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論國學之三

　　1. “國粹”與“國故”

　　前面兩篇，我主要對國學的發生和流變作了一番梳理，重點在述史，現在則需要對國學這一概念本身作一些學理的探討。

　　其實“國學”一詞，是與另外兩個相近的詞匯聯系在一起的，檢討國學，不能不提到另外兩個詞匯，這就是“國粹”和“國故”。

　　“國粹”一詞出現最早，專事此一領域研究的鄭師渠先生，且在其《晚清國粹派》一書中，考證出該詞的中文文本出處首推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也就是說，是在1901年。而任教美國康奈爾大學的馬丁·伯納爾(Martin Bernal)教授，在1976年撰寫的《劉師培與國粹運動》長篇論文中，對“國粹”一詞1887至1888年在日本流行的情形，作了豐富的引證。他寫道：

　　“1887年，國粹一詞開始在日本普遍使用。這是針對明治維新而發的一種反動。他們企圖說服西方勢力，日本已經文明——也就是西化——得足以重訂條約、廢止外國租界的治外法權。其實，自1850年代開始逐漸擴展的西化浪潮，由于政府積極地推動各種歐式習俗而達于巔峰。”(傅樂詩等著《中國近代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頁94)

　　又說：“在這種氣氛下，以維護國粹為職志的團體也形成了。在知識分子方面的斗士首推三宅雪嶺與志賀重昂。1888年后者發表新刊物《日本人》的出版方針時表示：‘長久以來，大和民族的成長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它玄妙的孕育出自己獨有的國粹(nationality)，此一國粹在日本本土發長，隨著環境而有不同的回響。從孕育、出世、成長到發揚，經過不斷地傳承與琢磨，它已經成為大和民族命脈相系的傳國之寶。’”(同上)

　　然而如果把“國粹”一詞用更明白的語詞加以置換，它到底是什么涵義呢？志賀主張將“國粹”解釋為民族性，但伯納爾認為解釋為“民族精髓”也許更合適一些。后來日本的國粹派們尋找到一種容易被廣泛接受的解釋，即國粹指一個國家特有的財產，一種無法為其他國家模仿的特性。

　　伯納爾毫不懷疑，1898至1905年這一時期活躍于中國政治文化舞臺的知識分子，比如梁啟超等，明顯接受了日本國粹派的影響。他引用了任公先生1902年寫給黃遵憲的信，其中直接使用了“國粹”的概念。梁的觀點系黃致梁的信中所保留，我在前面已經引錄，關鍵語句是：“養成國民，當以保存國粹為主義，當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黃有出使日本的經驗，他給梁的信里也曾略及日本“國粹之說起”的原因。這里，我附帶作一個說明，伯納爾教授引錄的關于任公先生的這條材料，是從楊天石先生1965年發表在《新建設》第2期的《論辛亥革命前的國粹主義思潮》一文轉引的，現在有的研究此一問題的著作引錄伯納爾，卻遺忘了楊天石，可謂舍近求遠。我也同乎此病，也是在看了傅樂詩等著的《中國近代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之后，才得知天石兄的貢獻。天石是我多年的好友，他送我的《楊天石文集》就在手邊，如今翻開一看，論國粹主義思潮的大著赫然在目。古人有貴遠賤近之譏，吾輩已無可逃遁矣。天石兄的文章里，還征引了清政府1903年頒布的《學務綱要》，其中有“重國文以存國粹”字樣，以及張之洞1907年使用“國粹”一詞的情況。(《楊天石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146、147)章太炎1906年《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提出的“用國粹激動種性”，也為他所引錄。就不要說圍繞《國粹學報》1905年創刊前后國粹學派的言論，更沒有被天石所遺漏。

