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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9日,2023青島?中國財富論壇舉行,主題為“新變局 新財富 新動能”。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巡視員周學東,發表了主旨演講。
“從2014年起,青島設立財富管理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到目前已推進九年。九年來,試驗區各類財富管理機構立足區域特點和優勢,按照試驗區總體方案確定的原則和目標,以客戶財富和財富相關事務為對象,提供資產配置、咨詢規劃、代理服務等多種服務,在幫助客戶降低風險、實現財富保值增值等方面,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積累了青島經驗。”周學東說。
就財富管理中的買方投顧問題,以及運用政府性基金支持科技創新活動等,周學東分享了兩點看法:
一、買方投顧是財富管理中需要進一步探索和發展的領域
周學東表示,財富管理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既有廣義的,也有狹義的。這里所談的財富,即金融機構做投資者適當性調查時的“可用于金融投資的部分”,主要是金融機構資管產品,不包括房產、收藏品等非金融資產,即狹義的概念。而這里所說的買方投顧,主要是指財富管理機構以客戶為中心,為客戶提供金融機構資產管理產品的咨詢服務、并由投資者付費的金融業務。
當前很多的金融機構都在大力發展財富管理業務,那么究竟什么是財富管理的應有之義是什么?又如何看待“產品賺錢投資者不賺錢”這一問題?
周學東指出,投資者之所以要向金融機構尋求財富管理服務,并為之付費,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相信金融機構能為其服務,二是相信金融機構的專業水平。這也是金融市場成熟國家和地區推崇落實信義義務(Fiduciary Duty)的重要原因。
“但是,目前我們財富管理領域一個很大的缺失在于買方投資顧問制度未發展起來。金融機構既是資管產品的提供者,又同時作為資管產品的銷售機構,在向客戶提供財富管理服務時,過度關注產品銷售,甚至存在內在的角色沖突和潛在的道德風險。單一的銷售機構,也是如此。”周學東說。
對此,周學東表示,因為本質上銷售機構并不代表投資者利益,理論上更傾向于與產品提供方合作,向投資者“兜售”產品;其收益來自于代理、銷售費用,與投資者是否賺錢無關。
“所以,我們經常能看到很多機構在市場行情火爆,此時往往也是估值處于高位的時候,向客戶大力推薦各類明星基金經理、推銷和兜售相關產品,以更多地賺取銷售費用和管理費。這就和財富管理要以客戶為為中心、為投資者利益服務的理念產生沖突。因此,財富管理市場迫切需要解決類似基金賺錢基民不賺錢這一廣受詬病的問題。”周學東說。
周學東強調,為此需要大力發展的財富管理,是以投資者利益為先的、買方性質的財富管理業態,即買方投顧。這就要求買方投顧機構應當遵循的展業要求,就是將投資者利益即買方利益置于賣方利益之上,為投資者提供最優的資產配置方案或咨詢意見。
“當然,為了更好的促使買方投顧機構為投資者的利益服務,除了正常收費外,也可以探索允許買方投顧參與投資者超額收益分成,平衡雙方利益,形成正向激勵機制。”周學東說。
周學東介紹,關于發展買方投顧機構問題,去年以來參與CF50關于資管新規實施5年來的情況評估課題研究,形成基本結論,其中有以下兩個問題需要進一步厘清。一是對于持牌資管機構,無論是以銷售自身發行的資管產品的、純粹的資產管理機構,如理財子公司、公募基金,還是既銷售自身發行的資管產品,也可代銷其他機構的產品的商業銀行、基金銷售公司、證券公司等,天然具有從事財富買方投資顧問業務的優勢,但必須要建立嚴格的“防火墻”機制,以防止利益沖突和潛在的道德風險。二是應當探索發展獨立的買方投顧機構,即本身既無產品創設、也無產品銷售業務、純粹做資產配置投資規劃咨詢的專業機構。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AI技術飛速發展,給買方智能投顧業務發展提供了潛在的技術支撐。比如,生成式AI可針對客戶的財富特點及投資偏好,通過分析預測各類資產價格趨勢,形成有價值的投資組合策略與建議,從而降低投資者溝通成本,提升投顧成效。”周學東說。
二、運用好政府性基金引導社會財富支持科技創新
周學東表示,青島財富管理試驗區有一項任務,是圍繞實體經濟開展財富管理,鼓勵和引導居民財富通過債權、股權等投資方式支持重點產業、重點項目。
“從近年來青島試驗區科創金融活動實踐看,以各類創業投資基金為代表的直接股權融資,在科技型企業創新創業的早期階段,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同時,我們也認識到,為了吸引社會資本特別是居民財富通過股權投資方式進入國家重點產業、重點項目,政府性基金包括產業引導基金和產業投資基金的介入,也十分重要。”周學東說。
周學東介紹,比如,目前為鼓勵創投基金發展,青島、深圳、合肥等一些地方出臺了專門政策:有的適度放寬政府性資金參股的風投創投子基金投資風險容忍度和投資損失允許比率,比如合肥市允許種子基金容錯率為40%,天使基金容錯率為50%,同時也可提高參股的風投創投子基金的參股比例和存續期;有的對風投創投展業和投早投小投科技給予財政資金獎勵和補貼。
“為了更好地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科創活動,我們研究認為,在以上激勵機制的基礎上,可鼓勵財政性基金、產業引導基金等政府性資金在參與創投基金的過程中,以實繳額為限,盡可能多地超出資比例承擔風險和虧損,盡可能多地讓利于創投基金及投資者,同時做好機制設計,防范利益輸送和道德風險。這種機制的創投基金中,政府性資金在較大程度上覆蓋了社會資金的損失,較好地發揮了托底作用,大幅提高對社會資金的吸引力,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和放大倍數,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創投基金募資范圍和數量。”周學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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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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