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追時代腳步的學者：波特管理思想評論

　　劉文瑞

　　當今的學術界，動不動就拿“左”或“右”來說事，凡是知名的學者，往往先要給他封一個“自由主義”或“國家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頭銜。但在波特身上，我們很難用這種“兩軍對壘”的慣性思維來看待。他從經濟學出發，頗有“多研究問題，少談論主義”的風度。你說他是自由主義者吧，他對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予以了超乎尋常的關注，而且他的競爭理論最終走向對國家競爭優勢的論證；你說他是國家主義者吧，他又特別推崇自由競爭，對政府的不當干預進行了不客氣的批評。在戰略分析上，你說他是理性主義者吧，他明明推崇經驗，注重實證研究，對戰略走向論證中不乏“自發秩序”式的描述；你說他是經驗主義者吧，他又構建了一個個模型，試圖對戰略做出結構性的整體解釋。講自由競爭有他，講國家功能也有他；建構有他，解構也有他。試圖對波特進行標簽式解讀，注定是無效的。

　　波特的最大特色，是用一個經濟學家的眼光和頭腦，剖析現實的經營管理問題。他坦陳，他的書是為實踐管理者寫的(當然也是為重視競爭實踐的學者寫的)，盡管這些書又厚又重，都是大部頭，但除了經濟學術語帶點專業性外，絲毫看不到那種純粹理論著作的晦澀。在筆者看來，波特似乎為了實踐的需要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犧牲學術論證必不可少的嚴密。比如，他提出的三種有名的基本戰略，在排列上不是沒有可挑剔之處。低成本戰略和差異化戰略并列，二者具有排斥性，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沒有任何問題。但是，把目標集聚戰略并列在第三位，在邏輯上就有點站不住。從內容上講，前二者互不兼容，而目標集聚恰好是前二者的交錯和兼容；從領域上講，前二者屬于企業范圍，而目標集聚屬于市場范圍。如果說，前二者是并列關系，但到了目標集聚就變成了遞進關系或引申關系。而這種引申又不是擴展定義域，卻是縮小定義域。這樣，引申又變成了聚焦。這種內在的不一致，從對三種戰略的圖形解析一眼就可以看出。前兩種戰略已經涵蓋了整個企業范圍，致使作為第三種戰略的目標集聚只好“掛靠”在前兩種基本戰略之下。但這種“掛靠”又不是簡單的拾遺補闕，而是要解決前兩種戰略的不足。于是，在前兩種戰略中不兼容的互相排斥，到了目標集聚戰略則可以巧妙地融合到一起。所以，波特反復強調要避免戰略上“夾在中間”，而目標集聚戰略則恰恰可以“夾在中間”。當然，在這種折衷中，波特對目標集聚戰略的論證偏向于差異化，然而在細分市場格局下，這種局部的差異化恰恰又以局部領域的市場份額擴大甚至獨占為前提。如果讓一個純粹書齋式的哲學家來評價，可能會說波特的理論具有一定的佯謬或悖論，起碼在邏輯上不夠嚴謹。

　　然而，波特的貢獻恰恰不是學術邏輯。正如德魯克曾經強調的那樣，管理研究不是為了滿足邏輯，而是為了滿足現實需要。因此，對波特的理解，要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時代需要考慮，尤其是從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知識化的趨勢來看待。波特的最大貢獻，是奠定了戰略研究中的實踐導向。筆者認為，從波特開始，戰略研究已經確立了現實主義式的不可逆轉的支配地位。那種純粹理想化、邏輯化的戰略構建，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但是，這種實踐導向式的戰略研究，在波特之后還有著縱向和橫向的深化可能。無可諱言，波特處處表現出了一個經濟學家的本色，他進行戰略分析的基本前提依然是經濟人假設，五力模型、三種戰略、價值鏈和鉆石模型，依然帶有濃厚的經濟學式的抽象推理和建構痕跡，距離管理的實用性尚存在隔膜。所以，那些希望波特能夠提供具體戰略建議的公司老總，多數會失望，會覺得他講的還是“大道理”。正因為如此，有人批評波特拘泥于經濟學，并不是毫無道理。運用管理學的相關理論和學說，尤其是人本主義與和諧思想，對波特的觀點進行拓展、修正和發揮，依然大有用武之地。從這點看，波特不是戰略研究的終結，而是戰略研究的開端。

　　波特奠定了競爭和戰略研究的一個新的里程碑。對波特不是不能批評，更不是不能超越。但是，批評必須建立在吃透波特理論的基礎上。尤其是在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爾(C.K.Prahalad and Gary Hamel)提出“核心競爭力”概念后，學界已經有了“波特過時了”的聲音。然而，簡單地說波特已經過時，無助于證明自己比波特更前衛。在筆者看來，普拉哈拉德是從知識經濟、信息技術、創新能力和組織學習等角度，從企業自身如何打造核心競爭力進行了論述，這種探索是極為重要的，但并沒有否定波特的理論價值。作為經濟學家，波特向管理領域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然而，他的另一只腳，還牢牢站在經濟學圈內。因為他明白，離開了經濟學，自己就成了無根的浮萍。普拉哈拉德的努力，則是試圖打通經濟學與管理學的邊界。

　　還有一點容易被人們忽略，就是波特并不滿足于把自己限定在經濟管理領域，而是試圖從產業競爭的角度對政府政策、社會問題、慈善事業乃至全人類的發展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有沒有這種胸懷和眼界，是技術性人才和思想家的區分之一，波特正是在這種境界上超出了普通的經濟學者。他能夠被德魯克譽為“少數對管理學真正有過貢獻的人物之一”，就足以說明其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