　　國粹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黃節，在寫于1902年的《國粹保存主義》一文中，也明確表示，他們倡議此說是受到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保存國粹思潮的影響：“夫國粹者，國家特別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維新，歐化主義浩浩滔天，乃于萬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動力焉，則國粹保存主義是也。”(《壬寅政藝叢書》“政學編”卷五)可知“國粹”一詞確乎來自日本。但一種思潮能夠引起廣泛響應，光是外來影響不足以成為原動力，主要還是晚清時期中國自己的文化環境使然。西潮來得太猛烈了，國人迎之不暇，退而無路。故重新從自己文化傳統中尋找精神的支點，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對此有天然自覺的是章太炎，他自稱：“上天以國粹付余。”(《絕命書》)1903年寫給宋恕的信里也說：“國粹日微，歐化浸熾，穰穰眾生，漸離其本。”(《書信集》頁17)同年致劉師培論經學云：“他日保存國粹，較諸東方神道，必當差勝也。”(同上，頁71)而早此五年的1898年2月，在《與李鴻章》書里，太炎先生已然提出：“會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術振之。”(同上，頁19)流露出以古學起今衰之意。至于國粹的內涵，章太炎認為主要在歷史，具體說包括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跡三項，也就是歷史和文化。章的學問根基在小學，故一向重視文字語言的研究，以為：“董理方言，令民葆愛舊貫，無忘故常，國雖零落必有與立。”(同上，頁250)不過太炎先生的“故常”，是不把滿清算在內的。所以唐以前的歷史輿地，他格外看重，認為可以作為“懷舊之具”，而其“文章之雅馴，制度之明察，人物之高量，誦之令人感慕無已”(同前)。至于周秦諸子，太炎先生認為“趣以張皇幽眇，明效物情，民德所以振起，國性所以高尚”(同前，頁151)。要之歷史文化和學術思想，在章太炎那里，被視做國粹的主要內容。《國粹學報》的另一作者許守微，曾試圖給國粹下一明了的定義，曰：“國粹者，一國精神之所寄也，其為學，本之歷史，因乎政俗，齊乎人心所同，而實為立國之根本源泉也。”(《國粹學報》1905年第1期)與太炎先生所論實無不同。

　　但揆諸歷史，我國精神之所寄也多矣，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跡也多矣，難道都可以稱做國粹嗎？所謂粹者，應該是同樣事物里面的特別優秀者，也即精華部分。世界上所有文明國家，都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跡，但并不都一律以“粹”相許。所以許地山1945年連載于《大公報》上的一篇文章，對此一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思，既然叫粹，就不能太降低條件，標準應該是很高的，不能光是特有的事物就叫做粹，久遠時代留下來的遺風流俗不必是粹，一個民族認為美麗的事物也不一定是粹。他舉例說，比如當年北平的標準風俗，少不了“六樣”，即天棚、魚缸、石榴樹，鳥籠、叭狗、大丫頭，如果把這看作是北平的“六粹”，那只不過是俗道而已。因此他說：“我想來想去，只能假定說，一個民族在物質上、精神上與思想上對于人類，最少是本民族，有過重要的貢獻，而這種貢獻是繼續有功用，繼續在發展的，才可以被稱為國粹。”(許著《國粹與國學》，臺灣水牛出版社，1987，頁162)明顯地把有沒有功用和國粹聯系了起來，而且側重物化的文明型態方面，比如書畫、雕刻、絲織品、紙、筷子、豆腐，以及精神上所寄托的神等等，完全不同于太炎先生的立說。所以許地山又說：

　　“國粹在許多進步的國家中也是很講究的，不過他們不說是‘粹’，只說是‘國家的承繼物’或‘國家的遺產而已(這兩個詞的英文是National Inheritance,及Legacy of the Nation)。文化學家把一國優秀的遺制與思想述說出來給后輩的國民知道，目的并不是‘賽寶’或‘獻寶’，像我們目前許多國粹保存家所做的，只是要把祖先的好的故事與遺物說出來與拿出來，使他們知道民族過去的成就，刺激他們更加努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邁步。”(同前，頁165～166)

　　許地山是小說家兼比較宗教學學者，燕京大學神學院畢業，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宗教、哲學和民俗學。長期執教燕大，逝世前任教香港大學，1941年逝世，只活了49歲。《國粹與國學》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所寫，《大公報》為之連載。許對國粹問題發言，他講的肯定不是外行的意見。他沒有完全否定“國粹”一詞，但學理和事實上的保留態度昭然可見。他強調要把“粹”和“渣”分別開來，再把“粹”和“學”分別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