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家族的數次磨難，刻下了時代的縷縷印記

　　本刊記者/孫冉

　　榮氏家族第三代傳人榮智健離開中信泰富，在榮氏家族的百年歷史中，不過是無數危機中的一次而已。百年間，榮氏家族企業共經歷過三次巨大的危機。而這三次大危機之中，榮氏家族企業也像一葉小舟，飄蕩在政治的宦海中，浮沉不已。

　　1934年，申新紡織大危機

　　75年前的1934年，榮氏家族企業曾有過一段最暗淡的時期。中國民族工商業代表之一的“棉紗大王”榮宗敬和榮德生兩兄弟，其頭牌企業申新紡織擱淺了。

　　1934年7月4日，榮德生的四子榮毅仁只有18歲。當天的上海報紙，紛紛報道了“申新擱淺”這一事件。在上海圣約翰大學讀書的榮毅仁看到消息，一下子呆住了。

　　申新紡織是榮氏兄弟立業的基礎，也是當時中國最大的紡織企業，擁有當時中國五分之一的紗錠。從1915年創辦申新紡織企業開始，榮氏兄弟在不到20年間，將一個小紗廠發展為1934年下設9個工廠、55萬只紗錠，占有全國紗錠總數的20.6%的棉紗大王，其事業發展之快、之大，完全可以當得起民族工商業突飛猛進發展的代表。

　　榮氏家族企業之所以發展迅猛，既得益于無錫早年開放的通商環境，也得益于當時人們對于棉紗的需求猛增，更得益于榮氏兄弟勤勉和努力擴大企業的作風。這也是當時民族工商業的普遍環境和發展倫理。

　　榮氏老大榮宗敬，向有“擴展力求其多”的發展理論。榮德生的女兒榮漱仁對此的回憶是，兩位老人家從無置產、牟利和奢侈享用的思想，大部分積蓄皆用來添機建廠，更新設備。榮宗敬更有名言“多買一只錠子賽過多得一只槍”。

　　榮家企業滾雪球一樣壯大。但大哥榮宗敬這種“靠一文錢做三文錢事”的方式，在弟弟榮德生看來，亂世中的任何風波都會讓榮家因債務而破產。

　　榮德生的擔憂，在經濟不好的環境下，終于變成了現實。

　　1934年，世界經濟危機的陰影日益籠罩到中國。美國頒布意在補貼白銀生產商的《白銀購買法案》，法案通過后，美國政府開始收購白銀，世界銀價因此飛漲。

　　中國白銀外流，直接導致了銀元危機，通貨緊縮，人心浮動。

　　之前，民國政府的賦稅已經日漸增多。1928年，南京政府開征特稅，實行一物一稅，如每袋面粉征統稅一角，面粉袋也要另外征稅。這大大加重了民營企業的負擔。僅申新紡織一家，就被抽去特稅達1500多萬元。

　　申新紡織向財政部長孔祥熙提出減免新稅，孔祥熙答復，“成本高了，你們為什么不讓它降低？”

　　接著，國際傾銷潮一波波來襲。日本紗廠所產棉紗在中國的傾銷，致使民族紡織工業一直在不景氣的環境中掙扎。1934年，紡織、面粉又同時受到世界性傾銷的影響，申新的幾個紗廠存貨堆積如山，榮氏家族的各面粉廠也全部停工。

　　而榮氏老大榮宗敬的投機失敗，也加劇了榮氏企業的困難。1926年開始，榮宗敬和他兩個兒子榮輔仁和榮溥仁開始投機“洋麥”和“洋棉”。由于頻頻在交易所買空賣空，在遭遇世界性傾銷潮后，榮氏企業終于巨虧1000多萬。

