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簡單說，18世紀的時候，中國中央政府很成功的建立了一個谷物價格報告系統，對市場進行了密切的檢蹤。而且谷物運輸和交易也非常活躍，政府對谷物供求有非常好的了解，政府也可以基于這種了解決定是否干預，而大躍進的時候沒有市場，而且對收成和供求情況沒有準確信息，因為中央政府只想聽地方官員的大好大空的喜報，因此信息很不準確了。因此中央政府就沒有辦法進行有效的干預。

　　所以我們看到18世紀和20世紀，中國的情況有一些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公共的這種金融不一定跟民主還是不民主有關的，更多的是看當時經濟的體制和政府的系統。我們注意到社會科學，還有經濟學，就是說要尋求各種方法，使得人民能夠進行投票的選擇。或者是在私有市場上面進行選擇，而政治、科學家，社會學家更愿意應對一些社會支出中的一些組織和網絡的特性。社會科學家主要是借鑒了發達的工業社會的經驗，然后總結出了一套原則，而中國是研究了外國的一些經驗，研究了一些外國經驗，我是說中國現在的政府，他們現在更強調的是公共融資和社會支出中的技術和科學的這些特點，而不是專注的強調意識形態。

　　我認為早先中國那種官僚的戰略現在還有，今天中國政府之所以樂意允許各地進行各種實驗，是因為不斷的改變自己的一些規則，而這種做法在18世紀的時候已經存在了。明清朝代，甚至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都有很多地方的模型，比如說梁肅民(音)在農村做過研究，這種研究跟在60年代的時候也類似，盡管所處政治體制是不同的。

　　我還想說地方政府的融資情況到了中國改革之后，和中國早期歷史，又有相似之處。地方政府總是有很多的資金需求，但是資金總是不足，但是中央政府允許各郡縣(音)收一些不同的稅費，也就是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他們有一些財政方面的分工，這樣一來地方政府可以做很多預算外的活動，那時候其實還沒有現代的通訊設備，而那時候地方政府也沒有被要求要提供這么多的公共服務。而今天在我看來，這種戰略就算人們不是特別的理解，我們也必須要強調，就是說這種地方政府的主動性。

　　我已經沒有時間來講地方融資行為變化了，但是地方融資在1920年代之后發生了變化，中國的改革之后，出現了更多的變化，比如說鄉鎮企業給地方政府帶來了更多的財政收入。政府之間的轉移支付也變得更為平凡，特別是在1984年的改革之后。

　　最后一張幻燈片主要是講，看起來中國政府，不管在18世紀還是目前21世紀都有一些公共開支的強大意愿度。我覺得中國政府這樣做實際上在全世界也是比較獨特的一種做法，因為從財政轉移的角度來講，在全世界其他政府當中也是一個比較獨特的做法。為什么呢？因為中國的地域非常的廣袤，所以各個地區之間的財政轉移規模非常之大。比如說像歐盟等等，如果歐盟的財政轉移要進行的話，那么這個規模是沒有中國的財政轉移規模來得大，盡管歐盟經濟總量要比中國來得大一點。所以我的觀點，我覺得中國政府相對于，比如說世界其他地方政府來說，再把財富從富有的國家轉向貧窮國家，這方面做得是比較好的，而且他們這樣做的容易程度也比較高。

　　現在我們可以來看一下，目前金融危機的形勢下，中國應該怎么辦？我覺得其實中國很多解決問題方法可能跟西方方法是不一樣的，比如說財政轉移等等。我的發言到此結束，謝謝。

　　Jisoon  Lee：

　　我非常榮幸來到這，這個論文是用中國講的，也就是說我今天聽到了諸位的發言，盡管文章本身是中文講的，我中文是看不懂，但我覺得大家的演講非常精彩。如果我們有時間的話，我們回頭再就前面一些論文提一些問題。

