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思想與企業管理

　　《管理學家》·雙周論壇

　　時間：2007年3月15日下午

　　地點：雅特名畫·聚藝空間咖啡廳

　　主講人：郭梓林(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科瑞集團副董事長)

　　主持人(管理學家執行主編劉輝)：

　　各位來賓大家好！“管理學家·雙周論壇”第一期我們正點開始了。雙周論壇就是每兩周舉行一次。萬事開頭難，第一次就有這么多人來支持，我們非常感激。論壇將來辦到十幾次、幾十次的時候，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還是第一次。

　　我們的雙周論壇跟別的論壇不同的地方在于，管理學家雜志更關注思想，更關注實踐，關注對實踐的評論，還有新知識等。我們希望雙周論壇能夠成為管理學家雜志的一種延伸，成為與各界讀者互動的好工具好平臺。我剛才說了，萬事開頭難，其中一點就是當你的論壇還沒有成熟的時候，你不容易請到非常知名的專家。但是，我們的雙周論壇做到了，因為郭梓林先生一直是我們雜志以及我們雜志很多員工的好朋友好老師。郭梓林先生的身份有兩個，一個是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常務副所長，另外一個是科瑞集團副董事長。科瑞集團比較大，但我不是太了解，好像是控制著一些上市公司。應該說，郭先生既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又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學者。下面請聽郭老師精彩的演講！

　　郭梓林：

　　非常感謝主辦方的邀請，能作為第一期的主講人我感到很榮幸。我看今天在座的生面孔比較多。凡是能來這里參加活動的人，我想一坐下來腦子里肯定會出現三個問題：第一，誰在說？第二，說什么？第三，怎么說？

　　我就先來簡單地回答一下這三個問題。

　　誰在說？臺上的這個人名叫郭梓林。1957年生人，今年正好50歲。16歲上山下鄉，當了三年農民，接下來當了三年兵，然后，當了三年工人，又讀了三年大學。我說的是讀了三年大學，不是上了三年大學，讀大學和上大學是不同的。我讀的是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在一個四十平方米的小學教室里，每個星期三個半天，半工半讀，花了三年時間，拿的是兩年大專學歷，一直用到今天。大學畢業后，當了三年國有企業的團委書記。1989年轉換工作，當了三年國有企業的老總，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就開始和其他五個合伙人共同創辦科瑞集團。我們從5萬元起家，科瑞集團如今有兩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總資產規模數十億。董事長鄭躍文現在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由于其他合伙人都是學財經、學金融的，只有我是學中文的。所以，我這十五年來分管的工作是，企業文化、人事、行政等雜事，做的都是輔助性工作，沒有大把大把地掙過錢。十五年來，我重點研究的領域是企業家與企業文化。2004年是我出書的高峰期，一年之內4家出版社給我出版了17本書。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了一套《思想統治企業——梓林演講集》的光盤書。2006年海南出版社為我出版了《喬致庸的經濟學》，是電視劇《喬家大院》的影評。這一組文章曾經在《管理學家》連載，一期登十篇，三期登完。編輯說，讓一個作者一期登10篇文章，連續登三期，這是個先例。

　　今天要說什么呢？今年春節期間，有人向我推薦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看完了以后，有很多的感想，借這個《大明王朝1566》來說事兒，準備寫一本書叫《王朝投影》。這本書現在已經寫了幾萬字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讓它與大家見面。《管理學家》雜志的劉輝先生，希望我能夠在第一期的雙周論壇上講一些新鮮的東西。于是，我決定把我的最新思考，結合我在國有企業12年、在民營企業15年的經歷，把這27年來對中國企業、對中國企業家的人文思想，借電視劇揭示的一些歷史現象，對“帝王思想”和“企業管理”這樣兩個似乎不大相關，但卻有著深刻聯系的話題，談談個人的想法。