　　這立即加劇了榮氏各廠的資金周轉困難。以申新紡織而言，其全部資產為6800萬，負債卻超過了6300萬。

　　此時，債權人索債日頻，卻已經沒有銀行愿意再貸款給榮宗敬，若非要走這條路，各銀行則要求申新紡織內部必須進行“倒閣運動”，逼榮宗敬讓出總經理的位置。

　　榮宗敬自1933年起，就不斷給國民政府的人寫信尋求援助。而國民政府實業部的陳公博給出的方案更加直接，打算以財政部撥款三百萬為由，接管申新紡織。

　　由此種種，榮家徹底斷了對國民政府的幻想。

　　申新紡織情況越來越緊急。到了當年6月，需向銀行還款500萬，此時的榮宗敬已經毫無辦法。

　　最后關頭，榮德生出手救了申新紡織。他連夜趕到上海，與銀行商量，將榮家面粉廠的股票和余款以及家中所有有價證券全部抵押做擔保，終于向銀行借到500萬，渡過了這一生死時刻。

　　而最后，這次危機仍導致兩個紗廠因此停工，近4000工人失業。

　　孤島中求生

　　榮氏兄弟的振興計劃還未來得及實現，中國就進入了全面抗戰。上海隨即陷落，對于那時在上海的民族企業家來說，只有兩條出路。要么繼續留在租界內，要么隨國民政府西遷入川。

　　蔣介石對工商界作了許多承諾，包括劉鴻生在內的許多巨商，都開始向內地遷徙。但榮氏兄弟與蔣氏素有過節，內遷無門。

　　最終榮氏家族選擇了留下來。兄弟二人分別在上海和無錫靜觀其變。

　　榮氏兄弟，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戰爭的突發狀態中，保存和發展企業。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城使得北方糧食急缺，華北及東北到上海采購小麥的金額直線上升，榮宗敬當時在滬經營的廣生錢莊因而匯兌業務繁忙之至，盈利大增，這為一年后榮氏的第一家面粉廠興建打下了資金基礎。

　　后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卻將大量的面粉訂單送到了榮氏兄弟手中，二人借此“國內機制面粉的黃金時代”，大力擴充事業，使其面粉產量占據了當時全國總數的29%。與此同時，申新紗廠出產的“人鐘”牌棉紗被定為標準紗，并很快打入國內外的市場——榮氏企業至此在中國牢牢站住了腳跟。

　　而即使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榮宗敬也能以一名商人的冷靜頭腦，通過適時地拋售和吃進日元并配合輿論宣傳工作，一手引導了當時日元對銀元的比價。有記載說，他最終從中凈賺了近400萬日元。

　　但隨著上海、無錫相繼陷落，榮家企業蒙受了巨大損失。

　　當時上海形勢已經日漸危急，榮家的申新一廠和八廠雖然地處戰區，卻依然照常生產。

　　1937年10月27日上午，日軍重型轟炸機向申新八廠投下了19枚千磅以上的炸彈。紡織廠迅速烈火騰騰。在這一次轟炸里，這兩個工廠死亡職工430多人。

　　在日軍發動全面戰爭的頭幾個月里，榮家所有處在戰區的14個工廠，全部遭到了日軍轟炸。

　　然而只過兩年，情形突變。在1939年到1941年這段時間里，上海租界內由于戰時環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來人潮攜來的大量資金，使得租界內物價大幅上漲。

　　據當時的記錄，那段時期，上海租界以外淪陷區紗廠不是被敵人炮火所毀，就是被日軍強占；而內地對紗布的需求極大，在租界內繼續開工的紗廠，“無不市利百倍”。

　　那段時間，竟成了上海紗廠的高速發展期。榮家在戰難中賺來的錢，不僅還清了戰前相當于17萬兩黃金的全部銀行貸款，還開辦了銀行與一些貿易公司。

　　在戰爭中，僅有商人的精明顯然不夠。在租界內，榮氏企業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義。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偽政府接收申新的兩個廠子“歸為國營”，但因為兩廠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議與交涉，榮家才得以繼續保有兩廠的所有權。

