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岳蘭鳳

　　源于美國次貸風暴的金融危機給世界金融市場造成了百年難遇的嚴重沖擊。如何正確認識并采取有效措施應對金融危機給中國企業“走出去”帶來的影響，防范風險，抓住機遇，是目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課題。

　　認識金融危機

　　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宏觀影響

　　分析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宏觀影響，應從辯證思維出發，即從挑戰和機遇兩個方面開展研究。

　　在挑戰方面，主要有四個：

　　一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在許多方面限制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歷史經驗表明，貿易保護主義與經濟危機如影隨形。危機當前，各國紛紛采取各種措施，其中不乏貿易保護主義色彩。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自2008年11月以來，G20成員中有17個成員采取了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世界銀行行長佐立克于4月23日表示，自4月2日G20 倫敦峰會以來，美國等G20成員中已有9個國家已采取或正在考慮實施23項貿易限制措施，違反了他們在G20峰會上作出的承諾。貿易保護主義對脆弱的世界經濟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二是全球需求不足導致國際業務需求總量下滑，使“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可能陷入“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以船舶工業為例， 國際統計數據顯示，全球合計5.9億載重噸的新船訂單中，已有兩成被取消，并預期新船訂單取消量將會在未來4年上升至1.2億載重噸。對于中國造船業而言，造船撤單的情況在近期顯得尤為嚴重，工信部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08年10月至2009年2月，全國共撤消船舶訂單110艘、274萬載重噸，約占手持船舶訂單總量的1.4%。其中，今年1～2月共撤消船舶訂單13艘、66萬載重噸。面對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的進一步加深，中國造船將面臨巨大挑戰。

　　三是匯率和利率震蕩給外幣資產安全，特別是給從事金融衍生產品的中國企業帶來巨大風險。少數企業對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桿性、復雜性和風險性認識不足，存在僥幸和投機心理，貿然使用復雜的場外衍生產品，違規建倉，風險失控，產生巨額浮虧，嚴重危及企業持續經營和國有資產安全，造成不良影響。例如，某中國企業2008年上半年簽訂了澳元累計期權式的杠桿合約，后因澳元急跌，截至2008年12月3日，該公司錄得虧損擴大到186億港元。2009年 3月24日，國務院國資委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央企業金融衍生業務監管的通知》，明確提出各中央企業要高度重視金融衍生業務管理工作，審慎開展金融衍生業務，遵循套期保值原則，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建立切實有效的風險管理體系，積極防范經營風險，有效維護股東權益。

　　四是經濟危機加劇了某些國家的社會和政治動蕩，使得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更大的社會和政治風險。例如，2009年5月17日，南太平洋島國巴布亞新幾內亞連續3天爆發反華騷亂，有數以千計暴徒在第二大城市萊城主要商業區，沖擊華人開設的商店，并襲擊華人，事件中有一人被劈死，大規模騷亂導致萊城全城癱瘓。

　　在機遇方面，主要有六個：

　　一是境外直接投資的機會。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在內的很多國家經濟的流動性出現嚴重不足。為了促進經濟復蘇、避免企業大量倒閉引起的失業問題，歐美政府紛紛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減免企業稅收負擔，鼓勵和引導消費者消費，簡化審批手續以吸引和鼓勵外國投資者參與本國經濟。因此，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特別是能夠為東道國保留或創造就業的投資更受歡迎。目前的收購環境，相比2005年8月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對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要約收購的環境，顯然要寬松很多。

　　二是開展全球并購的機會。未來一段時期，世界經濟還將處于下降通道之中，這對于有實力、發展戰略明確的中國大企業來說，是一個開展國際并購的難得機遇期。中國的企業將在這一過程中，舞動長袖，科學利用并購工具，把自己鍛煉成國際級的企業，以全球為平臺進行企業布局。例如，在海運市場大蕭條的背景下，中遠集團的海外擴張腳步并未遲疑。2008年11月，中遠集團以43億歐元拿下希臘比雷埃夫斯港，該港口將成為中遠集團地中海東南部最重要的橋頭堡。

　　三是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和高端人才，提升“走出去”競爭力的機會。在經濟衰退過程中，一些國外企業出于擴大市場需求的經濟考慮，對于向我國企業出售相關技術和設備的意愿會進一步增強，限制條件也將減少。不僅如此，歐美金融危機及經濟衰退，還迫使不少全球知名的企業大規模裁員，這也為中國企業篩選和吸納優秀人才提供了大好機會。眾所周知，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個重大制約因素是全球性人才不足。