　　怎么說呢？聊天式地說。講的時間不會很長，我希望今天更多的是互動式交流。

　　我今天講三個問題。

　　第一 為什么帝王思想會受到民營企業的追捧

　　第二 哪些帝王思想與企業管理相關

　　第三 帝王思想在企業管理中的利弊

　　第一 為什么帝王思想會受到民營企業的追捧

　　為什么帝王思想會受到一些民營企業家的追捧呢？應該說，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真正成長起來，是在1992年以后。中國的民營企業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發展起來的。最早下海的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一批社會弱勢群體。比如釋放后的勞教人員，出來之后沒有工作。還有知青返城后，家里沒有什么背景，找不到工作。這些人嘗試著靠自己的勞動來獲得生存權。到了198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里一些有技術的人，覺得不太得志；或者由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甚或因為對錢的欲望比普通人高一些，他們開始下海，以自己的一技之長創業。到了1980年代末的時候，又有一批手里有政府資源，借助雙軌制，可以搞到批文從中獲得價差的人開始了官倒，也就是利用政策提供的不同價格差，進行合符規則的權錢交易。1989年以后，中國發生了一個非常大的變化，中國社會出現了一批新的階層，他們對政治開始厭倦或者是淡漠。到了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他們開始大批下海。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千百年來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做事要找到思想和理論上的依據。中國幾千年來，商人的社會地位都是很低的。一直到1992年，小平的南巡講話之后，才從根本上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下海經商，找到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可以理直氣壯的依據，這就是“市場經濟”。主流意識形態已經不排斥社會精英下海經商的選擇。科瑞就是在那個時候組建的。我記得我下海時，給我們總公司黨委寫信的時候，特別理直氣壯：“現在市場經濟的時代到來了，讓我們年輕的共產黨員下海闖一闖，你們老共產黨員留在體制內。”這不是一時的意氣用事，當時我還屬于第三梯隊，是總公司最年輕的中層干部。

　　在1992年前后，有一大批在體制內很有前途的人開始下海了。大批的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從體制內進入市場以后，就有一個問題，就是需要一種精神上的支撐。現在有人把它稱之為信仰方面的支撐。1992年的時候，還不敢說在信仰方面找支撐，主要是從文化和思想觀念上找。在我國，自古以來都是“士、農、工、商”，1949年以后是“工、農、兵、學、商”。就是說，經商這個職業自古以來都不被主流認可。那么，下海之后的中國知識分子，怎么找到一種精神上支撐呢？ 這是一個問題。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流行這樣一句話，叫做“當官要讀《曾國藩》，經商要讀《胡雪巖》”。讀《曾國藩》，是因為曾國藩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人物，他這輩子又立功，又立言，又立德。中國古人認為，人要超越生命，除了繁衍后代外還有三個方式，這就是“立功、立言、立德”。曾國藩這輩子還就真做到了這三點。立功，把太平天國滅掉了，作為一個漢人能夠得到那么高的官位。能夠在過年的時候，讓慈禧一手牽著他，一手牽著一個滿人，這是非常高的榮譽。立言，曾國藩寫了那么多的東西，比如《曾國藩家書》，現在還賣得很火。立德，曾國藩在道德修養方面也達到了一個很高水平，得到了很高的評價。過去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上說曾國藩是賣國賊，鎮壓農民運動，而《曾國藩》這本書，我認為是給曾國藩平反的。曾國藩怎么當官從政的，讀者都可以從這本書去揣摩，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政治斗爭比較殘酷，怎么把自己的官當大，不要被別人捏死了，能夠安全地上升，這是需要智慧的。

　　當然了，現在從政的人要不要學曾國藩，我不知道，因為如果真要去學，還真不容易，立功、立言、立德。曾國藩的這套東西，現在是不是官場上的規則，我不清楚，如果說這本書當官的不愛讀也是可以理解的。剛才我的一位朋友送我一本雜志叫《中國財富》，這里面列了貧困地區的十大豪華建筑，建得跟白宮一樣，還有一個像天安門。看了這個我就知道，這些官員會學曾國藩嗎？學不了，或者不會去學。當封建社會的官也不是這么做事的，何況當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公仆的官。我對官場上的事不太了解，我一腳踩在經濟界，一腳踩在學界，對三角另一端的政界最陌生，不知道現在的官場的規則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做這些事情的人，不是不知道曾國藩，也不是學不到，而是他根本就不想學。

