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間諜那些事兒
商業間諜那些事兒
“間諜”不再只是熒屏上連續劇里的角色，而是離我們很近，甚至就在家門口轉悠。
撰稿·邵樂韻(記者)
1757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率領普軍22000人，對陣法國蘇比茲親王率領的法奧聯軍42000人。最終普軍以少勝多。這就是史上著名的羅斯巴赫會戰。戰后，一名被俘法國軍官受邀與腓特烈共進早餐。席間，年輕軍官詢問大帝戰勝秘訣，腓特烈放下餐刀說：“貴國元帥有二十個廚子卻沒有一個間諜，而我有一個廚子和二十個間諜。”
20世紀冷戰之后，“間諜”覬覦的早已不光是政治情報和軍事機密。2002年，作家蔡建文出書警示：比政治間諜更陰險、比軍事間諜更狡猾的，是商業間諜！中國企業已經成為國際間諜的目標！
蔡建文的作品名為《商業間諜潛伏在你身邊》，如今看來，真不是夸張。今年7月，一樁牽涉中澳兩國的“力拓案”，使得“商業間諜”當之無愧地成為新聞熱詞。瞬時間，觸目的新聞標題目不暇接：力拓案只是冰山一角，境外經濟間諜多如牛毛，跨國公司在華行賄催生腐敗……
放眼再看國際，跨國公司使用間諜來收集國外市場和競爭對手情報的案例比比皆是，間諜和反間諜的貓鼠游戲愈演愈烈。
原來，真的有這么多無孔不入的商界“鼴鼠”。
同行相煎急
2001年，美國《商業周刊》說，美國大型企業每年要花100萬美元用于收集同行情報。摩托羅拉公司的情報部門就是1982年由中央情報局的一個退役間諜組建起來的，現在在世界各地布有情報點，窺探競爭對手有無兼并計劃或新技術。美國商用情報顧問公司Fuld & Co。主席富爾德說，90%的美國大型企業會聘請專人從事商業間諜工作，這些人多是大學畢業生，在校選修過有關競爭性情報課程。所謂競爭情報，是指用合乎職業倫理的方式收集、分析和傳播有關競爭者的情報。但是現在的競爭情報專家，大多會使用非常規情報收集手段。
2002年1月，美國食品業巨頭卡夫公司控告明尼蘇達州的Schwan食品公司，稱對方雇用專職商業間諜來挖掘其一款新型冷凍批薩的生產機密。事情起因要回到1997年，卡夫和Schwan同時在研制一種新型餅皮的批薩，但面對全球第二大食品公司，Schwan明白若不率先出擊，就很難在17.5億美元的冷凍批薩市場中分得一杯羹。于是，Schwan聘請在美國商業間諜領域有“起底專家”之稱的馬克·巴里來打探卡夫公司的生產規模。
經驗老到的巴里偽裝成《華爾街日報》記者、食品研究人員和卡夫公司采購員等，四處打電話騙取信息，只用了一天半的時間，就理清了卡夫公司生產機器型號、生產數量等所有線索。憑借這些商業情報，Schwan采取針鋒相對的生產和銷售措施，率先攻入市場，結果他們推出的Freschetta批薩銷量由原來的全美第6位躍升至1999年底的第2位。卡夫公司事后叫苦不迭：競爭對手很微弱的優勢，就可能意味著自己幾百萬美元的銷售損失。
2007年，正在同蘇寧商談并購的北京最大家電連鎖商大中電器號稱要打“中國第一場商業間諜案”。大中原定在5月31日下午召開“戒懲不法、誠信為商”的發布會，高調宣稱要自曝“內鬼”：大中電器一名內部員工涉嫌為其最大的競爭對手充當商業間諜，將大中電器的營銷計劃書、價格信息、開店協議、與合作伙伴的合同等一系列商業秘密透露給這個競爭對手。盡管發布會最后戲劇性地被臨時取消，坊間卻早已盛傳，競爭對手就是國美電器。該年年底，國美以36億元并購大中。
2005年5月底6月初，以色列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了該國史上最大的商業間諜案——“特洛伊木馬”。以色列幾家知名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涉嫌雇傭著名私人偵探事務所的偵探，利用互聯網非法竊取商業情報。被警方逮捕的私人偵探中，包括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辛貝特)前特工，涉案公司則涉及衛星電視、移動電話、汽車銷售、辦公用品等行業，受害企業多達數十家，其中公關廣告公司是最大受害者。
商業間諜丑聞曝光后，以色列公司加強了信息安全檢查工作，發現受害公司的計算機主機系統都受到了“特洛伊木馬”病毒的侵襲，這種病毒不是以破壞系統為目的，而是讓商業間諜可以隨時進入系統竊取資料，然后轉賣。據以警方估計，以色列商業間諜獲取的商業機密累計市場價值高達數億美元。由于網絡安全技術不斷提高，商業間諜通過黑客手段獲取商業機密的難度也越來越大，因此，商業情報市場價水漲船高。
