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影重重法難罰
諜影重重法難罰
在具體的司法操作中很難判定，到底哪種秘密屬于削弱國家經濟、科技實力的，到底削弱到哪種程度就算觸犯了刑法。
撰稿 陳冰 (記者)
“力拓門”事件讓國人驚醒——原來“潛伏”大戲就發生在你我身邊。間諜、泄密，不再是小說里的離奇故事，也不再是熒屏上的槍林彈雨。在網絡、通訊極其發達的今天，這樣的情形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泄密不再是大人物才能干的事情，也許就是一句不經意的話，一則無心的帖子。
近日的《國際先驅導報》報道，2004年美國情報機構一直想弄清解放軍的某型潛艇是否已經投產卻始終不得而知。但一天，有關該潛艇的照片出現在中國某軍事網站的論壇上，讓美國情報機構“得來全不費功夫”。據國內某軍事網站的一位負責人介紹，每日訪問該網站的IP地址有30%來自海外，其中大部分來自美國。
而據美國《商業周刊》報道，90%的美國企業聘人專門從事相關經濟間諜活動，受雇者大多曾受過有關競爭性情報的訓練，以刺探商業競爭對手的內部資訊為己任。另據調查統計，全球前1000強的大公司里，平均每年發生2.54起商業間諜事件，損失總數高達上千億美元，相當于一個中等強國一年的GDP總和。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毫無疑問地，中國成了境外經濟間諜活動的最主要對象國。統計表明，在中國10年來的腐敗案中，有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令人遺憾的是，國內迄今為止對此的防范相當有限，應對的法律也屈指可數。
國家安全
如果不是力拓案件的爆發，國人可能還不會把商業諜戰的危害上升到國家高度。從已知的事實來看，力拓案件的涉案人員可能涉及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罪。這項罪名是指行為人為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行為。犯罪主體既包括中國公民，也包括外國公民和無國籍人。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王俊民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胡士泰等人構成刺探竊取國家秘密罪，根據刑法第111條規定，將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的，面臨的將是死刑。
“之前的商業諜戰很多，但涉及到國家安全層面，并被媒體曝光的，并不多見。因此力拓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王俊民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規定，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國家秘密的義務。當我們以牢騷、炫耀等形式在自認為安全的氛圍和環境下將自己掌握但并不以為機密的行業機密脫口而出時，很有可能已經泄密。因此必須意識到每個人都與國家利益緊緊相連，國家意識、安全意識應當無時不在。”
與此同時，王俊民也指出，我國的《保守國家秘密法》以及《保守國家秘密法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兩法)對“國家秘密和情報”的規定比較抽象、原則，特別是在軍事抗衡和政治沖突日益被商業競爭所取代，經濟間諜成為廣泛存在于商業運作中的“公開秘密”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兩法對涉及經貿領域方面的“國家秘密和情報”界定顯得模糊不清。
兩法對國家秘密和情報的界定是指在一定時間內只限一定人員知悉的事項。而涉及經濟領域的保密范圍只籠統地概括為“削弱國家的經濟、科技實力”。“這在具體的司法操作中很難判定，到底哪種秘密屬于削弱國家經濟、科技實力的，到底削弱到哪種程度就算觸犯了刑法。”
“國家立法機構應該盡快完善立法，從“國家秘密”角度對經濟間諜或商業泄密的判定作出嚴格規范，以防外國企業和有關機構利用這個‘灰色地帶’，大量竊取先進技術、重點談判信息等多種商業機密，使中國蒙受重大經濟損失。”
諜影重重