　　四是國外業務低成本開展的機會。隨著經濟下行，各種生產要素價格逐步回落，企業原有的國際業務擴張計劃的實施成本會顯著下降。不僅如此，隨著國際油價、化工原材料、鋼材、水泥等商品價格的持續下跌，企業國際業務的生產和固定資產投資成本，也會有所降低。

　　五是發現新的市場需求的機會。針對經濟危機，許多國家紛紛出臺了經濟刺激計劃。例如，一些國家相繼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這對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建筑企業可能會創造新的投資和合作機會。此外，對于“走出去”的中國企業還有一種途徑發現新的市場機會：為國外同一消費者提供性價比更好的產品。經濟下行，會使原有的市場需求下降，但性價比更好的產品進入市場，可以創造出新的市場需求，緩解總體需求下降的態勢。實現這后一途徑，則是要以“走出去”的中國企業的產品、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為前提條件。

　　六是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為幫助中國企業走出經濟危機的難關，中國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包括鼓勵和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大措施，國家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支撐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堅強后盾。此外，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中國企業有強大的國內市場為依托，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中國企業的生存經營壓力。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國政府采取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也使得中國企業的現金池相對豐沛。

　　整體上看，金融危機在很多方面反而會提升中國企業的全球相對競爭優勢，可以形容為“戰術上受損、戰略上受益”，更有利于中國企業“走出去”。當然，對不同行業、不同企業而言，情況會有差別。

　　金融危機給中國企業“走出去”帶來的具體風險和機遇

　　了解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宏觀影響，可以給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方向性的指導。在此基礎上，企業還需要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如國外業務類別、供應鏈全球布局、市場全球分布等方面的具體情況，識別出金融危機給企業帶來的具體風險和機遇，見圖1。

　　如何識別中國企業“走出去” 的具體風險和機遇？我們建議有三個工具：望遠鏡、掃描儀和聚焦器。借助這三個工具，抽絲剝繭，逐級細分研究三個方面的風險和機遇：國外空間維度的面上風險和機遇、行業維度的相關風險和機遇、匹配企業的真正風險和機遇。

　　“望遠鏡”：發現空間維度的面上風險和機遇。國際市場是一個龐大、復雜和非線性的體系，需要“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從全球、區域和國家三個層面研究金融危機的影響，進而得出金融危機給中國企業“走出去”帶來風險和機遇的基本判斷。全球、區域和國家三個層面的研究，不僅要從層次上逐步細化，還要注意三者之間相互關聯。

　　在全球層面，金融危機勢必導致世界經濟整體下滑，企業經營環境惡化。任何違背這一基本規律的思維都是“逆歷史潮流”的。所謂的“逆勢飄紅”、“逆風飛揚”的成功，絕大多數是小概率事件的個案，或是情勢所迫“歪打正著”的結果，這一奇怪策略失敗的概率遠遠大于成功的可能性，不能作為一般規律指導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實踐。用反證法不難看出其邏輯混亂：順風順水的時候還做不好，憑什么能在“逆勢”、“逆風”即“在刀尖上跳舞蹈”時雄起？因此，金融危機背景下“抄底論”的投機思維，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害處遠遠大于好處。

　　在區域層面，金融危機對各區域的影響又有不同。以我國企業“走出去”的傳統市場為例，亞洲發展中國家由于吸取了1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政府采取了良好的宏觀政策，企業改善了資產負債表，銀行也減少了不良貸款，大部分經濟體的基本面是穩定的，大量外匯儲備幫助緩沖了危機的蔓延。盡管隨著金融危機的加深，大量美元外資流出亞洲地區股市，市場資本化萎縮，許多國家面臨流動性緊縮的壓力，亞洲大經濟體持續降溫，經濟下滑在所難免。但是，金融危機不會對亞洲經濟造成重創。從長期看，亞洲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甚至會越來越大。

　　在國家層面，同一地區的不同國家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差別很大。例如，亞洲地區新興市場國家有不同的增長方式，有的國家是靠制造業加工出口的外向型經濟，有的國家是靠資源出口的資源型經濟，有的國家是靠金融和IT為主的服務業經濟(如印度)。很顯然，靠制造業出口的外向型經濟體如越南等國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很大；還有，韓國因與美國的金融市場聯系多，且是出口導向，發展前景也不樂觀。

　　“掃描儀”：發現行業維度的相關風險和機遇。與空間維度的全球、地區和國家三個層次分析不同，行業維度是分析金融危機對國民經濟各行業的影響，進而發現行業風險和機遇。

　　從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角度看，金融危機對行業的影響是更現實和更相關的問題。如何精確地掃描行業并發現行業風險和機遇？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開展工作。

