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中國”將給關鍵性的宏觀因素造成巨大損害，而此舉還可能觸發報復行動從而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

　　中美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已圓滿結束。在僅僅八個月的時間內，這個由兩國高級官員精心設計和推動的咨詢機制，已成為一個積極聯系世界最大和第四大經濟體的活動框架。

　　好消息是，對話取得進展。

　　壞消息是，進展如預料般緩慢——速度不足以化解在華盛頓政界已沸騰起來的焦躁情緒。

　　“替罪羊”

　　這次對話沒有給我們帶來重大驚喜。

　　中方宣布，同意擴大民用

航空運輸和金融服務業務范圍，及雙方已在環境保護和能源安全等領域達成加強合作的協定。知識產權問題被特別抽離留待日后談判。

　　這些行動凸現了中國將堅守繼續推進市場經濟改革的承諾，并且，再一次展示了

中國經濟走向開放的發展模式——向其貿易伙伴逐漸打開進入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本地市場大門。

　　中國的開放式發展模式與日本采取的把世界其他國家拒之門外的封閉式經濟策略，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全球化進程不斷加速的年代，中國的開放發展比日本長期奉行的封閉策略，給世界帶來更多的機遇。

　　美國國會也許并不在乎這些。

　　華盛頓面臨的經濟壓力直接來自美國的中產階級。而理由也不難理解：根據美國勞動力統計局的數據，實際工資的中位數(即調整通脹后，工人工資收入的中間水平值)在截至2007年首季末的過去七年累積總增幅只有0.9%。在美國生產力實現強勁增長的背景下，這樣的發展勢頭令人憂慮——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實際工資應該有按比例的增長。

　　依我所見，這種貢獻與美國工人回報脫節的情況是導致華盛頓政治矛盾的核心所在。

　　簡易的應對是找只替罪羊——在此，是把責任推在中國身上，因為對華貿易逆差在美國創紀錄的多邊貿易赤字上占到最大的比重。

　　較艱巨的做法是，探究導致實際工資增長呆滯的原因，并制定能糾正問題的政策措施。由于缺乏恰當的解決方案和無法在“速戰速決”年代耐著性子，國會選擇了前者——拿中國當替罪羊。

　　“修理中國”

　　過去幾個月，我不斷地就華盛頓在回應這一問題時所犯下嚴重的錯誤發表評論。我的評論可用三個英文單詞來總結，就是Trade(貿易)、Saving(儲蓄)和Globalization(全球化)。

　　首先，美國國會的行動，是基于認為中位數實際工資增長呆滯與創紀錄貿易赤字互為因果的危險假設。無論是從理論角度或實際經驗而言，這種判斷是站不住腳的。

　　此外，美國的政客沒有從更廣義的國內儲蓄空前短缺的情況，來看美國的貿赤問題——拒絕接受多邊貿易赤字是根源于儲蓄低水平的簡單邏輯，并錯誤地把中國作為解決貿易逆差的方法。

　　最終，華盛頓并不完全了解目前由信息科技激活的全球化超高速發展，給領域廣泛的跨行業(包括藍領和白領)美國工人帶來的沉重壓力。

　　簡而言之，“修理中國”將給關鍵性的宏觀因素造成巨大損害，而此舉還可能觸發報復行動從而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情況實在讓人擔心！

　　不足為奇的是，穿梭于美國國會的不同議事廳，我們幾乎找不到半點正確看待中國的觀點。

　　中國在國會山被視為是美國的主要經濟敵人——它威脅著中產階級工人的生計并且違反了全球貿易的法規和原則。在這個概念下，被忽略了的是中國在過去29年發展進程上實現的巨大成就——和給美國、亞洲其他國家以至全球經濟帶來的機遇。

　　美國國會似乎也不甚了解中國在短短30 年內走過的歷程。

　　中國在發展道路上取得的空前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多年來堅持改革開放的成果——不單是從國有制向私有制轉移，也包括了在資源配置上從中央規劃向市場經濟體制轉移。

　　這些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通過剛結束的第二次戰略對話，兩國同意向這個方向進一步推進。

　　過去30年，中國在權衡改革步伐與維護社會穩定方面步步為營。它絕對不會仿效前蘇聯采取震撼性的治療策略。

　　我認為，“堅持漸進步伐”最能形容中國近30年來的改革特色——沒有走回頭路，有的是穩步和堅持不懈地向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邁進。這種策略與華盛頓政客總想“快速見效”，在短期內解決問題的理念南轅北轍。

　　而目前已提呈華盛頓有待通過的激進調整

匯率方案，同樣與過去30年中國行之有效的漸進主義格格不入。

　　“Very difficult”

　　我有幸出席第二次戰略對話的閉幕式活動，包括歡迎15 位部長級中方代表團的招待會，和隨后由中國副總理吳儀代表中方談判團向大會致詞的晚宴。

　　吳儀與在晚宴上也有發言的美國財長保爾森都提到了一點：戰略經濟對話是致力于建立中美兩國長期經濟關系的一個機制。

　　按定義，它是一個為實現漸進成果而設的機制，而非如現行國會山所體現出的為短期問題尋求偉大解決方案的架構。

　　這凸現了推動美中雙邊關系的兩股力量的分歧——對話機制的漸進式部署與國會較嚴苛的快速修補理念。

　　當被問到與美國國會談判的情況時，吳儀以其發音標準的英語回應說：“Very difficult(很困難)。”

　　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潛藏著一個極大的缺陷：中美分別派出歷來最大陣容的高級政策官員參與這次對話，但觀乎其成果，美國的保護主義者政客大可把預料中的堅持漸進式步伐視為談判的完全失敗——為他們的出手爭取更堅實的證據支持。

　　因此，第二次對話并不能讓我釋懷。

　　我維持原有看法，認為有約六成的機會美國國會將于2007年底，以總統無法運用否決權的大多數通過一項稟呈世貿控訴中國的法案，并針對在美國出售的中國產品實施大范圍的貿易制裁。

　　(作者史蒂芬·羅奇為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師，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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