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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的力量
記者：徽文化能夠取得如此燦爛繁榮的局面，其原因在哪些方面？
欒：明清時代的徽州文化光輝燦爛。幾乎在各個文化領域中，諸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學、徽派樸學、徽州刻書、新安畫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畫、徽州三雕、徽州建筑、徽州園
林、新安醫學，以及自然科學、數學、徽劇、徽菜等等，都取得了輝煌成就。它們既有地方文化特色，同時也是當時主流文化的一個代表。
徽州文化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是以當時徽州經濟的繁榮昌盛為基礎的。沒有經濟的繁榮，就不可能有文化的昌盛。而徽商對明清徽州經濟發展的貢獻最為巨大，說徽商的成功鑄就了徽州文化的輝煌，并不過分。
徽商不僅通過發展經濟促進文化繁榮，而且由于經商取得了豐厚的利潤，對很多文化事業直接投入大量財力，這也是徽州文化繁榮昌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以，徽商的成功鑄就了徽州文化的輝煌，彰顯了經濟是文化發展繁榮的基礎這個真理。
《中國商人》：徽商經濟的發展對促進當時的社會變遷起了哪些作用？
欒成顯：眾所周知，徽州宗族勢力極為強大，最重宗法，是保留傳統最多的一個地方。歷史淵源久遠的佃仆制在徽州一直延至明清時代。在那里，程朱理學被視為正統，備受推崇，家喻戶曉。然而，就在這樣一個以正統聞名、最為傳統的地方，由于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的發展受到了極大的沖擊。
明代《歙志》編者將明中葉以來的社會變化，比作一年之四季，說明變化之明顯。弘治之時，“家給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婦人紡績，男子桑蓬”，一派典型的自然經濟景象。正德末、嘉靖初，“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東家已富，西家自貧”，商業開始發展，自然經濟受到打擊，兩極分化出現。嘉靖末、隆慶間，“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產自無恒，貿易紛紛”，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兩極分化已經嚴重。
直到萬歷前三十年，“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財富更加集中，大商人資本出現，并且握有了統治的力量。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同時，整個社會也發生了深刻變化，甚至出現了動蕩不安的跡象。在今天看來，貧富分化的嚴重其實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動蕩不安的出現無疑顯示了社會變遷的前兆。
正是由于明中葉以來商品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巨變，才使數千年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傳統社會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使我們看到了中國由傳統社會向近現代社會轉變的最初曙光。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變遷，這是一個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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