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粹”的概念贊成也好，不贊成也好，何以要用“渣”這個不甚雅馴的概念來和“粹”相對應？而且并非許地山一人，包括魯迅、胡適在內的許多文化身份顯赫的批評者，都有此想。關鍵是國粹一詞傳到中國，它的詞義已發生變化。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以志賀為代表的本國主義者，是將“國粹”解釋為民族性的，或者他們更愿視為一種無形的精神。如果把這樣的解釋移用到中國，我認為會發生困難。因為我們無法把中國或者中華民族的精神，用最簡潔的話語來加以概括。以往人們常掛在嘴邊的“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吃苦耐勞”，以及“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或者現在說的“中庸為大”、“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等，當然都是有根據的好語詞，但如果說這就是中國的無形或者有形的精神，這就是中國的“國粹”，我們自己能認可嗎？我們的歷史太長了，其間民族與文化的變遷太頻繁了。本來是漢族為主體的社會，可中間卻多次被少數民族客換主位。因此唐朝、宋朝的精神和元朝、清朝就大不一樣。尤其清朝，已經讓民族精神的托命人知識分子沒有了精神。另外的一些概括，例如說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家族為本位、家國一體，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價值，三綱六紀是中國文化抽象理想的通性，這倒是真實不虛，學術界未嘗有疑義。但這些可以稱做我們的“國粹”嗎？

　　清末民初以來，隨著傳統社會的解體，現代社會的始建，“家國”早已不“一體”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地位已經崩塌。“三綱五倫”在沒有皇帝的社會里，還能夠發用嗎？孔、孟、荀，易、老、莊，管、孫、韓，的確是我們的偉大的思想家，是我們的驕傲，是我們民族的榮譽，是中華文化的經典之源，但他們是我們的，也是整個人類的，如果我們僅僅視為自己的“國粹”，不是太小氣了嗎？況且學術思想就是學術思想，哲學就是哲學，作為文明體國家，那都是題義之中的事情，無非你有我也有，我的和你的“心理攸同”，思想的理性表現型態卻不相同——何“粹”之有？

　　所以，自太炎先生開始，中國早期談“國粹”的學人，已經悄悄把“國粹”的內涵，置換成與中國傳統更相吻合的內容。章太炎的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跡“國粹”三項說，已經不能簡單用民族精神或中國的無形精神來范圍，與其稱這三項為“國粹”，不如叫“國故”更為恰當。事實正是如此，章太炎最喜歡的語詞是“國故”，而非“國粹”。所以他自己頗看重的一本書是《國故論衡》，而沒有叫《國粹論衡》。“國粹”一詞來到中國以后，如同明以后的儒學，走的是下行路線(余英時先生的觀點)，其精神價值層面逐漸淡薄，物化的價值大大提升。這就是為什么許地山盡量想舉一些可以稱做“國粹”的例證，卻只舉出書畫、雕刻、絲織品、紙、筷子、豆腐等少數幾項的原因。而吳稚暉則說：“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為命”。此本不學之誑語，不作數，但思考的方向，是下行而不是往精神層面走應是事實。如今有把京劇、中醫、國畫作為我們的“三大國粹”的流行說法，也體現了同樣的意思。當然京劇、中醫、國畫這三項，我想是可以叫做國粹的。也可以再加上中國功夫。這樣看來，許地山也許說對了，是否活著還真的是構成“國粹”的一個要件。光是作為遺產保存的文物，比如甲骨文、青銅器、秦磚、漢簡、兵馬俑、宋版書、武則天墓，還真的沒有人叫它們“國粹”。

　　現在來說“國故”。這是章太炎先生發明的概念，解釋起來比“國粹”、“國學”都容易。易言之，我們中國、中華民族所有過去時代的典故和故事，都可以叫做國故。典故和故事有口頭的，有紙面上的，當然紙面上的多。所以談國故離不開文字。太炎先生是貨真價實的文字學家，他最有資格談國故。可是國故這個詞，現在也幾乎不用了。你聽哪一位以傳統資源作為研究對象的從業人員，自稱自己是研究國故的。其實章太炎先生也沒有向別人說他是研究國故的，而是紙面行文，他選擇了這個特殊的詞匯。所以傳揚開，是由于兩個特別的契機：一是1919年年初，傅斯年辦的《新潮》出刊后，劉師培辦了一個旨趣相異的《國故》月刊，兩刊就國故問題展開過討論，傅斯年、毛子水一起上陣；二是1920年胡適在他那篇綱領式的文章《新思潮的意義》里，響亮地提出：“我們對于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他說：

　　“這叫做‘整理國故’。現在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么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論古文之不當廢，他說，‘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現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涂懵懂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國粹，什么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胡適全集》第一卷，頁699)

　　試想胡適在五四過后的新文化運動的當口，是何等權威地位，他這樣睥睨一切的大叫大嚷，能不發生影響么。何況兩年之后北大國學門就成立了，“整理國故”成為國學門的基本旨趣。

　　胡適不同于章太炎的地方，是他明確提出了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的口號。但對太炎先生，他不忘給予尊禮。他說：“自從章太炎著了一本《國故論衡》之后，這‘國故’的名詞，于是成立。”(《研究國故的方法》)顧頡剛也說：“整理國故的呼聲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軌道的進行則發軔于適之先生的具體的計劃。”(《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盡管如此，上世紀20年代還是因了“國故”兩字而有許多討論，單是許嘯天編的《國故學討論集》，就有足足的三冊。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國故就是我們以往歷史文化的那些東西，對國故進行研究，就是國故學，也可以簡稱為國學。如同胡適在《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中所說：

　　“‘國學’在我們心眼里，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

　　胡適之先生果然講得明白，我想我們對國學這一概念的義涵，完全可以達成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