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我們大家知道，韓國、臺灣、新加坡這一塊，在這個時期他們自然條件都不是很好，但是發展得也都非常的快。我這里有一個數字，65年到80年(需確認)，他們的增長率，新加坡是10.1，臺灣9.8，韓國9.5，香港8.6，我們知道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增長速度平均也在10%左右。這些國家他們都面臨一個問題，就是處于東亞地理環境，東亞模式增長最早提出和文化的關系，有一位日本學者山島通夫(音)寫一個書“日本為什么會成功”，它提出一個經濟增長模式背后會有一個文化傳統的問題。我也注意到美國很多學家，卡恩，也是最早提出東亞奇跡的學者，也提到增長模式的背后有一個文化傳統的約束。另外我覺得很多學者，也有人提出市場經濟增長模式可以有一種西方型的、企業家型，也有一種叫東亞型，有人叫做儒家型的，有這樣的提法。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我覺得東亞這一塊，我做過一些思考，我發現這一塊經濟增長確實和文化背景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從宏觀方面來發現，從文化傳統這一塊，大家都知道都屬于儒家文化圈，我發現一個，宏觀方面，東亞模式有一個特點就是國家導向色彩比較濃厚。就是在美國一般企業家不喜歡政府的干預，我發現在東亞，包括日本、中國、臺灣、新加坡，大家知道這個地區國家導向色彩非常明顯，這里面有一個文化問題。

　　企業，像在美國，政府的干預，可能會拒絕。但是東亞這些國家，大家是接受的，接受這種調控，接受這種導向。這樣就為一個地區的高增長，我的看法，它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保證，因為政府支持它。這和儒家文化的這個，國家作用的強調，和這個體制、文化觀念是有關系的。另外我發現東亞增長還有一個特點，儲蓄率非常高，因為儲蓄率非常高，所以它的投資就可以做得非常好。國民儲蓄率很高，國家導向，形成經濟發展。中國發展也走了這樣一個路，這個和儒家文化價值觀有一種非常密切的聯系。

　　從微觀層面來分析，我也覺得非常明顯，大家覺得東亞這一塊，比如日本很多企業，松下、索尼、豐田，包括韓國的現代，甚至包括臺灣的臺塑(音)，甚至包括香港的李嘉誠，包括大陸一些成功企業，我發現他們有一些共同的特點，第一就是管理理念上面，儒家理念非常強調價值觀的觀念，四書五經，那個開篇說的就是那個，最好的管理就是價值觀的管理，這個管理是最高明的。我發現東亞這些，正是因為突出了文化的觀念，我發現企業的成本可以控制得非常的低。

　　第二個比如說我一直研究臺塑王永慶先生，他成功秘訣在哪里？他自己說他的觀念受中國儒學影響非常深。因為孔子有一個觀念叫立人者人恒立之(音)，你首先讓別人賺錢，別人才能讓你賺錢。王永慶經營就是這樣的文化理念，我通過節儉，成本可以控制得比競爭對手、同行低20%。然后它的這個20%成本控制下來以后，他可以降價10%讓利給下游企業。這樣他的意思是說我把利潤擠出來，我讓利給下游企業，下游企業跟我合作，賺錢以后，他們收入更多，需要我更多的產品，我就可以做得更大。

　　一個經濟的增長能否保持成功和可持續性，健康與否，關鍵在于企業，企業是不是有更好的競爭力？我覺得文化的管理、成本的控制和東方文化的這種立人者(音)雙贏的局面，實際上為東亞企業家提供非常好的競爭活力。

　　最后我總結一下，我覺得現在大家對東亞模式有很多批評，因為出口導向大家認為很難維持，還有政府對企業介入也比較多。我再講一點，比如說美國企業，我發現非常看中股票價格，不可能做出太長遠的規劃。日本模式，那個形成長期合作關系，這樣企業就可以看中長遠，而不在當前，以長期為導向。這也一個很重要方面。

　　我的結論，我今天演講結論，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只要文化背景不發生改變的話，那么東亞模式恐怕還會存在下去，因為一個經濟增長模式和它的文化是分不開的，我覺得今后經增長模式也會是，文化是多元的，那么增長模式恐怕也會是多元的，我非常希望在座各位對我的看法提出批評。謝謝各位。