早在1992年，美國《新聞周刊》公布的統計數字就已經表明，美國每年因經濟(商業)情報泄露造成的損失高達數十億美元。美國國內的有識之士紛紛指出，對于商業秘密僅僅用行政的、民事的、經濟的手段進行法律保護是一種不完全的保護，只有借助刑法的強大威懾力才能對商業秘密進行有力的保護。于是在1996年，美國出臺了《反商業(經濟)間諜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 of1996)。這部聯邦刑法規定，行為人在美國國內侵犯商業秘密的，將有可能被判處侵奪商業秘密罪，而為外國利益進行商業秘密犯罪的，則會被判經濟間諜罪，加重處罰。
事實上，即便有此法律，美國的各大公司還是頻頻遭遇“間諜門”。
2000年，著名軟件公司甲骨文公司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拉里·埃里森向公眾表示，該公司確實存在對微軟長達一年的“間諜行為”。他說，甲骨文公司曾派私人偵探去翻過競爭技術協會的垃圾桶，搜索微軟向該協會行賄的證據，因為當時微軟公司正面對壟斷指控。拉里·埃里森說：“我們絕對是做了收集情報的工作，而且我對搜索行為絕無抱歉的感覺。”
一年之后，寶潔公司又重演了甲骨文公司的“垃圾桶情報收集法”。他們聘用專業人員扮成清潔工人，進入聯合利華內部，收集和整理從聯合利華公司芝加哥分公司新產品辦公處拋棄的辦公室垃圾，從中得到了數十份關于洗發和護發產品的文件。這一收集情報的行動進行了6個月后，才引起了聯合利華公司的警覺，因為他們發現，辦公室垃圾沒有被送到垃圾處理廠，而是被秘密運到了一個私人住處。
事發后，寶潔公司極力表示那只是員工的個別行為，最高級管理部門并不知情，并將“涉案”的三人開除。但隨著事情越鬧越大，公司主席約翰·派佩不得不在當年8月飛往倫敦聯合利華公司總部，歸還文件，保證不會使用其中的情報內容，并賠償了1000萬美元現金后，才了結此案。
法庭文件顯示，寶潔公司算得上是深諳此道的老手。早在1943年，他們就對當時名為利華兄弟公司的聯合利華下過手。他們買通了利華兄弟公司的一個員工，偷出了幾塊新產品“天鵝”牌肥皂。經過樣品分析后，寶潔公司用新配方改進了自己公司的“和平鴿”牌肥皂。事情敗露后，寶潔公司被利華兄弟公司以盜竊專利罪名告上法庭，不過雙方庭外和解，寶潔支付了賠償金。
2006年，可口可樂公司也遭遇了一起比間諜小說還精彩的“內奸案”。可口可樂公司執行行政助理何亞·威廉斯試圖向最大競爭對手百事可樂公司出售新產品配方，反而被百事公司告發，最終，威廉斯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
通用汽車公司的高級主管何塞·洛佩茲在美國底特律曾是風云人物。他在通用任職期間，改革了生產線，對原料、用工方式和生產流程都做了巨大調整，使通用的生產成本大幅降低。洛佩茲后來被時任大眾汽車公司首席執行官皮耶奇挖走，他離開時帶走了12箱“私人文件”和多名高級助手。
2002年5月，通用汽車公司起訴洛佩茲和德國大眾。據調查，洛佩茲帶到大眾的文件中，包括通用的新車型計劃、供貨價格和一份新車型生產線的詳細方案，這都是通用的高級機密。
在法庭上檢察官指出，洛佩茲所帶走的那些資料對大眾有著重要的情報價值，大眾公司完全可以利用這些文件，籌劃新車設計方向，制定未來經營戰略，插手通用的原材料市場以及擾亂通用的銷售等。
此案最后達成庭外和解，大眾公司同意解雇洛佩茲，而且向通用公司賠償了1億美元。洛佩茲雖然逃過了鐵窗之災，但是負責審理該案的德國法庭判決他向慈善機構捐獻25萬多美元，作為不是懲罰的懲罰。
在我國，也有類似的案件。我國第一座長距離跨海大橋——東海大橋建成通車之時，它的橋樁建造者卻因為侵犯商業秘密而被送進了監獄。這起“星期天工程師”盜竊圖紙案，成為我國“兩高”出臺《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降低知識產權刑事保護門檻司法解釋后宣判的首例案件。
案件經過并不復雜。身為某大型國有企業工程機械公司的工程師掌握著公司筒式柴油打樁錘的技術圖紙和工藝。這種柴油錘在港口碼頭、大型橋梁、地鐵隧道、高層建筑等大型工程的打樁施工中非常重要。上海著名的南浦和楊浦大橋、內環線高架、金茂大廈、浦東國際機場等工程的打樁施工中都使用了這種柴油錘。
在東海大橋的施工中，需要噸位更加巨大的柴油錘。這時一家民營工程機械公司拿出了相應的產品，并迅速解決了東海大橋打樁中遇到的問題。事后某大型國有企業工程機械有公司舉報工程師偷竊了大量技術圖紙給民營公司，最終法院認定民營公司的行為已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作為單位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公司總經理被判刑1年6個月，工程師獲刑3年。