　　對于王教授的論文我的總結如下，我覺得他的問提出了一個建議，那就是中國在社會保障、社會福利這方面政府的角色和西方政府角色的區別。西方，假設說民主政府，相對來說解決社會福利問題的時候，有效性會更強，因為他們必須要對于人民的意愿和想法要作出及時的回應。中國的假設是說社會福利的問題，可以通過相對來說不是那么民主的這種方法來解決，比如說以前的皇帝，也就是說以前的帝國，這種看起來不是非常民主的做法好象也能夠解決社會福利的問題。

　　20世紀的中國，之所以不能有效解決社會福利的原因，是因為必須重新啟動爐灶，中國受到外國侵略，一片廢墟上面重新建國，所以資源比較匱乏，不能建立一個社會福利的體系。18世紀清朝，相對于社會福利問題，以及各地經濟狀況有更加準確的一些信息，但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信息是不準確的，所以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福利體系。

　　王教授也提到了，為什么中國與西方不一樣的，提到這么幾個原因，一個就是孔儒之道。盡管對我來說可能對于孔儒之道這個精髓作為外國人來說比較難以掌握，我想大家知道這對于中國文化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還有從文化傳統來說，中國人比較尊重其他公民的這些意愿，還有我們看到中國的歷史是很長的，作為一個帝國非常之長，所以不需要建立一個強調的軍隊。還有文明的歷史也非常之長，所以中國人相對來說比較靈活，比較寬容，也很務實。此外中國也把自己看成是宇宙的中心，所以他覺得中國代表的是整個宇宙，所以必須要照顧好所有的人。還有這邊好象也講到天人合一。其中好象講到皇朝跟天地的合一，天下的公民都是他的子民，他必須要照顧好他們。

　　我講一下我的評語，我覺得這個論文非常有意思，很能夠啟發我的思考，我就要問難道是中國的方法真的跟西方方法不一樣嗎？我覺得，也許未必是這樣。其實一個國家能夠長久的存在，必須要能夠滿足民眾的需求，不然的話也不可能存在下去會被顛覆。所以我想真正的區別，中外區別在于他們在政府，國家在解決民眾需求的時候采取具體方法的區別，而不是是否滿足民眾需求本身這一點。

　　還有一個，有的時候一個所謂非民主的國家能夠比一個民主的國家更好的處理這個問題，更好的滿足民眾需求，建立一個公共福利的體系。因為非民主的這個政府，往往能夠更好的解決利益沖突的問題。中國，還有這個文章當中講到，總是能夠有效的把外來因素綜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我也要問一下，是不是這些因素都算是外來因素，還是本來就是中國文化一部分。

　　講到關于全球金融危機和中國的問題，我們知道因為美國一系列愚蠢的做法，導致這個危機，這個危機殃及全球各國。中國的這個方法是否是一個更好方法？也許我們都應該選擇中國的方法？可能這也是一個轉折點，中國的這種方法能夠在國際舞臺上面大行其道。對于這樣的論點，中國應該怎么樣來應對呢？我覺得中國一方面是采取一個長遠的打算，甚至說美國總有一天也會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因為不是說中國的文化包容性非常強、海納百川。如果真正從長遠角度來講，是不是可以這樣來考慮問題，只是說我們要等幾百年時間而已？還是說中國應該把目光放在眼前相對比較務實的領域，說努力成為世界上領導的國家。比如說通過文化交流、經濟合作等等。

　　那么哪些領域中國可以起到領導的作用呢？中國對全人類來說都是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綠色發展的問題，也就是環保的問題。怎么樣更加有效的使用石油、能源，比如說像生產制造綠色環保汽車、綠色建筑物、綠色高架、綠色電池、LED等等。在這個領域實際上中國在跟奧巴馬進行競爭，所以我們要問的問題就是，中國是否能夠贏得這場比賽的勝利？還有我們知道北京論壇的主題就是和諧文明和繁榮昌盛，我想在這我們也是一樣要提到這樣的問題，我就先發言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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