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致敬1984:征程與夢想——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建院30周年論壇&2014中信書院大講堂”于2014年3月31日在清華大學舉辦。 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在演講中回顧了聯想成立之初,由于告狀導致被政府刁難,從此學會要跟政府搞好關系,不告狀。他還表示,自己堅決不當譚嗣同,“臨死時候還說快哉快哉,我沒那么高的水平”。
以下為對話實錄:
主持人:30年前創業的時候,1984年給您最大的機會是什么?
柳傳志:84年的時候是把我們的手腳放開了,我剛剛問了王石總了,84年為什么創業?為什么您也是84年?聽了以后有一定的偶然性,我就不說了,我84年創業是有必然性的,是為什么呢?中關村這一條街上所有的公司都是84年的。是84年的年初我們是在后面84年的年末,為什么是84年?跟當時的周光照先生他到國外訪問了以后,了解了一個國家的科技成果真的是變成產業,變成產品的話,一定是要在企業里面要有研究。因此回來了以后就是特別提倡科學院的人出來辦企業。后來把這個話總結為一院兩制,一部分做基礎研究,一部分出來辦企業。這樣情況下科學院里面有很多的同事都是紛紛出來了。當時是在中關村就是二通二海,除了四通以外,那個其他的三家都是科學院的直屬單位的人出來辦的企業。所以,大概我在那一年也是因為這個所以還是有一點必然性。
主持人:您覺得您最大的貢獻是什么?
柳傳志:我覺得我們跟萬科有相同的地方是。第一還是有一定的噸位,這個噸位最起碼能夠在世界上面在中國人面前展示,我們能夠參與競爭,我們能夠做的好,聯想里面我覺得大家都是很關心都是認可一件事情是在中國這個計算機行業極為薄弱的時候,外國的計算機領域大軍全部進入到中國市場,中國市場那些年發展非常快,就是這種情況下一個民營小企業,一個國有民營小企業竟然能夠戰勝了外國的大企業。當時,中國正準備加入WTO,中國人到底能不能打過?充分說明我們競爭的行業我們是能夠打的過。后來并購IBM[微博]的成功說明中國人有智慧有能力進入到世界上面展開競爭,這個是一個噸位。另外,我覺得30年這個時間中國發生很多事情,企業不斷創新會被淘汰。能夠不被淘汰能夠繼續發展到今天還繼續在茁壯成長,這個也許還是有可稱道的地方。
主持人:我們也是可以看到,企業作為獨立的力量在中國社會當中的這個力量的顯現性變得越來越明顯。這個也是會帶來一個關心的命題,我們擺脫不了政商關系。王石先生說的著名的話就是不行賄。當年很多人都是不相信的,現在沒有多少人在對這三個字置疑,比如說,像王說遠離政治,柳總怎么看政商關系?
柳傳志:辦這個企業的頭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期之前,我花了很多的精力在適應和應付環境。應付環境的一些重要的原因其實就是這樣總結。為了讓企業能夠安全運行。我不是特別的了解王總在具體遇到這種因素的時候怎么處理。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什么叫安全運行。88年的時候我在香港建立了一個小作坊,就是一個小工廠,因為國內不給我們生產批文,不讓我們建工廠。所以,我在香港臺灣建了一個小作坊,后來香港就是房子也是貴,人工也是貴,我們就把工廠搬到了深圳。于是,從香港把元器件運到深圳生產,再到國外賣。具體什么原因不知道,反正是在深圳的同事得罪了海關的人,這個當時給了我們一個很重的不合適的懲罰,當時我們還是不諳世事,少不更事。所以,到海關總署去告狀,告狀的結果是總署有人到深圳做了了解,了解了以后沒有給我們處罰,這一件事情聽著是好事,其實是不好的事情。過了幾天以后,我們從香港運大貨車,那個時候關口少,所以每天早上排隊運車那個大貨車能夠排2公里。海關的人一看這個車是聯想的,就把這車叫出來說我們要檢查一下,這個都是無可非議,檢查完了以后就讓車從頭回去排隊。來來回回幾次,今天一次,連續來幾次我們就是知道了,這個地就是待不下去了,從此,我就是學會懂得了原來不能告狀。真的告狀了以后就是不能安全運行。