　　一是確定企業需要掃描的行業。為此，企業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發展戰略和規劃，確有必要則同時審視企業的愿景和使命，在此基礎上，梳理企業業務規劃，找出與企業發展相關聯的行業，包括核心業務、創新業務和種子業務三個層面業務布局所涉及的全部行業，作為企業需要掃描的行業。

　　二是研究金融危機對相關行業的影響，包括對行業結構、規模、全球布局、供應鏈分工、行業生產要素等方面的影響，含正負兩個方面的影響。具體研究時，需要結合空間維度的全球、地區和國家三個層次進行，實現空間維度和行業維度的縱橫結合。如此，則可發現金融危機背景下，企業業務相關行業在全球不同空間層次上可能的風險和機遇。

　　“聚焦器”：發現未來不同時間階段內企業“走出去”的明確風險和機遇。通過“望遠鏡”和“掃描儀”，企業可以發現金融危機給企業“走出去”帶來的國外空間、行業的風險和機遇。要真正發現企業“走出去”面臨的具體風險和機遇，還需要結合未來不同時期企業“走出去”的具體部署，更深入地研究。

　　“聚焦器”的核心是找到企業“走出去”面臨的真正風險，找到與企業資源和能力相匹配的機遇，特別是戰略機遇。以海外并購機遇為例，金融危機背景下應強調在全球市場上的戰略并購，將有限的并購資金用在刀刃上。單純的財務性并購機遇，可能不是真正的機遇，應慎之又慎。

　　正確制定并實施“走出去”的

　　應對方案

　　識別出金融危機給企業“走出去”帶來的具體風險和機遇后，企業還應盡快制定和實施應對之策。

　　一是精心制定應對方案，在審慎的同時盡快決策。正如俗話所講的：機不可失、時不我待。該出手的時候堅決出手。

　　以制定風險應對方案為例，水電十三局是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公司國際業務的排頭兵，2008年底結轉2009年及以后合同存量121億元，其中，國際業務合同量高達80%。作為國際化經營的企業，水電十三局的國際工程遍布南亞、中東和非洲10多個國家，共有在建項目40余個，為應對金融危機，2008年11月19日專門召開了國際工程應對金融危機研討會，通過研討，各抒己見，制定了具體的措施，主要包括：

　　(1)加大工程款回收力度，控制存量資金，保持合理的幣種結構，把外匯的風險控制在最低水平。

　　(2)投標過程中要做深入的研究，對當地政府投資項目持謹慎態度。

　　(3)把握項目施工的節奏，在不影響施工進度的情況下，分期分批安排設備進場和物資采購，盡量減少成本投入，節約資金。在建項目對設備進行動態管理，統一調劑安排，加大設備利用率。

　　(4)正確樹立風險意識，在金融環境不佳的情況下，及時控制和回避匯率風險。

　　(5)國外項目在做好施工的同時，重點放在經營項目，第一要控制風險，賬單結算要考慮物價上漲因素，要進一步考慮到索賠；第二要進行信息篩選，要把工程所在地的有關信息與投標公司及時溝通、反饋，投標公司也要主動對工程實施過程中存在的經營問題進行征詢，改進和提高投標質量。施工中的項目要分析風險，減少損失。已完工的項目保證金要抓緊時間落實。

　　(6)密切注視業主的支付能力，施工進度和工程款的結算要相適應，研究合同，采取措施保護好企業權益。2009年投標重點放在安哥拉、卡塔爾等國家的水利項目，密切關注工程信息，爭取拿到更多贏利空間較大的項目。

　　此外，制定方案時，要注意深入研究并充分利用我國政府支持企業“走出去”的相關政策和雙邊政府合作框架下的商機。例如，2009年2月17日，中俄雙方簽署了長期原油貿易、中俄輸油管道建設運營以及貸款協議。俄羅斯石油公司和俄羅斯石油管道運輸公司將從中國獲得為期20年的250億美元貸款，這是俄歷史上獲得的數額最大的貸款之一，這筆資金將使這兩家公司償還債務，而中國將獲得20年內每年進口1 500萬噸俄石油的保障。很顯然，這一協議自然會為石油行業相關的中央企業帶來商機。

　　二是提升執行力。如果實施方案有問題，企業沒有執行力，再好的風險控制對策也會貽誤戰機，再好的機遇也抓不住，再好的“走出去”戰略也會變味。反之，實施方案完善、執行得力，一些并不完美風險控制對策也會變得有力，并非完美的機遇也可能變成好的機遇，甚至有些小缺陷的“走出去”戰略也會變成好的戰略。