對此案件來龍去脈非常清楚的王俊民教授頗有感慨：“一方面，只有讓科學技術不斷被社會享用，才能提高生產效率和企業的競爭力。但另一方面，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又阻礙了技術的社會享用過程。法律如何在其中取舍，需要仔細思量。”
競業協議
在競爭激烈的商場上，無孔不入的商業間諜不但能竊取到關系企業生死存亡的生產、管理、銷售等商業機密，甚至還能獲得涉及國家秘密的重大信息，令跨國公司既愛又恨，令各國政府頭疼不已。
所謂商業秘密，就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所謂競業禁止，主要是指企業的職工在其任職期間不得兼職競爭公司和兼營競爭性的業務。在其離開崗位之后的特定時期，或者特定地區，不得到競爭性公司從事同類業務。
既涉及到商業機密，又涉及到競業協議的著名案例應該是4年前微軟公司和GOOGLE公司之間為了知名華裔工程師李開復博士而展開的一場訴訟。
2005年7月5日，微軟公司副總裁李開復決定離開微軟公司。7月19日，GOOGLE公司宣布李開復加盟該公司，出任全球的副總裁和中國區總裁。當天，微軟公司向美國華盛頓州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指控GOOGLE公司和李開復違反了競業禁止協議。事后，美國高等法院判決，李博士到GOOGLE公司的具體崗位只要不涉及到互聯網和桌面搜索技術等業務，就沒有理由禁止他跳槽到GOOGLE公司。
讓人略感遺憾的是，競業協議的執行在中國特有的商業氛圍中并不樂觀。上海一家知名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告訴記者，他手上代理的類似案件，原告方也就是企業主無一勝訴。概括起來無非是舉證困難，損失難以計算。“所以但凡碰到這類案件，我們一般都會勸當事人放棄。”
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類似美國的《反商業(經濟)間諜法》，對商業秘密的保護散見于《民事訴訟法》、《合同法》、《民法通則》、《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及《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中的相關規定。
作為刑法與訴訟法專家，王俊民也頗有一些無奈。“刑法對商業秘密的保護作用并不十分明顯。究其原因，是因為受害單位擔心在訴訟過程中將導致商業秘密的進一步泄漏。加之在刑事訴訟中，涉及商業秘密案件雖可以由被害人提起自訴，但起訴權基本控制在國家司法機關，受害人或公司既無權限制司法部門出示證據，也無權撤訴，所以除非被侵害的商業秘密具有極高的價值，否則受害人或公司一般不愿通過刑事訴訟的途徑尋求法律保護。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2條規定對涉及國家機密和個人隱私的案件進行不公開審理，并不包括侵犯商業秘密的案件，但最高人民法院已通過司法解釋規定“對于當事人提出申請的確屬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法庭應當決定不公開審理，表明我國已注重刑事司法過程中商業秘密的程序性法律保護。
“另外，由于《反不正當競爭法》對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最高規定是罰款。刑法雖對此規定了較為嚴格的法律責任，但是由于缺少了必要的過渡性環節，實際執行起來十分困難。此種分散立法所帶來的弊端導致法律、法規之間各自為政，司法實踐無所適從，不能有力、及時地打擊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立法者在設計商業秘密保護制度的時候，必須考慮中國現實情況，必須將學術界千方百計割裂開來的法律制度整合起來，用系統的法律從不同的角度保護商業秘密。針對商業秘密的法律保護現狀、當前的立法時機和經驗應制定統一的《商業秘密保護法》或由國務院制定出《商業秘密保護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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