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陳志武教授系列之：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

　　立刻注冊新浪免費郵箱，激活1G空間

　　 第1頁:對話陳志武：制度建設--社會可持久發展的根本第2頁:對話陳志武：制度建設--社會可持久發展的根本(2)第3頁:對話陳志武：制度建設--社會可持久發展的根本(3)第4頁:對話陳志武：制度建設--社會可持久發展的根本(4)第5頁:對話陳志武系列之：國有企業不能參與競爭性產業第6頁:對話陳志武教授系列之：從經濟的角度看社會第7頁:對話陳志武教授系列之：關于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第8頁:對話陳志武教授系列之：我與郎咸平的不同

　　關于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

　　王利芬：當很多人提到中國和美國的區別時，人們總是說到美國更重視個人主義，而中國更重視集體主義。

　　陳志武：實際上在中國你不強調集體主義還不行。因為金融證券不發達，個人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如果沒有發達的金融證券這樣的經濟基礎，人們不得不靠家族、宗族、靠社會來代替金融證券應該發揮的作用。一個人的一輩子中有四種風險很重要，一是未來的不確定性事件，比如天災人禍，發生這些小概率事件時你就需要幫助，也就是對保險的需求，你需要醫療保險、天災保險、財產保險（如，房屋險、火險）、汽車保險等等；第二是一次性的大的開支，比如，蓋房、取媳婦嫁女、買車等等，因為這些會給自已的經濟和財力有很大但是一次性的沖擊，你就需要借貸。這兩種是最基本的。第三是養老，第四是投資創業。我所說的個人主義在中國行不通，是因為沒有這四大塊金融與證券業的支撐，你就不得不靠家族、靠某種集體來起到保險、借貸、養老和創業融資的作用，也就是說，家族與集體實際上是一種經濟合作體。在沒有發達的正式保險業、借貸業、養老基金業和資本市場的情況下，你就無法離開家族與集體這種替代性的非正式的金融組織。所以我們會看到，在中國農村是靠養子防老，靠后代和親戚來規避一個人未來的各種不確定性。

　　王利芬：這種東西的維系是靠倫理道德來起作用的。

　　陳志武：我是說只有在金融市場比較發達的情況下，才會為很強的個人主義文化提供條件，那時個人主義才可行。

　　王利芬：中國今天的金融市場并不是很發達，但個人主義在中國城市發展得還不錯。

　　陳志武：現在大多數的中國社會里還是不行，因為在城市有自已的財產、有保險、有養老金等等，所以在城市里人們可以不再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自己對未來的投資、對未來的保險。這是中國農村和城市的現代化進程的不同程度決定了這種觀念的不同。中國文化《三字經》中的“父母在，不遠游”，就是指的這個意思，如果我的子女跑到紐約去了，離我這么遠，那我的投資怎么辦呢？那我的養老金怎么辦呢？我的醫療保險呢？為了保證父輩在后代身上的投資、在家族里的投資能有所回報，從投資者權益保護的角度講，你就必須有一套保護父輩作為投資者的權益的制度架構，否則你老了之后或病倒之后就無依無靠了。而傳統中國不強調正式司法，那么只能靠道德倫理來保護，道德倫理發揮作用的方式是靠內疚心理來完成，而不是靠外部制度來保障。因此，你在兒子還小的時候就必須給他灌輸很多家庭道德觀念，強調光宗耀祖，讓他在不聽你話時、在不孝時、在不義時都能深感內疚，最好是讓他自發內疚得不能自己，這樣你就不用擔心你在他身上的投資是否可靠了，你的養老、保險也可能都有了。因此，許多制度性文化是社會內生的，是隨著經濟活動的變化而變的，同時文化又反過來約束或促進經濟的發展。我們常說，中國文化是幾千年維系下來的，說明它有多厲害。其實，維系幾千年不奇怪，因為過去幾千年里在交通與通訊上沒有太大的變革，沒有火車、汽車、飛機、電報、電話等技術變革對社會產生的變遷這么大，那些時候的經濟活動范圍也很小，傳統的文化當然能維系幾千年。

　　王利芬：這樣，每一代達到的效率都會打折扣，每一代都無法實現自己的潛能。所以說，有了金融的手段后，就讓每一個人的潛能可以充分地發揮出來。為什么美國這類國家的生產率那么高呢？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陳志武：這樣，每一代達到的效率都會打折扣。所以說，有了金融的手段后，就讓每一個人的潛能可以充分地發揮出來。為什么美國這樣一個國家生產效率那么高呢？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王利芬：我特想問您，美國在金融發展之前，它的個性主義的東西是個什么情景？