但是,你怎么能夠讓他不欺負你,又能夠不告狀,于是就是想出很多的辦法,比如說你要認識一些領導,但是不能夠向他們告狀。比如說海淀區,當時海淀區有一個直接管我們 女工作人員,確實對我們多次刁難,我堅決就是不告狀。但是,那個時候聯想已經在海淀區很舉輕若重了。我就跟北京市副市長提過,有一些部門對我們不合理。我就是說一說,他再讓我說細了,我就是不說了。但是我告訴他,如果我待不下去了,你得明白我也是沒有辦法的,他就不再問了。后來事隔一年之內,這個女士確實也是過于蠻橫,最后終于爆發了。是因為我生病住院,別的同志替我主持工作,他是有一個什么要求,結果那一位竟然就是拒絕了,一下這個事情就是鬧起來了。我就是提前墊底了,領導也是很理解,把這個事情很快處理了。把那個同志調離開有關的單位,離我們遠遠的,就是這樣處理的。這樣處理的做法就是一次可以,千萬不要惹事,我跟政府就是盡量讓我們有安全運行的環境,所以我們努力不惹事。所以,我說軟弱是真的,不是嘴巴上面說說,運行環境上面有不利的地方就是收著點。我反正堅決不當譚嗣同,臨死時候還說快哉快哉,我沒那么高的水平。
主持人:為什么柳總也是40,50歲了,也是一個不小的公司的老板,可是在政府部門里面可能一個處長,一個科長,就是能夠把柳總訓的服服帖帖的。
柳傳志:咱們畢竟是老百姓。
主持人:畢竟基層工作。
柳傳志:這個話真的是不能刺激政府部門,我跟我們同志有時候就是在講,這個是真的。當時跟科學院一些,當時聯想的員工,我一開始辦企業的時候就是跟所里面談好了。我要的是管理權限,比如財務支配權,我把稅該交的利潤都是交了,剩下怎么支配?所里面不要管。比如說,我們怎么發獎金,怎么做都是我們做。業務發展好,同事們收入還是很高的。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當時要跟院里面的一些有關的部門領導打交道的時候,就讓大家想想,他們收入比你們差多少。人家態度不好一點我們該受。這個雖然說起來有一點怎么的,但是實際上我們更多人是一種方法,我們當然是希望政府更好的為大家服務,既然不是這樣的話在當時的情況下我覺得自己應該更好的檢討自己。只能是這樣,所以,我們就是很軟弱,這個確實是如此。
主持人:在這樣一個環境下要成長的一個必須的選擇。
柳傳志:這個是一個過程。我想申請再講一個故事可以嗎?我其實沒有敢說這個話,為什么呢?我給你舉一個例子,當時我是90年代初的時候,有一年91、92年記不清楚了。我從香港回到北京,就是科學院審計局姓陳的一個局長到聯想來審計,審查的時候查出了一張單子。這個單子里面有送給一些企業的電視機、茅臺酒等等。大概一共加起來大概是10幾萬,20幾萬塊錢,那個還不是送給個人的,那個是單位買東西的時候就是等于是給單位,就是單位集體的回扣,確實不是給個人的。
這個也是屬于鼓勵買東西的一種方式。這個時候局長就是問我,要求我把這個東西都是送給誰的,那些名單交出來。后來,我就趕緊找銷售部門的人拿到這個名單,然后,我就問銷售部門的人,我說這個東西是主動給人家的還是人家提出要的?這個是要說清楚的,他們告訴我,絕大部分都是主動給的。賣東西的時候還搭上什么什么東西,這個時候就是給陳局長說,確實有這一回事,但是名單不能給你。因為確實不是人家主動要的,給了你以后我們沒有辦法跟人家交代。后來陳局長給我一句很重的話。老柳,你給科學院辦了企業,聯想已經比較突出的了。但就這一條關你5年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不把這個說出來變成是你自己拿回去等等,你說不清。隨便弄一個帽子關你5年以上是完全可能的,弄的我非常的難受,說還是不說呢?我回去了以后,一天回來給他一個答案,我可以交,但我只把這個條子交給周院長,我交給院領導,這樣行不行?后來我就是把這個東西交給院領導,院領導根本就是沒有問,這事兒就過去了。
當時是一個什么環境?我不敢說完全沒有行賄?我下面同志怎么做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社會就是這樣過來的,講84年那個狀態的時候,講到鄧小平南巡,大家覺得鄧小平南巡覺得沒有什么,其實,當時很多老同志到深圳看了以后痛哭流涕,怎么中國變成這樣了。王石你記得是不是這樣?中國怎么變成資本主義變成這個樣子了,恨的不得了。當時就是特別的憤怒,這種情況下南巡情況下給予了肯定。歷史就是這樣過來的,現在很干凈的,當時像我們這樣的肯定是不情愿行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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