　　抗日戰爭初期，榮家也曾考慮依靠“上海市民協會”為其尋求保護，這是一個日軍變相成立的帶有“維持會”性質的組織。

　　1938年元旦，上海《大美晚報晨刊》刊登消息：各界愛國人士集會聲討“上海市民協會”，認為這是漢奸走狗的活動組織。

　　僅僅幾天后，榮宗敬與長子溥仁匆匆離開了上海，從水路啟程赴香港。在香港居住的那段時間里，榮宗敬每日以淚洗面。2月10日，榮宗敬腦溢血癥復發醫治無效離世，終年65歲。

　　公私合營考驗

　　新中國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帶的民族工商業的商人，又開始了大規模的對于出路的抉擇。當時的“十大資本家”，有9家舉家遷徙，有的出國赴美或者赴歐，有的則跟隨蔣介石去了臺灣。

　　榮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選擇了離開，唯獨榮德生執意留下來。他對此是有考量的，當年他在無錫創辦的公益小學，在無錫解放前的兩年里，一直是中共無錫工作委員會機關所在地。

　　1948年底，中共無錫工委書記高山，通過地下黨轉告榮德生，“搞好生產，不要外遷”。而榮德生對于共產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十分重視，曾經反復研究。

　　榮毅仁的家眷，此時已經先期去了香港。對于榮毅仁的留下，如今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他決定與父親共進退而自愿留下；一種是他那時在上海還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趕在上海解放那天，陰差陽錯地留下了。

　　留下的榮毅仁接手了上海的榮氏企業。而此時的榮氏工廠，已經是個爛攤子。被其他榮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資金，據上海市紡織工業局一份史料記載，高達1000多萬美金。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灘中國銀行大樓4層舉行座談會。榮毅仁第一次見到了當時的上海市市長陳毅和副市長潘漢年。

　　陳毅一句“共產黨鼓勵工商業者在新上海的建設中起積極作用”，終于讓榮毅仁心中的石頭落了地。

　　之后，陳毅還帶著家人公開到榮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與榮毅仁交朋友。這些做法，在人心還不穩的上海迅速傳開，有人稱，這是“共產黨團結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動作”。

　　“團結”很快就真的有了動作。

　　1950年2月，國民黨的飛機再次轟炸上海，導致了上海工商業的突然崩潰：工廠停工，資金短缺，銷路不振。那時正處在春節前夕，申新紡織幾乎發不出工資。

　　一些申新六廠的女工直接找到榮毅仁家，堵在榮家的客廳，大有“不拿到工資不出榮家門的架勢”。陳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馬上找總工會的負責人前去疏通工作。并幫廠里申請了貸款，讓他們暫渡難關。

　　1950年，榮毅仁從申新自身的生存出發，思考出關于“加工訂貨”的想法。這是針對很多工廠商品賣不出而想到的法子。當時的中央財委主任陳云對此高度重視，很快就在全國推行。

　　所有這些，都讓榮毅仁興奮不已。只是他沒想到，后面的轉變比預料得更快。

　　下半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這對商人們來說又是一次發財的機會。許多商人不愿再接受加工訂貨，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場上賣高價。但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開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嚴重的是，解放軍攻打舟山群島，需要白棕繩，而次品使得在戰斗中繩索繃裂，造成11艘船沉沒，80人犧牲。

　　陳毅對此大怒不已，1951年底開始了三反五反運動，在上海，讓工人當面揭發“資本家”。有文章記錄，那段時間，經常能看榮毅仁在8樓會場外眉頭緊鎖，兜圈子，踱方步，可見他思想斗爭激烈。

　　1952年底，榮毅仁父親榮德生去世， 直到死榮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廠全歸工人主政” 等違背企業運營模式的做法。

　　1954年，榮毅仁帶頭拉開申新紡織與政府公私合營的大幕。許多股東都不能理解，擔心財產全部被充公。榮毅仁卻說，“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會有飯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費財產�！�

　　由此，榮家發展了半個世紀的產業，變為國家所有。當年，申新集團成立，榮毅仁成為總經理。

　　而榮毅仁也因此舉獲得了共產黨的尊重。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稱榮毅仁為“紅色資本家”，并以上海市前市長身份，為他助選上海副市長。榮毅仁在最輝煌時，成為中國國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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