　　第二本書是臺灣作家高陽寫的《胡雪巖》，主要通過歷史人物紅頂商人胡雪巖的經歷，講商人要掙錢，必須和官府勾結，然后把官府控制的資源變為己有。這樣一本書在上個世紀90年代非常火，很多人從中學到了做企業的規律，賺了很多錢。當時也有企業家和一些學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批評，說中國民營企業家如果都去學胡雪巖了，都學著官商勾結了，那么中國的市場經濟就沒有希望了。但是批評歸批評，在這個世界上，其實大家都知道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但是，輪到我們自己決策的時候，往往考慮的是“只能”這樣做了。很多書都在告訴人們“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但是，現實生活是很殘酷的：我“只能這樣”。生活其實很無奈，“應該如是”和“只能如是”之間有很大的沖突，我們可以對生活提出這樣和那樣的要求。但是為什么會成為這樣？我們沒有答案。學者的主要任務應該是解釋“為什么會這樣？”就像現在我們看的“八榮八恥”。大家看到的是一系列的“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但是，你仔細想一想看一看，現在中國的道德文化水準，為什么會落到這個地步？我對胡錦濤主席提出的樹立正確的榮恥觀是贊成的，但對“八榮八恥”這樣的文字表述比較反感。字又多又記不住，“八恥”里面隨便拿出一條都經不起推敲。我們不妨拿出一條，比如“以違法亂紀為恥”。一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國家，“以違法亂紀為恥”貼得到處都是，很可悲。就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到處貼“不準隨地吐痰”。我認為中國這三十年的一個進步，就是在省政府門口不用貼“不準隨地吐痰”。什么時候中國處處都看不到“以違法亂紀為恥”招貼的時候，我們就又進了一步了。違法亂紀怎么是為恥的事呢？怎么能寫出這樣的標語口號？怎么能滿中國到處貼呢？我不知道創造這樣口號的人，腦子是怎么想的？我們可以說這個杯子里的水不衛生，但如果這是一杯狗屎，我們還說這杯狗屎不衛生嗎？那是有毛病，它的確是不衛生，但它已經不是不衛生的問題，是根本就不能吃的問題！違法亂紀根本就不是恥的問題，違法亂紀了，它是法律制裁的問題，不是道德約束的問題。所謂“恥”的問題，只是道德層面的問題，還不能上升到法律，只要上升到法律就一定是恥。我們這樣到處貼“以違法亂紀為恥”，難道我們現在的中國人，都墮落到“以違法亂紀為榮”了，要用這個口號來打壓一下這個不良的風氣嗎？是不是到了“一人雙規，全家光榮”？是不是這樣呢？我想肯定不是這樣的。但是這條標語貼出來之后，會被世界人民誤讀，誤以為中國人民違法亂紀盛行到了要用道德來約束。我們解構社會現象的時候，會發現其實我們都知道“八榮八恥”，但是為什么會出現榮恥觀顛倒呢？為什么會這樣呢？這是需要深入分析的社會問題。

　　回到《胡雪巖》這本書上來，我們來討論一下為什么《胡雪巖》這本書可以暢銷。這本書的觀點對于企業家來說有兩點是可以接受的：

　　第一，企業家從現實生活中看到，人家是這樣成功的。胡雪巖不是編造的，是真實的故事。而現實生活中，按胡雪巖的套路走，不乏成功的案例。

　　第二，用用西方現代經濟學也能解釋這一類現象。在一個可以進行交易的社會里，只要政府的權力過大，掌握了大量的資源，政府官員又不能直接從這些資源中得到好處的時候，控制資源的權力，就會產生一種叫做“租值”的東西。于是就會有人來尋租，在尋租的過程中租值就會耗散，利益就會轉移。從公有轉為少數人所有。我是2000年開始學經濟學的。當時北京大學的汪丁丁教授告訴我，要學經濟學很容易，你只要把“成本”和“租”這兩個概念學會了，你就是經濟學家了。你如果能夠學會一個，就是半個經濟學家。我這些年就專攻“成本”。幾年下來，我自認為現在已經可以用成本來解釋所有的社會現象。“成本”概念比較簡單，“租”比較復雜。我只知道一點點。舉個例子來說吧：當政府官員給你批一個營業執照，可以今天批，也可以明天批，甚至拖一個星期批也不犯錯。那么他手中的這個公權，就能產生“租值”。也就是說如果他今天批給你了，你應該給他兩千塊錢。為什么呢？因為如果他說他生病了，或是要出去玩幾天，拖到一個月后才給你蓋章，你的損失不止兩千。因此，你今天用兩千塊錢給他，換取執照提前開業就是合算的，對提高整個社會的效率也是有好處的。可能有人會問，他為什么可以拖一個月才批營業執照呢？因為他有這樣一個不被監督的權力，這個權力是人民給的，人民卻沒法監督它的實施。這個權力就會自然而然地變成錢。如果你不懂得這其中的經濟學道理，就不要經商。如果你懂了，就應該快快地送錢。經濟學是一門實證的科學。你當官也好，經商也好，會慢慢悟到這個權力是可以變成錢的。經濟學就是這樣解釋的，它不講是否道德的問題，只講是什么，為什么。如果制度是這樣安排的，這里面就會產生“租”，租值就要在交易中耗散。而這個租值在耗散的過程中，交易雙方都獲利。這就是經濟學對“尋租現象”的科學解釋。

