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赫然 本刊記者/ 孫冉

　　像榮毅仁和王光英，是比較特殊的，在那個時代做一面旗幟。

　　而做了不同選擇的其他商業家族，則各自留下了不同軌跡。

　　董氏家族之沉浮

　　與榮毅仁的決定不同，香港前特首董建華的父親董浩云在1949年攜家眷離開上海，舉家遷往香港。這在當時，是很多有資產者的共同選擇。

　　早在此前八年，董浩云便在香港開始鋪展他的產業，重組并注冊了中國航運信托公司。命途多舛的企業后雖然在戰亂中經歷了日本的沒收、美國的扣壓，董浩云還是抓住香港經濟上行的大勢，在60年代已經奠定了自己“世界級船王”的地位。

　　隨后，董氏家族產業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1973年在香港掛牌上市，整個70年代發展如日中天。

　　好景不長，1982年，世界航運業陷入低潮，董家產業陷入財務困境，欠下的債務高達230多億港幣。當時有人曾經說：董建華所欠的款項，與奧地利一國的國債一樣多。

　　同年4月15日，董浩云心臟病突發去世。董氏家族產業走到生死存亡的關健時刻。

　　眼看父親幾十年心血創下的海上王國行將要在自己手中毀于一旦，彼時的董建華四處奔走求救，動用了父親在日本、臺灣政界、商界建立的良好關系，卻一直無果。不僅臺灣銀行拒絕了他的貸款，日本方面也拒絕推延交貨時間，這對于資金短缺、船舶過剩的董家企業無異于雪上加霜。

　　就在此時，匯豐銀行伸出了援手，向董建華提供了1億美元的備用信貸。一家大陸銀行為其分擔了5000萬美元，這家銀行就是中國銀行。

　　這是董家自1949年離開大陸后，第一次和中國政府建立聯系，從此，董氏集團的興盛和大陸再也分不開了。

　　1986年3月14日，董建華獲得了著名香港富豪霍英東的1.2億美元注資。這次注資至關重要，兩個月后董建華宣布公司重組計劃，并隨后乘風破浪，于1990年償清了所有債務，開始贏利。

　　霍英東是著名的“紅色資本家”之一，由于他與中國大陸的特殊關系，這一次注資引起了各界的極大關注。關于這次神秘注資，傳說很多，最盛行的一種說法認為所注資金并非霍氏所有，而是來自大陸方面。

　　《霍英東全傳》的作者冷夏曾經六七次反復問他，他才勉強談到“其實情況是中方注資”，“我們只是中間人，不是主動的⋯⋯”

　　至于背后的原因，眾說紛紜。可以肯定的是，從此之后，董氏集團開始擴展大陸業務，并最終于1989年完成宇宙號的上海首航，闊別40年后重回內地。

　　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和市長朱基都到場祝賀，江、董二人交談愉快，這是董第一次與大陸高層領導人“親密接觸”，這或許為董之后當選特首埋下了伏筆。

　　1992年，“東方海外”在上海開設了它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個辦事處。隨后，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額迅速上升，截至1995年6月底，“東方海外”在中國大陸的總投資達到5.33億美元。

　　在和中國大陸進行多方位的經濟合作同時，董建華也開始了其政治生涯。

　　“火柴大王”劉鴻生

　　舊中國著名的“實業大王”劉鴻生的產業也隨著近代中國變動的政局而飄搖不定。

　　他曾說：“中國之所以受氣，是因為沒有工業，沒有科學，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現鈔做點事”。于是他相繼開創了一系列的民族企業。

　　20世紀20年代初，劉鴻生以自己的經濟實力，開始經營火柴、水泥、紡織、碼頭等與民生攸關的實業，業績顯著。

　　1934年，他兼并了長江沿岸7家中小火柴廠，成立了大中華火柴公司。不久，“大中華”的資本激增至365萬元，年產火柴15萬箱，成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火柴公司，劉鴻生也被人們冠以“中國火柴大王”稱號。并以此開始了“劉氏托拉斯”的夢想。

　　“劉氏托拉斯”也和同時代的民族企業一樣，在政治的變動中風雨飄搖。

　　20世紀30年代，劉因同意出任人人視為畏途的招商局輪船公司總經理，得罪了一批官商。與此同時，他自己的“劉鴻記賬房”也陷入欠債危機，當劉向曾經許諾的宋子文求助時，卻只得到了宋的嘲笑。

　　抗戰開始后，住在上海租界的劉鴻生不僅擔當起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動員子女參加“八一三”淞滬抗戰愛國后援工作，在受到蔣介石家庭宴請后，更是擔當起了向“大后方”提供物資援助的重任。

　　劉鴻生積極部署在港、渝、川東創辦火柴廠、毛紡織廠、火柴原料廠，冒著虎口奪食的危險，派四子劉念智將浦東章華毛紡織廠的機器費勁千辛萬苦從上海運出，輾轉緬甸仰光運抵陪都重慶。

　　然而在隨后籌款開工時，劉鴻生卻遇到了無法解決的困難，導致他大呼上當：“我這個昔日上海的大老板，如今倒成了他們的小伙計啦！”

　　1949年4月，他遠走香港，后來在周恩來的感召下，毅然返回大陸。1956年初，官方實行公私合營政策，劉鴻生拿出其價值兩千多萬元的劉氏企業申請公私合營。

　　同年10月1日，劉鴻生平靜地離開人世。他告誡后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幾萬元，拿多了對你們沒有好處。其余的全部捐獻給國家，這是我對中國共產黨一點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囑咐。”

　　劉鴻生死得早，沒遇到后來的運動，可稱他的幸運。與他同期的商人盧作孚，在“三反”期間，就被他的養子揭發為在公私合營期間，收買公方代表。而所謂“收買”，不過是吃了一頓飯。

　　在“三反”運動中，這個被毛澤東稱為中國民族工業“四個不能忘”之一的人最終自殺，當時新華社內參報道時，在盧的自殺消息上，加了“畏罪”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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