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國學”一名“將恐不立”

　　國學是一個歷史的概念。清末民初，20世紀頭一二十年，東西方文化沖突劇烈，傳統和現代的整合漫無頭緒，當時第一流的知識人士如章太炎如梁啟超如胡適之，遂倡國學以激發種性的文化自覺，以至于北大、清華我國現代學術的重鎮也起來推動。他們這樣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歷史作用早已昭然于當時和后世。問題是我們今天，歷史已經跨越百年后的21世紀，我們還需要原封不動地維持當初那種義涵的國學嗎？

　　現代的學科劃分和學術分類是越來越細了，一個人能夠在某個單獨細小的子門類里作出學術貢獻，就已經很不錯了，哪里還能夠明小學而且通四部。不僅不能，甚至也不一定需要�，F代科學知識和東西方多元文明的吸取，仍然是青少年進學的第一需要。本民族傳統文化資源的掌握自然必不可少，但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的概念，或兩者加起來中國文化的概念，比國學要開闊明朗得多。我們講中國文化的特質，世界各個地方的朋友都喜歡聽愿意看，也看得明白聽得懂。但一講國學，人家就懵懂了。

　　錢穆先生在他的著名的《國學概論》中，第一篇第一句話就說：

　　“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

　　我們可以稱做國學大師的錢賓四先生，都說國學這個名詞是一個有時代性的名詞，歷史淵源既無從承繼，將來恐怕也就難以成立。他說得再明白不過，像胡適給國學下的定義一樣明白無誤。

　　其實不僅錢穆先生，還有一位我本人敬之為20世紀最大的儒者，其為學的本我境界讓梁漱溟、熊十力稍遜一籌的馬一浮，也持有與錢穆相同的看法。馬先生深于玄言義理，講求立身本末，論學不入講舍，儒佛兼通。蔡元培1916年請他到北大任文科學長一職，他謝絕了。但抗戰時期，國家處于危難之中，他不得已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邀請，先后在江西泰和、廣西宜山開國學講座，闡揚“六藝之學”�！短┖鸵松綍�語》一書，就是他兩地講論的結晶。

　　因所立之名叫“國學講座”，所以講論伊始，馬一浮便先對國學的概念作了詮釋。他說：

　　“國學這個名詞，如今國人已使用慣了，其實不甚恰當。照舊時用國學為名者，即是國立大學之稱。今人以吾國固有的學術名為國學，意思是別于外國學術之謂。此名為依他起，嚴格說來，本不可用。今為隨順時人語，故暫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學術為解，所含之義亦太覺廣汎籠統，使人聞之，不知所指為何種學術�！�(《馬一浮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頁9)

　　馬一浮先生同樣說得再明白不過，即國學在他看來是一籠統不明確的概念，而且此一概念的產生是“依他起”，因此馬先生連續給定了兩個否定語詞，一曰“不甚恰當”，二曰“本不可用”。他的態度是很決絕的。這并不難理解，因為國學所“依”的那個“他”，是變化著的，“他”變化了，國學這個概念勢必隨之發生變化。馬一浮先生對我國傳統學術的名理以及佛學的義理，有極深湛的造詣，解一詞名一物，都能從學理上疏證得令人信服。

　　果如馬一浮先生所言，如今國學所依賴的那個“他”，即外國的學術早已發生不知凡幾的變化，中國固有學術和中國傳統文化，也已經在現代詮釋中獲得新的生命。國際間的學術文化的交流互動到了一個全新的時期。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獲得幾乎全世界學界人士的認同。錢鐘書先生喜歡的話語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言內之意也是表述的此情此理。那末，我們還有何種必要，將我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皇皇學術，以“國學”二字自秘起來或者包裹起來，自劃畛域，以至造成我民族與世界文明的人為裂痕？

　　總之國學這一概念，是當我國近現代歷史轉型時期應時而生的一個特指名詞，是“一時代的名詞”(錢穆)，是“不甚恰當”的名詞(馬一浮)。如今歷史已進入21世紀，我們在揚榷古今、斟酌中西、權衡利弊之后，主張“廣汎籠統”的“國學”應該緩行、少行乃至不行，庶幾不至于有背統趨新之嫌罷。區區之意，尚待明學之君子正之。

　　不過在結束此長文的時候，我想提出一項建構國家未來學術大廈的建議。這就是學術界和傳統資源研究的從業人員，雖然應該少或竟不用國學這個概念，但我卻建議小學生的課程設置，增加國學一科。名稱就叫做《國學》，內容以“六藝”為主，就是孔門之教，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當然采擇應該精要，注釋宜于簡明，不妨以白文為主。這樣將來終會有一天，所有中國人的知識結構里面，都有我們華夏民族最高端的文本經典為之奠基，使之成為中華兒女的文化識別符號。

　　馬一浮豈不云乎：“國學者，即是六藝之學�！�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本文系《論“國學”應該緩行》的最后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