　　為什么在現代文明社會，公權要受到約束，私權要得到保護，就是這個道理。只有私有產權得到保護后，人們才會使資源的使用變得更有效率。而公權是很容易變得沒有效率的，因為保護起來不大容易，或者成本很高。我們剛剛看的這些貧困地區的十大豪華建筑，都是擁有巨大公權的人，利用權力做出的讓人民傷心的事。你看，在這些雄偉奢華的建筑旁邊，都是破爛不堪的貧民窟。記者揭示并公布的這些現象，讓我們看到，中國的改革現在已經到了政府要改革自己的時候了。我們現在看看每年的“兩會”，都有一些明顯的進步。最終這個國家要改造成真正的、1949年我們就說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我們正在朝著1949年制訂的目標前進。不要以為我們在2007年說達到1949年提出的目標是倒退，不是，是前進！是朝著真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前進。我們應該充滿信心，因為我們已經看到黨和政府都在進步，這個進步就體現在政府越來越受到人民的約束。

　　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還有一個書比較熱銷，就是二月河寫的《康熙大帝》。這本書給我們廣大的讀者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感覺，康熙在中國的帝王歷史上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在1990年代中期，中國已經出現了一些比較大的民營企業。1990年代中期的民營企業家和1980年代的民營企業家不同的是，一些企業家開始敢于自我表揚了，敢于說自己好。同時社會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社會開始關注和尊重民營企業家。民營企業家也從社會的一些關注當中，找到一種成就感。過去是富了不敢說出來，現在是這個階層的人，開始在社會嶄露頭角，開始說自己有很多的錢，甚至夸大其辭地炫耀自己的財富，因為社會開始尊重創造財富的人。當然，有些人在這種尊重中，難免也膨脹出了“國王意識”，這樣的“小王國”有的是幾百人、幾千人，或者是三五個人。這其實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人自古以來骨子里就遵從“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理念。通過經商可以建立商業帝國，正好是這樣一種意識的外露。社會允許民營企業的發展，引發了這樣一種文化現象，沒有什么奇怪的。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多數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商業帝國夢，一開始不是從什么杰克·韋爾奇、沃倫·巴菲特或者比爾·蓋茨那里得到啟發的，他們更多的是從中國的帝王政治的文化遺產中傳承過來的，與現代企業家的那種感覺是有所不同的。中國人歷來就不缺乏當國王、當皇帝的欲望。在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就代表中國人民喊出了這樣的口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民一直就沒有忘記。現在的中學課本上應該還有這句話。現代市場經濟社會恰好提供了一個讓每個人都可以尋找這種感覺的可能：這就是做企業，在企業內部可以找到這樣一種絕對權力的感覺。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在否定皇權絕對統治這樣一種思想解放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而中國的市場經濟很奇怪，在一批人追求帝王思想這樣一種特殊的思想文化的演進中，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和變遷獲得了一種原動力。這個時代是幾千年來從來沒有過的變局，它給了中國人這樣一個機會，讓你在你的一畝三分地里，愛怎么說就怎么說，充分的經濟自由，也帶來思想的充分自由，當然也包括管理思想的創新。

　　每個企業家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方式，這是這個時代的重要特點。而每個企業家也不能跳躍這個時代，盡管別人的東西好用，但未必自己就能用。所以我們在讀國外的管理學，在讀成功企業的書時，應該常常提醒自己，別人的東西你拿來了，不一定管用。因為你的文化和環境與別人不同，別的企業成功了，你未必就能成功。