　　陳志武：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美國在1800年左右，幾乎都在從事農業。今天，現代化程度高了之后，農業人口只占2%。有人認為美國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之所以給美國帶來那么大的沖擊，原因是到十九世紀中期美國還是一個較為傳統的社會，那個時候金融還不發達，絕大多數美國的家庭都居住在附近，還是以家族里的家庭之間互相提供經濟上的擔保來維持發展的。從1850年到1930年這期間，美國的工業化使得人口流動加大，加大后，原先美國人所依賴的家族互助在地理范圍上等各個方面都顯得越來越難，互助效率也不夠，那時的保險、信貸和社保都沒有跟上，這兩個東西的脫節使得1930年經濟大蕭條后的人們應付經濟危機的能力基本上很弱，所以，為什么那次大蕭條會給美國社會帶來那么大的沖擊，這是其中很重要一個原因。后來為什么羅斯福在1933年、1934年、1935年通過了一系列的法律以提供社會需要的各種保障呢？因為這是社會所能提供給人們的最后的一個保障。后來的金融發展可以看成是美國社會對工業化所帶來的社會結構變遷的一種必要的回應。

　　王利芬：社會流動人口加大后，帶給社會結構的根本性的改變可能來得太猛，這就象中國兩個多億的農民工進城一樣，社會大規模群體的流動后，其相應的各種制度必須跟上，否則就會帶來許多連鎖反應，比如，農民的工錢討不回來，教育問題等一系列的問題。

　　陳志武：這就是我所說制度建設的重要性，這也是當今中國跟昔日中國的根本性差別。

　　王利芬：談到這里我有一個不同的觀點，您剛來說是金融帶給社會個性化發展的空間和可能性，但我認為金融是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個性化的浪潮是由于工業化革命帶來的。工業化浪潮打破了原先的社會結構。

　　陳志武：對，打亂了以后，家庭、家族為核心的東西解體了，這樣需要金融跟上，后來工業化的擴大，就更加帶動了外部金融市場的發展。反過來說，如果不是美國的金融發展，其個人主義則不太可能。

　　王利芬：在這里我有一個觀點，我覺得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就缺少這樣一個大規模的工業化的進程，我曾經到過日本的農村，工業化的程度已經在每個家門前都能看到。其實發達國家都經過了工業文明的洗禮，這個洗禮帶給社會的改革除了金融的發達以外，還有一種文化習慣，比如程序化，法制化，這些東西與工業化都是相關聯的。為什么我們今天您所說的無形的制度建設在司法領域很難，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當人們更多的相信權力不是相信法律時，從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封建社會官本位的殘余觀念在中國的勢力，這種東西沒有通過大范圍的工業化的浪潮沖擊，非常難以消失。

　　陳志武：有道理。

　　王利芬：現在，中國倒是有一個大的流動，這種流動就是我們所說的農民工進城，全國范圍內有二個多億的人在向城市流動，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沒有過的現象，尤其是如此的大規模，剛剛改革開放到現在也有一個群體流動過，這個群體在二十多年中有58萬，這就是出國人員，這群人對中國社會的改變其實很大，有些改變只有在一個更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看到。但這個群體的規模比起農民工來說太小了，所以我想，如果有誰關注農民工進城后帶給中國社會的改變，這是很大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個題目。但這個與工業化浪潮相比還是不太相同，因為沒有在中國整個范圍內鋪開。

　　陳志武：其實這種流動帶給社會的變化我已經看到了許多。有很多是體現在細節上的，要細心地觀察才能體會到。

　　王利芬：在這樣的大群體流動后，其實很多原先的東西打破了，但問題是，打破之后新的東西并未建立。

　　陳志武：農村很多的原先維系的東西慢慢沒有了。

　　王利芬：我在這里又有一個問題，我一直覺得中國社會發展與現在發達國家相比，拉下了一個歷史階段，就是工業文明，所以在中國這樣一個起點與發展國家并不一樣的社會中要進行您所說的私有化的進程，是否合適也需要打上一個問號？這個就是所謂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一個最大的特色。

　　陳志武：其實，不存在美國人與中國人的差別，只是因為社會發展階段不同和制度的不同，而呈現出來我們今天看到的局面。這些都是后天的，人為的，這種差別不是人本質上的差別。因為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的價值觀是不太一樣的。其實就在中國西部與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相差也很大。私有化不是問題，因為人類歷史上最原始的、維系最久的形式就是私有制度，企業的組織形式最久、最老的也是私有制。因為這是最接近人性的，這個道理適用于所有的社會形態，所以，私有化綜合了所有社會形態的不同方式，這就是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王利芬：但是您所說的中國私有化后的狀態一定與美國和其它發達國家是不一樣的。

　　陳志武：像GE和微軟這樣的企業只有在工業文明之后的國家才能出現。

[上一頁]  [1]  [2]  [3]  [4]  [5]  [6]  [7]  [8]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