行正在改變，你會發現我們已經在開始瘦身。

　　大家知道我們的銀行因為在利率市場化以后，也發現是靠原有的經營模式不行的，我們的人力資源部首先撤掉了三分之一，然后權利也可以下放，那么我們說這都是應對變革，其實我們發現一方面外面有利率市場化，一方面在金融業內部有互聯網金融，在支付端和交易端發生挑戰，變革正在發生。

　　社科院高貝提問：

　　我是對上海自貿區這塊兒比較感興趣，您提到了上海自貿區，我們知道它其實和貿易完全無關，其實更多的是一種金融的改革，但是在中國發展到現在，中國能不能可能實行或者說利率、匯率的雙軌制，這種離岸或者說在岸這種風險怎么防范，怎么建立一個防火墻，對這種監管層您有什么比較好的建議。

　　曹遠征：

　　你說的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你所提的問題是一個人民幣資本項可兌換是不是有關？基本防范基本跟這四項有關。如果說你是從這個角度看，你會發現隨著2009年7月開始，人民幣開始跨境使用以來，這個問題發生變化，我們說三個問題。

　　問題一：資本項下能不能開放。

　　問題二：資本項下是否可兌換。

　　問題三：在這個基礎上是不是能有一個自由競爭的匯率機制。

　　你會發現過去是在發展中國家遇到一個難題，是說我要形成一個自由的匯率體制，我資本項一定是開放的，而資本項開放就意味著本幣對外幣的全面可兌換，而本幣對外幣的全面可兌換，短期資本的流入和流出就難以控制，會引發很大的問題，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么發生的。

　　但是你人民幣使用了以后，突然發現情況正在變化，你現在注意一下，在資本項下，人民幣全部是開放的，對外幣還是管制的，但是人民幣是開放的。我們研究過，如果按IMF的43個資本項下的管制標準來看，大部分都放開了，目前中國政府有三個資本行為主體有十幾管制的三個科目，一個就是外商投資需要審批，第二個就是中國居民不得對外負債，對外負債需要外債規模管理。第三個是中國資本市場不對外資開放，外資開放肯定有特殊的安排，比如說QFII，但是你注意一下這三個科目依然對外幣保持管制，但是對人民幣是開放的，是吧？外商投資人民幣基金是鼓勵的，他的條件要比外商投資外幣基金要寬松很多，至少有一點，不必逐筆審批。

　　中國居民目前對外幣的負債可能還有規模管理，但是對人民幣的負債是大大地放款的，這就是你們深圳看到的前海試驗，跨境人民幣貸款，包括中國企業在海外發人民幣債券。

　　那么中國資本市場現在很不對外資開放，但是對人民幣的開放步伐在加大，這就是你們

　　看到的人民幣QFII。那么說中國資本項下本幣已經實現了開放。

　　那么本幣實現開放以后，這帶來一個什么解決方案呢？就是突然發現資本項下的開放跟資本項下的可兌換兩件事可以處理，從而減少風險。

　　那么你注意到，今年改革方案中間，他提的是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那么可兌換就是三個科目，逐漸是跟人民幣條件一致就可兌換了，是吧？那么上海自貿區最核心的是給一個額度，這個額度只要你進入陸家嘴，然后你就自由使用，我不管你的用途限制，那么這就叫可兌換，是吧？如果這樣可兌換，你剛剛提了問題。

　　在很大程度上，它不再是一個匯率問題，它變成一個利率問題了。那么你會注意到，一個貨幣要用國際實用的話，匯率對它不重要，利率對它非常重要的。我可以講一個例子，美國人是沒有匯率的，美國人是有利率的，匯率是你的問題，所以美國人經常說為什么你的貨幣要跟我的貨幣掛鉤呢？

　　所以就是說這件事兒如果做開的話，上海的本幣中心的地位就顯現了，利率就變得非常之重要，也就是我們說的真正的，因為利率跟匯率是平價關系，利率的市場化變成一切金融活動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