　　我們科瑞走了十五年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訴大家，如果從現在回到十五年前，我絕對不敢下海。雖然科瑞現在的結果已經大大超出了我們當年的想象，但是作為企業創始人，作為董事會成員，我知道很多時候能走出來都出于偶然，我們的成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這十五年中，如果我們在哪一年中，倒下來了，這是必然的。而我們沒有倒下，跌跌撞撞走過了十五年，有太多的偶然因素貫穿于整個階段。這種偶然的因素，決定了你回過頭再走一遍是不敢走的。當年你走過來的時候，以為你走的是一條寬闊的陽光大道。而走之后，回過頭一看，嚇你一跳，你發現，你走的腳印兩邊都是懸崖峭壁，你只是運氣太好了，正好沒踩空。所以，如果自己都不敢重復走一遍是不能忽悠別人向你學習的。回顧這十五年，我們清楚的看到，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變化有太多的變數，每個人都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而沒有必然的先知先覺。如果誰要說科瑞有沒有什么成功經驗，我可以告訴你如果有，但你也學不到。因為每個企業的成功是由多種不確定和復雜的偶然澆灌而成的，是不可復制的過程。而且就科瑞本身來說，其實有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運氣。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高速的變化是它最顯著的特征，我們為什么活得這么累，很大原因是我們必須應對這種高速的變化。速度太快了，就容易暈車，不是因為我們的智商不夠，不是因為我們的知識不夠，是因為我們面對這個世界的變化，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因此，多數的民營企業家只能從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去學習。作為企業家，作為一個企業的領導人，在中國最容易學習或者說最容易學到的東西就是帝王思想。我們應該坦率地說，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家頭腦中的管理思想，是受到了中國帝王思想的影響。因為兩千多年來，正是這樣一批中國人，他們用這樣的思想統治了這么大的國家。半部《論語》也好，一部《資治通鑒》也好，這么大一個國家都能統治，那么，我們統治一個小企業，難道就不能從中學到一些有用的東西嗎？比如康熙說的“不怒自威、親而難犯”這八個字，難道不值得我們企業家學習嗎？我想康熙說的這八個字不只對于企業家，而是對任何領導人都應該被作為追求的境界。這八個字，客觀地說，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帝王思想的精華。的確是中國企業家學習管理企業，應該認真汲取的一個重要思想。

　　中國的市場經濟和西方的市場經濟，就是以這樣兩種不同的方式展開的。我們學習帝王思想，人家否定了帝王思想，西方的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在平等的條件下進入市場經濟，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轉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恰恰和別人有一些區別。這樣一個文化現象，無論是對文化界，還是經濟學界，都是一件很有意思。而且可以好好地把玩的事情，值得認真研究和琢磨。

　　我個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營企業的管理思想有兩個重要的來源：

　　第一，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管理思想。這個離得比較近，眼睛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在浙江嘉興南湖，13個人白手起家，1949年就做成了這么大的“企業”，做成了完全控股和絕對控股的“企業”。在這28年中，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肯定會為我們現代人提供如何管理人和調動人的積極性。如何解決分與合等問題，這里面豐富的思想財富，是應該去學習的。因為，企業家在現實的經營管理過程中面對的也就是這些問題。

　　第二，青洪幫的文化思想。記得1992年的時候，我遇到一些民營企業家，他們正在研究青洪幫的管理模式。我們都知道，在1992年的時候，很多民營企業每當賺了一百萬，就會散伙，各做各的。民營企業成為長不大的老樹。當時，大家就在想，如何管理這樣一個沒有編制和戶口約束的隊伍？怎么才能使企業做大之后，繼續凝聚人心，不散伙？看看人家青洪幫，這樣一個被政府打壓的組織，是怎樣成長的？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組織機制，保證了他們的團結？民營企業和青洪幫不同，民營企業是光明正大的，青洪幫是被追殺的，人家被追殺的這樣一批人，還可以把組織做好，人家的組織制度設計中，肯定有可取之處。被政府追殺的人，還可以團結一心做壞事，提心吊膽還能不散伙，我們光明正大做好事為什么就做不好呢？

　　有一次，我在旁聽一位企業家講青洪幫的經驗，他們是如何做發展成員工作的。第一要重德。一個人要加入幫會，要看他是否孝敬父母。到他家去看，如果他對父母是罵罵咧咧的，他肯定不能加入幫會。一個人連父母都敢罵，那將來肯定也會罵幫會老大。這一條很厲害。還有很多規矩，這里就不一一舉例了。其實，在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過程中，大家都在尋找一種穩定的組織形式，以確保能夠把隊伍長期團結在一起，共同面對市場的競爭。一方面要把錢掙來，一方面要保證這個錢不玩丟，人也不玩丟。這是個比較復雜的問題。民營企業不像政府機關，上面一紙任命，可以立刻賦予你必要的權威、編制、住房等等條件，可以對下面產生一種權威。做民營企業則完全要靠自己來完成權威的確立，沒有什么上面的紅頭文件。