　　三是密切監控實施進程，動態控制實施過程。金融危機背景下，環境的動態不確定增加，因此，“走出去”的中國企業需要建立科學的實時監控體系，在必要的時候，及時調整對策。

　　以國外資產風險管理為例，近些年來，我國國有企業形成了粗略估計有上萬億美元規模的境外國有產權。目前，商務部和其他相關部委都高度重視中央企業境外產權管理。為加強對海外產權的安全管理，商務部審批對外投資項目時，已不再針對經營可行性和資產狀況，而主要審查海外項目的風險性，比如兩國政治關系、國外投資環境與相關法律等。作為“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更應動態監控其境外產權的風險。

　　政府要為中國企業“走出去”

　　保駕護航

　　由于“走出去”是國家戰略，政府理應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征途中有所作為。具體包括五個方面：指引方向，完善政策，創造環境，搭建平臺，強化服務。

　　一是指引方向。要處理好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影響，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妥善處理政府宏觀目標與企業微觀目標的關系，找到一個最佳的結合點，使二者協調起來，使金融危機背景下企業“走出去”既符合國家利益又能取得自身的經濟效益。近期，一些中央企業在非洲市場、南美洲市場、大洋洲市場的成功發展，正是因為符合這一基本原則而成功的。

　　中國政府目前希望企業往哪個方向上“走”呢？首先，從產業方向上，為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結構優化升級，企業“走出去”應注重選擇短缺資源開發利用、比較優勢產業和技術性項目。從地域方向上，為了提高“走出去”的成功率，企業應優先選擇與我國政治關系好、經濟合作意愿強、市場環境相對完善，與我國有較強經濟互補性的國家和地區，尤其是周邊國家和地區。與此同時，考慮到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全球消費市場的核心仍然在歐美發達國家和部分新興工業國家，對那些主要滿足海外當地需要的產品，如家電、服裝、玩具等，我國有條件的企業也可以到這些國家和地區投資，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以節約成本，更好地適應當地消費者需求變化。

　　二是完善政策。實施金融危機背景下的“走出去”戰略，離不開政策的支持。中國政府需要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和成功做法，加快完善相關政策，主要包括：

　　(1)完善對“走出去”的宏觀調控。盡快建立促進企業“走出去”的綜合協調機構，提出“走出去”的指導方針和政策，協調和促進有關部門各司其職，分工合作。

　　(2)深化體制改革。要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結合投融資體制改革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大力改革境外投資管理體制。

　　(3)加大財政、稅收、金融、外匯等政策支持力度。

　　三是創造環境。良好的國際環境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必要條件。以中非關系為例，通過中非合作論壇特別是2006年北京峰會的推動，中非之間的友好關系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經貿合作發展迅速。2008年中非貿易歷史性地突破1 000億美元大關，達到1 068億美元。

　　由于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范圍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制度環境非常重要。政府需要創造的最重要的制度環境就是簽署政府間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由政府間的框架來保證海外投資能夠獲得比較好的環境。到2008年，中國政府已經和有關國家和地區簽署了125個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進一步為企業“走出去”建立了良好的制度環境。

　　自由貿易區建設已經成為我國新時期對外開放的新戰略。在當前世界金融危機影響繼續擴散的情況下，自貿區為我國應對危機，統籌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在保持我國進出口穩定增長方面發揮了明顯的積極作用。迄今為止，我國已對外簽署了8個自貿協定，涉及16個國家和地區，包括與東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蘭、新加坡和秘魯的自貿協定以及與香港、澳門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上述協定涵蓋我國2008年對外貿易總額的五分之一。這些國家和地區作為自貿伙伴，有望成為我國新的重要外部市場，從而使我國進出口環境得到改善。

　　四是搭建平臺。中國企業“走出去”不應該繼續沿用個別企業在國外單打獨斗的模式，當企業遇到困難時，因為勢單力薄，在國外發展受到局限。現階段中國企業國際化需要大兵團作戰，需要政府搭建國際化的平臺。其中，中國政府近年來在一些國家建立工業園區，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建立一個風險較低的平臺，便是成功的模式。目前，經濟比較發達的中國省份，如：浙江、山東，以及與國外接壤的省份，如：黑龍江，都已經在外國設立工業園。一些有條件的省份也正積極爭取中央批準，到國外設立工業園。

　　五是強化服務。要科學實施金融危機背景下企業“走出去”戰略，有關部門和地方一定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轉變工作方式，強化服務意識，提高服務水平，形成合力，促進企業加快“走出去”。 強化服務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強化保障服務，二是加強信息服務，三是完善社會中介服務，四是提高辦事效率。

　　詩云：“無限風光在險峰”。金融危機給中國企業“走出去”同時帶來了挑戰和機遇。只要“走出去”的中國企業科學運籌、精心組織，引入專業思維和正確方法，防控風險，抓住機遇，就一定能在危機中成長壯大。

　　(作者單位：北京時代朗迪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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