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國學與現代學術分科

　　但事情還沒有那樣簡單。當我們探討國學的時候，有一個問題時時伴隨著我們不肯離去，這就是國學和現代學術分科的關系問題。正是鑒于此，百年以還對國學的概念提出質疑的學人亦復不少。最具代表性的是何炳松先生，1929年他發表的《論所謂“國學”》一文，提出的口號是：“中國人一致起來推翻烏煙瘴氣的國學！”理由有四：一，來歷不明；二，界限不清；三，違反現代科學的分析精神；四，以一團糟的態度對待本國的學術。何炳松講的要推翻國學的這“四大理由”，能否都站得住腳，是另一個問題，我們不妨先看兩段他的論述文字，然后再作價值判斷。第一段文字：

　　“我們知道德國對于世界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科學和史學，法國對于世界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文學和哲學，美國對于世界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各種新的社會科學，英國對于世界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文學、經濟學和政治學，日本對于世界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東洋的史地學。他們對于世界的學術都是各有貢獻，但是他們都絕對沒有什么國學。我們試問自己既然自命有一種國學，那么中國國學的特質是什么？他的真價值究竟怎樣？他們對世界學術究竟曾經有過一種什么貢獻？假使我們自問對于中國國學的特質、價值，和他們對于世界學術的貢獻，我們都一點不知道，那末所謂國學究竟是什么東西？”(《何炳松文集》第二卷，商務印書館，1997，頁382)

　　第二段文字：

　　“我們研究史學的人，為什么不愿專心去研究中國的史學，而要研究國學？我們研究文學的人，為什么不愿專心去研究中國的文學，而要研究國學？我們研究哲學的人，為什么不愿專心去研究中國的哲學，而要研究國學？我們研究天算的人，為什么不愿專心去研究中國的天文和算學，而要研究國學？我們當現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極發達的時代，是否還想要做一個“大壇場”上的“萬物皆借于我”的朱熹？中國的史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么？史學家我們不屑屈就么？中國的文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么？文學家我們不屑屈就么？中國的哲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么？哲學家我們不屑屈就么？中國的天文算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么？天文學家算學家我們不屑屈就么？”

　　何炳松上述第一段文字，意在探討國學與世界各國學術的互動問題。既然德、法、美、英等學術發達并且對世界學術有過重要貢獻的國家，他們都不以本國學問籠統自命，該是哪一學科領域的貢獻就是哪一學科領域的貢獻，哲學就是哲學，史學就是史學，文學就是文學，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政治學就是政治學，科學就是科學，我們卻以一個國學概括自己的全部學術，何炳松認為“在現今科學昌明的時代，決不容許的”。他當然說得有些絕對，但基本義涵不見得全無道理。

　　世界各國的學術，其為“學”，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完成“學”的方法、途徑和形態。中國哲學和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哲學，研究對象和試圖解決的問題，都離不開人、生命、宇宙、自然秩序，都想深入到“玄”或曰“真際”的世界，并希望用玄理給出“攸深”的結論。中國哲學的“近譬諸身”的講求實際的特點，固然也，這在先秦儒家那里表現的最為明顯。但中國哲學也是從不回避對“玄理”的探究的，這有易、老、莊“三玄”經典為證。朱熹哲學其實已經“玄”得可以了，他說的那個“理”，你能看得見摸得著嗎？只不過還有些“拖泥帶水”，在純哲學家眼里還不夠徹底而已。但中國哲學的論理形態又是與西方不同的，比如說中國先哲并不以追求體系為能事，而西方哲學恰恰需要體系化。但這絲毫不影響易經、老子、莊子、孔子、墨子，在世界哲學史上的地位。那么又何必用一個籠統的國學與人家各個學科相對應，而不是以哲學對哲學，文學對文學，史學對史學，然后加以比較研究，透過表現形態的“異”，尋找人類智慧結晶的“學”和“理”的大“同”呢？