　　作為一種普遍的現象，為什么多數企業家，會從本土文化中尋找管理思想的支撐點呢？

　　第一，這是因為從本土文化中，獲取思想的成本比較低。不要讀MBA，不要花錢，你可以很容易從小說和評書等等歷史故事中學到。按照經濟學的觀點，一種組織的結構建立和相關制度的安排，如果能夠從傳承獲得就比較便宜。而引進一個新的制度，成本往往比較高。這是因為，任何企業都不可能完全用制度來管理。相對于制度而言，文化是便宜的。制度則貴得多。尤其是沒有文化支撐的制度，更是一種成本很高的約束。其次，任何制度都不應該也不可能把人的所有行為全部規范了，人的多數行為還是靠文化認同來規范的。第三，文化是有慣性的，外來的制度往往會與原有的文化產生沖突。所以在原有文化基礎上的創新，往往比直接引進制度更便宜更有效。

　　第二，我們知道，今天中國大陸的所有富人，在1978年以前都是窮人，幾乎所有的民營企業，從根本上說都是白手起家。聯想也不過是以20萬起家的。所以，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難。為什么坐天下難呢？因為打天下的時候，輸得起；坐天下，輸不起。打天下時什么也沒有，是徹底的無產者：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但是，一旦得到天下，你要守住它，就變的不容易了。打天下的時候，與合伙人分配的是未來。領導人往往會給你一個故事：到了我們的目標實現的時候，將會給你這個、給你那個。這個時候，分配的都是未來，開的是空頭支票，是期貨。所以，在分配未來的時候，人們一般不太愛斤斤計較，反正也是空的。分配明天的時候，大家比較容易達成一致：好吧，多一點兒，少一點，無所謂，沒準還沒有呢。那么，坐天下時，分配的是既得，分配今天，分配桌子上大家都能看到的東西，就比較復雜了。

　　在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創業初期，更多的是面對外患，大家需要團結起來。中國人都知道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人可以共苦，但不容易同甘，即便是一個家庭，夫妻兩人打拼的時候，沒有錢的時候，恩恩愛愛；突然有錢了，發現不行了。成功了有錢了反而把一些美好的家庭破壞了，為什么呢？如果用學術的語言來解釋的話，那是因為你共苦的時候，面對的是外患，要對付別人，自然要通過團結來保護自己。那么，拿到錢以后，生存問題解決了，夫妻兩個各有了一千萬。這個時候你面臨的問題，就是內憂的問題了，你們兩個人怎么花這些錢，就容易產生矛盾了。花錢的時候，各人有各人的偏好，于是用錢的權力問題就出現了。而用錢的權力后面，是關于得到這一大筆錢的貢獻問題，這就很容易扯出歷史功過，而歷史功過誰能扯的清楚？一直扯下去，就離離婚不遠了。

　　掙錢是能力，花錢是智慧。有能力的人很多，有智慧的人不多。在企業當中也是這樣，你可以掙到錢，那是你具有企業家的能力。但是你把它分勻了，分得大家還有干勁，這就是企業家的智慧了。所謂“盜亦有道”，古代的盜跖講的盜者之道是“圣、勇、義、智、仁”。小偷是沒有“道”的，所以，一旦被人抓住，他就臉紅。江洋大盜與小偷的不同在于，他是有理念的。“圣”是什么呢？就是一下子就知道這個房間里有好東西可拿。正像企業家那樣，憑直覺就知道某個項目一定能掙錢一樣。第二個是“勇”，他帶頭，吃苦在前。關鍵的時候，帶頭沖進去。第三是“義”，是他最后撤出來，享受在后。第四個是“智”，好項目很多，要知道這個項目能不能做，時機是否成熟。并不是好項目就一定能做，能做也一定就要立即就做。第五是“仁”，就是能把得到的利潤分勻了，讓大家還愿意跟著繼續干。現在，我們的很多企業家連“盜道”都沒有學會。當然，這五個字，做起來的確不大容易。如果真能做到的話，確實對企業的發展有好處，就看你是怎么理解的了。在這里我要說明的是，我不是為“強盜的理念”歌功頌德，而是說但凡要做大事，不能沒有理念。

　　因此，我們常常說，一個企業當面臨外患的時候，比較容易實現團結。因為大家都是一條船上的人，面對外患，更多的需要大家的勇氣，敢于去拼殺。而當你遇到內憂的時候，就需要企業家的智慧了。對內的團結問題，就要有另外一套策略。從這個意義上說，現階段我們民營企業，其發展時間并不長。所以，它面對的問題，與開國帝王面臨的問題比較相同：第一是拿下，第二是守住，第三是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