德國經濟安全委員會4月出臺了2009年度國家經濟安全狀況評估報告，在接受調查的244家德國企業中，半數以上表示在過去兩年里受到過競爭對手間諜活動的侵擾，來自電腦和黑客的攻擊尤甚。
為了防止競爭對手竊取核心機密，其實許多大型公司已經制定了嚴格的職業道德和商業行為的規章制度，花大價錢提升公司網絡的防護系統等。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商業間諜總是防不勝防。黑手不僅伸向國內同行，甚至還伸到了國際企業的“口袋”中。
跨國商諜戰
在各國商業間諜中，日本的商業間諜活動最為活躍。蔡建文在《商業間諜潛伏在你身邊》一書中提到：二戰結束后不久，日本就建立了一個與西方國家諜報工作范疇不同的全球性情報搜集系統：以搜集經濟技術情報為首要任務，政治軍事情報只占10%—15%左右。日本的一些工業大學甚至專門開設“商業間諜”課程，為日本公司培養商業間諜和反間諜人員。
日本在戰后經濟恢復能如此迅速，其汽車、摩托車、攝像機、電視機、手表等產品能進入并占領歐美市場，首先要歸功于得力的情報工作。日本一名情報專家曾經承認，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54%來源于競爭情報！
此外，日本企業收買海外情報出手闊綽，對一般的商業和技術情報，出價5萬－10萬美元；如果情報重要，則不惜代價。
20世紀80年代初，日立公司花52萬美元買通美國IBM公司職員，套取情報。日本化工企業為探聽美國杜邦公司的秘密，甚至雇間諜乘飛機在杜邦公司制造廠上空盤旋拍照。
同樣在那個時期，許多西方國家因為吃不準美國對伊朗的經濟制裁趨勢如何，不敢貿然同伊朗做生意。但是，日本三菱商社率先出擊，同伊朗展開新的貿易洽談，如此有底氣，就是因為三菱駐華盛頓辦事處從美國國務院得到情報：美國和伊朗關系有緩和跡象。
其實，像三菱這樣集貿易、金融、信息功能于一體的日本綜合商社，其情報搜集、處理能力甚至“在中央情報局之上”。如今，日本六大綜合商社(三菱、三井、丸紅、住友、伊藤忠、雙日)在全球187個城市設有800多個辦事處，連成一張強大的情報網。據說，丸紅商社每天收到的電訊資料，相當于800版的報紙；三井公司的全球通訊網絡24小時運轉，每天信息通訊量在5萬件以上。
美國《國防》雜志曾在2002年刊登題為《美國企業曝于商業間諜之下》的文章，感嘆美國企業每年因外國商業間諜活動而蒙受的經濟損失就超過2000億美元。文章稱，刺探美國商業情報的外國商業間諜活動在不斷上升，主要來自法國、德國、以色列和韓國等國。最近，7月17日，美國加州圣安娜聯邦法院判定，73歲的華裔、美國波音和洛克威公司前工程師鐘東藩(Dongfan “Greg” Chung)6項商業間諜罪名成立，可能面臨百年以上監禁。鐘東藩也成為遵照美國1996年《經濟間諜法》被審判定罪的第一人。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多次否認透過間諜竊取美國任何機密，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多做有利中美關系的事。
這些年，隨著中國企業成為全球產業鏈上越來越重要的一環，外商在中國安插商業間諜的案件也屢見不鮮，尤其是利用入籍華人。
2002年，美籍華人方復明為外商充當商業間諜案被曝光。方復明曾是浙江省電力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后來以香港某電力開發顧問公司董事經理的頭銜，為外商進行項目代理。1995年至1999年間，他代理的外商在中國多個重大電力項目招投標中頻頻中標，非法獲取中國國家秘密文件35份，并向有關國家機關人員行賄24.5萬美元。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行賄罪，判決方復明有期徒刑5年，并驅逐出境，涉案貪官也接連落網。
他們如何反竊密？
既然有扒手，自然就有反扒；既然有間諜，自然就有反間諜。
商業保密是反商業間諜的第一道防線。
美國IBM公司在生產電子計算機和半導體的電子工業領域中始終處于世界領先，產品在市場上擁有相當大的占有率。在反間諜保密措施上，公司訂立了嚴明的制度，例如不得在任何場所談論公司技術秘密；離開公司前要保證桌面地面不留痕，不得帶任何文件資料出公司；在職人員參加一切活動，不得觸及秘密情況；專人管理秘密設備……IBM還成立了日常保密工作檢查團，看看機要房間和文件櫥柜是否上鎖，紙簍里是否有包含機密內容的紙張等。在開發新產品之前，IBM還會故意發布假情報，將間諜引入歧途。
微軟公司也非常重視新產品在研發過程中的保密工作。微軟的電腦零件要由美國各地數百家公司生產，只有裝配環節在本部工廠完成。所以，微軟向代理公司定制某種零件時，就不用擔心零件的用途遭泄露。