　　何炳松的上引第二段文字，說的是現代學術分科的結果，已經使得國學獨立義涵的應用性大為減弱。中國傳統學術是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向現代學術轉變以后，已為藝術、文學、史學、哲學諸學科所置換，總稱做人文學科。中國古代原無社會科學，經濟、法律等社會科學，民國以后才開始重建。現代社會國際間學術互動頻繁，而學術互動都是分學科進行的，如果人家來的是哲學方面的代表人物，我們對之以國學，來的是史學或者文學團體，我們也對之以國學，豈非笑話。其實胡適當年在號召“整理國故”的時候，就已經提出，要文學的歸文學，哲學的歸哲學，史學的歸史學。因此對中國傳統學問作分學科研究，比攏在一起的國學概念要切實得多。實際上也沒有哪個現代學人以研究國學自許。假如你向一位研究古典文學或者哲學史或者歷史學的學者發問，請教他如今治何學，他大約連古典文學、哲學史、歷史學這些現成的概念都不肯用，而是更具體的或唐代文學或明清小說，以及宋明理學或晚清諸子學，乃至宋史、明史、清史等等，已經自己覺得不免空闊。他絕對不敢說，他老先生是研究國學的。如果他講了，你即使不會被嚇著，也會驀地一驚。

　　國學這一概念其實是有局限的，我們使用的時候，需要小心小心，切不可你也國學，我也國學，大家彼此一下子熱起來。更不要花費心思去選舉“國學大師”。我們晚學不敢與聞是自然的，我們的長輩恐怕也會望而卻步。“國學大師”的名號，不是誰都可以接過來的，20世紀至今這一百年，能夠榮此稱號者，除了章太炎和他的弟子黃侃(還可以加上王國維)，惟錢賓四、張舜徽足以當之。魯迅誠然是大作家，大學者，但如果你尊他為國學大師，他會站起來罵你一通。錢鐘書先生，我們都認為他的學問著實了得，可是你要稱他為國學大師，他肯定不會接受。還不是謙虛不謙虛的問題，很可能他并不認為這是一項榮譽。即使陳寅恪，還是徑直稱他為史學家更為恰當。1990年代初，百花洲出版社有《國學大師叢書》的擬議，來京約請部分涉足傳統學問領域的學人座談，我當時就覺得名單開列得過寬，魯迅、蔡元培、賀麟、林語堂、張元濟、歐陽漸，都算做國學大師了。這些人當然都是了不起的大家，可就是不宜于稱他們為國學大師。蓋國學有寬窄兩重義涵，寬的就是胡適所說的，凡研究一切過去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也就可以簡稱為國學。后來大家普遍接受的國學就是中國傳統學術的說法，其實也是比較寬的義涵。國學的窄一些的義涵，應與經學和小學聯系在一起。不通經學，不明小學，國學大師的稱號宜乎與其無緣。

　　曹聚仁在分疏1920年代的國學的時候，曾把北大國學門和無錫與上海的國學專修館區以別之，他寫道：“國學之為物，名雖為一，實則為三。北京國學研究所之國學，‘賽先生’之國學也。無錫之國學專修館，冬烘先生之國學也。上海之國學專修館，神怪先生之國學也。三者在理決無合作之余地，吾輩認明商標，庶不致誤。”(《國故學之意義與價值》，許嘯天編《國故學討論集》第一集，群學社，1927，頁85)他對上海、無錫兩地國學專修館的謚語，也許有偏因而不足為據，但說北大國學門的國學是“賽先生”的國學，即科學的國學，是完全沒有錯的。我們今天是否已經發生了與“賽先生”成截然反對的國學，限于聞見，我無法判斷，但如果國學“熱”得失卻章法，亂了方寸，預期“神怪”、“冬烘”之“國學”一定不會出現，則我不敢必也。引曹不必盡信曹，前朝歷史，去之未遠，誡之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