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官員：中國商人求解和諧政商關系的方法論

　　面對官員——中國商人求解和諧政商關系的方法論

　　本刊記者 王方劍

　　一道難答的必答題

　　“他孫大午是‘午’字出了頭，成‘孫大牛’了”！

　　這是當地一位縣領導對河北知名民營企業家孫大午做的一句話評價。關于孫大午與當地政府部門“不合群”的一個經典說法是：孫要辦事，請某幾位政府部門官員吃飯，后來事情沒有辦成。讓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孫大午又派人按照AA制把官員的飯費要回來了。在當地，孫大午陸續和土地管理部門、工商管理部門和稅務部門等政府部門打過官司，大午集團的外部生存環境非常惡劣。

　　再后來，孫大午以“非法集資”名義獲罪。盡管北京法學界對孫大午的這一罪名是否成立有不同看法，盡管“非法集資”這一法律問題本身還存在爭議，孫大午由于政府關系不睦而招致牢獄之災和企業停滯，卻是共識。

　　官商關系之于企業的生死沉浮，由此可見一斑。

　　官員與商人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中華泱泱數千年文明史，人人感同身受，但人人心中皆有而口中皆無，惟獨清末民初一名實業家以六字箴言一語道破個中奧秘，那就是：離不開，靠不住。的確，“離不開”是現實，而“靠不住”是一種超越，是一份清醒。

　　對于所有的中國企業來說，與政府的關系像是一道必答題，無論企業大小，也無論企業家本人的政治身份高低抑或有無。即使是聯想這樣的企業，柳傳志多年前也說過，“他把70%的時間用在了企業的外部環境上”。與西方企業不同，中國企業必須要經營良好的政府關系，因為這樣的關系決定著企業資源政策的多寡，和生存空間的大小。與面對市場不同，經營政府關系面對的是更加復雜的人與事，“會玩一個球的人都要學會同時玩五個球”。

　　收費、攤派的多寡，是影響官商關系的最現實問題。據全國工商聯的一次權威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1382位業主當年總計納稅112808.4萬元，交費55044.5萬元，交費相當于納稅的48.8%，各項雜費占到了稅收的近一半。名目繁多、居高不下的各項收費、攤派和公關招待費用，使企業不堪重負，已經成為官商關系不和諧的主要因素之一。

　　“掙扎”與“較量”——數年前一本暢銷書的書名，基本上比較準確地概括了企業與部分官員之間的真實現狀。由于種種現實原因，大多數民營企業在與政府部門的交往中處于弱勢位置，在“較量”中“掙扎”，在“掙扎”中“較量”。

　　作為一個有著漫長封建官僚社會歷史階段的中國，“官本位”觀念綿延長達2000多年，“商本位”觀念的形成并成為社會的主流觀念需要多少年？200年？甚至更短？“這樣一個新歷史階段來到中國，其時間無法預期”，知名青年學者、對官商關系有深入研究的中國社科院專家高超群認為，“不過，從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周邊亞洲國家來看，‘商本位’社會的來臨也許不需要那么長的時間”。

　　“‘官本位’的社會本質上是一個人治社會，而‘商本位’的社會本質上是一個法治社會”，高超群更愿意從深層意義上來區別這樣兩種社會生態，“也許一位英明政治人物的出現，能加速‘商本位’社會的來臨，因為中國已經加入WTO了，國際局勢并沒有給中國企業、中國社會太長的時間。”高超群說。

　　“外面大街兩邊的酒店、餐館，咱管著他們呢，定級別時我說了算，不讓我吃讓誰吃？”一位副鄉長神氣的話語，九年前飄進記者耳內，至今不時在腦海回響。他只是一位副科級干部，級別更高的官員內心深處又該會怎么想？！在相當一部分官員們內心深處，“在中國，官員再小也是官員，企業再大只是企業”觀念根深蒂固；而在國外有些發達國家，官員、協會領導、企業家接待外賓或訪問團時，企業家是坐在圓桌中間的，而官員、協會領導是坐在兩邊的。但是，在中國同樣的場合，即使是一位退休的政府官員，也一定會坐在圓桌中間的。

　　什么時候中國的企業家能坐在中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