別看日本的商業情報人員在全球的滲透力強，在防范商業間諜方面毫不含糊，許多公司設有反情報機構。在接待外賓參觀時，企業有規定的路線和項目，不得擅自更改。陪同人員也設置為2名，互相監督，防止泄密。
有趣的是，一些企業一方面拼命要派情報人員搜集別人的商業機密，另一方面，又設法要找專業人員守住公司機密；一方面，商業間諜所使用的工具越來越高科技，另一方面，反竊密的手段也日益先進。你把竊聽裝置做得微型，我就裝上保密電話、帶上錄音干擾機；你要偷拍資料，我就發明一種防止翻拍的紙……
從某種角度來說，“力拓案”的出現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讓國人醒悟，“間諜”不再只是熒屏上連續劇里的角色，而是離我們很近，甚至就在家門口轉悠。
既然冰山一角已經掀開，不如就此認識學習如何破冰，把“鼴鼠”們竄進竄出的洞堵上。■
保密，向“山德士上校”學習
外國企業可以與國企的關鍵人物或是政府部經濟部門的要員建立某種長期關系，“以華制華”。可以說，中國人的人情觀念為國外情報工作提供了可乘之機。
撰稿·任蕙蘭(記者)
許多企業在經濟安全方面似乎漫不經心，難道一定要吃了大虧才會警醒？為此，《新民周刊》采訪了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新民周刊》：中國在經濟安全方面的軟肋在哪里？
江涌：中國在經濟安全方面的意識很薄弱。在企業層面，國外大企業都設有專門的情報機構，其作用有二：一是收集別人的情報，二是保護自己的情報不被竊取。我國國有企業往往沒有相應的情報機制，既無力收集競爭對手的信息，更沒有意識保護自己的行業機密。
世界500強企業為保護自己的核心機密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以肯德基為例，對配方所采取的保密措施簡直夸張得無法形容，去年肯德基的秘方搬家，出動了大批在職警員和私人保鏢，由一輛裝甲車將小紙片運送到一個秘密地點。正因如此，山德士上校當年創制的秘方至今仍牢牢地掌握在他們手中。反觀中國的景泰藍工藝配方被日本間諜以參觀工廠為名竊取，讓人不得不唏噓。
中國商業保密機制沒有有效建立，還有政府層面的原因，一些經濟管理部門相當抵制“經濟安全”這個概念。某些官員甚至公開表示，“經濟安全”的概念應當慎用，全球化背景下，過分強調經濟安全會給對外經濟交往制造壁壘。而在傳統觀念中，國家機密的范疇僅限于政治，軍事等領域，對商業機密的重視也遠遠不夠。
《新民周刊》：中國的傳統文化重視人情，中國的人脈關系是否會為國外情報工作者提供便利？
江涌：這是我國經濟安全的一大隱憂。重視人情關系在中國是相當突出的一個現象。以近鄰俄羅斯為例，在那里花錢辦事也是一項潛規則，中國商人在俄通關多少需要上下打點一下，但俄羅斯人很有意思，這次交了錢，下回同一個人同一件事還得交錢，這叫“一碼歸一碼”。而中國人不是，一回生二回熟，外國企業可以與中國國企的關鍵人物或是政府經濟部門的要員建立某種長期關系，“以華制華”。可以說，中國人的人情觀念為國外情報工作提供了可乘之機。
《新民周刊》：“力拓案”成為我國經濟安全的一個警示，這是不是一個提高公眾意識，建立長期有效的商業保密機制的契機？
江涌：建立機制首先要改變意識，一些政府經濟部門官員過分擁抱國際化，一時要扭轉他們的價值觀很難。各個利益群體都有自身的利弊權衡，對過分強調經濟安全因而走向經濟管制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關鍵在于找到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與經濟開放之間的平衡點。
《新民周刊》：商業間諜案頻發是不是一個國家經濟開放，國力增長的必經階段？
江涌：這并不盡然。以美國為例，它的經濟開放程度很高，但經濟安全形勢良好，關鍵在于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商業機密保護機制，能跟上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同時，美國在保護國家安全、經濟安全方面的法制比較完善，中間“人情”能活動的空間很小。在處理危害國家經濟安全的案件時，有法可依，便能從容應對別國施加的外交壓力。
《新民周刊》：您預計“力拓案”會有一個怎樣的結局？
江涌：“力拓案”對國家利益造成了巨大損失，影響的不只是相關企業，更對我國鋼鐵行業發展造成損害，因此我認為在“力拓案”的處理上，政府絕不會手軟。■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