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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武的專業是金融，但他目前的所研究的領域已擴展了許多，與經濟相關聯的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眾多的問題他都關注。在他流淚的那個時候我基本上明白了他所關注的對象為何這么廣，這個問題本來一直想問，但我想我的確明白了。
近年他呼吁最多的是關于中國的制度建設，中國正在發生著真正意義上的日新月異的變化，緊跟這個變化的應該是一系制度至少是制度框架的建立，然后才是一點點地細化，要不然社會所積累的財富將無法支持持久的發展。他所說的制度是在資本市場、司法和新聞媒體這幾個領域來展開談的。有幾段話我對我很有感觸，我摘引下來供大學參考：
我研究了世界九十多個國家的數據后發現，自然資源包括黃金、銀、石油和天然氣儲藏量越多的國家反而是目前人均國民收入比較低的國家。通過對各個國家的情況和中國三十個省市的情況進行比較以后，我們發現，在今天的世界里，自然資源和土地的多少已不再是決定一個國家、一個地方的人均收入的最重要的因素。我最近的研究是想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不是土地、也不是自然資源決定一個國家的貧富高低的話，到底是什么東西真正決定一個國家的貧富呢？答案是制度資本才是最重要的。
在他對比研究英國與西班牙的海上貿易的結果談到中國金融制度的建設時，有二段話也很中肯，請容許我再引一次：
一個國家能否從太平洋貿易中獲得持久的好處，并不在于它今天的GDP已經增長了多少，而關鍵在于它能否利用外貿來進行必要的制度變革與金融創新，以在本國形成一種良性的經濟增長鏈。制度資本將決定亞太國家在太平洋貿易中的最終結局。—— 這話聽起來可能抽象。為看清這一點，我們不妨回顧一段非常值得亞太國家深思的歷史。
金融證券行業的發展當然能改進整個國家的資金與資源配置效率，能發動更高層面的經濟價值增長機器，能夠使中國的經濟從以制造業為主的工業經濟升華到一個以金融經濟為核心的工業社會。可是，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缺乏制度資本的情況下發展出一個像樣的金融經濟。因此，除非能進行有效的、能促進市場交易的制度機制變革，能夠進一步開放新聞媒體，否則那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
他從制度建度的角度對金融、農民和外貿等問題進行許多問題的探討，這些問題無不帶著他對中國問題的思考，有許多問題就是從一個思考著的問題中派生出來的。他目前的狀態處在兩個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中，每年他都多次回國，這種在多元文化的大舞臺上的走動，使他的思考一直是將中國放在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以及與許多國家對比中來完成的。其歷史和地理兩個角度的交叉使他的許多想法給人啟示。下面是我陳志武就幾個問題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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