　　王國斌：

　　首先非常不好意思，因為我搞不清今天下午有活動。今天的題目我利用英文來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今天我的話題是要提供一些歷史的借鑒，剛才有人講到東亞模式文化傳統影響了企業，但我更多是講公共事業部門，政府以及公共的支出，我希望能夠從歷史上面追溯一些中國人對社會支出的看法，這些也許對現實有借鑒意義。

　　我首先看到當人們講到歷史和經濟發展相關性的時候，人們一般有兩種不同意見。首先在我看來，大部分的社會科學文獻和理論都是從歐洲的經驗里面獲得的，就是經濟的發展、政治的變化，還有社會變化之間的關系。我們總是認為歷史其他的教訓總是包括失敗。之所以會有失敗，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的人民有一些局限性，這樣一來就很難讓我們從非西方的歷史經驗中取經，所以今天我想換一個視角來討論一下中國的歷史教訓，特別是中國的社會支出方面的歷史教訓。我會討論目前中國政府的一些做法，也會討論一般的議題。

　　我認為跟一般的研究跟學界觀察相反，社會福利的需求支出和民主實踐之間并不一定有正相關性，而這種論點是經濟學和政治學家們比較認同的。其實我在這里想提出的就是社會福利的支出跟歐洲那種概念，就是民主越高，公共福利支出就越高，不一樣。所以我將來解釋一下18世紀封建中國社會的政治問責制，我還會講到現代的中國也有同樣的做法，因為不管是封建社會的中國，還是現代中國，中央政府的成功都是因為他們很關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以便促進空間的整合，而這種空間的整合里面就包括公平的問題，我倒不是說中國18世紀的政府，或者現代的政府早就已經克服了中央、地方的矛盾，其實這些矛盾還是存在，但是我認為中央政府一直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而且嚴肅的對待它。特別是政府，不管是18世紀政府，還是當代政府都會公開的宣稱說政府一定要注意社會的福利，這是好的政府管制之一，不管是孔子還是共產黨都是這樣認為的。兩種情況下，這種良好公司治理、良好政府治理的愿景都是包括社會福利、公共福利支出的。

　　講到民主和社會支出我推薦大家看Peter  Linderts的書，他主要的例子都是取自于歐美，他說這些國家如果有更多的投票權的話，社會支出就會大增。他說投票的人越多，那么投票的人就更愿意通過投票表決獲得更多的社會支出。一個相關的論點是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Amartya  Sen，也層析有過相應的論調，這個書是有關饑餓的，1981年出版的。他舉了一個例子，1943年的時候，那個時候印度還沒有民主，遭了那個之后，印度成了一個民主國家。我們現在在中國也可以看到中印之間對比，就是說中印之間，民主程度在西方是不一樣的。印度1948年獲得獨立以后就不再有饑警(音)。我看來中印之間還有第二個對比，中國在1958年之后有了更多的這種饑警救援，這個時候我們看主要的差別就是政治體系的差別，所以我們必須正式的面對這樣中印之間的差別，而且我們還必須對比一下中國的18世紀有一個饑警救災成功，而50年的時候有饑警救災失敗。我們看中國政府如果要救災，還會做更多的灌溉工程、稻米儲存等等。此外我們看到中國政府會強調城市和農村都要提供福利。

　　如果我們再把中國和歐洲國家進行一個對比的話，一般來說如果我們把歐洲模式作為正態(音)的話，那這其實在18世紀并不是如此。18世紀的時候歐洲也有他們自己的復權(音)意識。他們忙著相互打仗，花了很多錢在軍費上面。其實中國18世紀和歐洲之間的差別不是意識形態上面，而是在和平的帝國時代里面，中國這樣的大，關注和平。所以中國得以維持古老帝國，而歐洲那些打仗帝國卻不能。

　　我們看一下18世紀總的情況，我們會發現18世紀歐洲各國必須要想出一些方法來維持他們的國家，至少不能用強迫的方法來強迫人民和平，至少要用一些方法來向人民說明，他們是受到愛護的，他們的需求是受到滿足的，這在孔子儒家學說中也有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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