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持金：我們至今服務過大概140到150家中央企業，幫助他們進行收購兼并和上市的調查。我們從軟實力的角度，我認為中國的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跟西方的企業來講有很多方面的差距。如果我們講全球化，實際上做生意的規則，大家基本上是趨同的。比如說對于法律條款的尊重程度是多少，我們常常說我們是人為的因素比較多，第二是很多禮節性的、溝通性的周期是很長的，所以很多的外國企業到中國來，都派中國員工去談。老外來了兩次，吃個飯、洗桑拿，過了2個月之后從美國過來還研究，他們覺得很奇怪，到底要不要跟我們做生意，企業的生意也做成了，咱們的錢也花了，但是在老外的心目當中留下了中國的企業就這樣的德行了。所以，你讓我詳細講到底有哪些差距我不知道，但是無數的小事情，怎么樣真正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情況下，去做到一個統一的平臺上。我覺得比如說提高決策的效率，提高溝通的透明度，這些都非常重要。其實，我舉一個簡單的小例子，中國的企業走出去，我們跟外國人打交道，先不要說文化，先說語言。我們很多大企業雇傭的翻譯，都是外語學院畢業之后在企業工作幾年之后走出去的，真正從一個跨國公司的角度用英語來講，那是不夠的。

　　所以，朱镕基任清華經管課程的時候，他要求我們全部用英語。

　　王冉：所以，要使我們國家的軟實力增強，你可以用英文。我們起碼商務方面在全世界主導的還是英文，是因為我們的主導能力不夠。

　　劉持金：這是一個現實，但是對于企業來講軟實力的問題，比如說中國的企業跟人家算帳，民營企業有另外一個問題，這個項目可以做，我給你算，利潤多少、成本多少，我可以給你賺多少錢。但是，國外的企業來跟你講，先講我們公司的使命是什么，然后回到劉長樂老總講的愿景，人家不談錢的事，但是合作簽下來，他還是要賺這個錢。你要說虛也好，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但是，我們談共產主義和其他的都是一種理想，這個企業要有一個使命，但是我們的企業不談這個東西，上來就太實在了。所以，很多的這些東西構成了在企業層次上談軟實力，這是數不清的小故事。

　　王冉：除了管理以外，還有企業的信用，其實構成了企業軟實力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毛所長是研究這個信用的，以前是做這個行業的。那么，從你的角度來看，現在中國企業在這方面，主要欠缺在什么地方？

　　毛振華：我想應該是從兩個方面來談這個問題，一個是從企業信用本身，1992年我看報紙，知道有一個評級公司，所以我創辦了一個評級公司。當然我知道中國將來是會有的，市場條件下，別人有的東西中國一定會有，中國那個時候沒有，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好生意，所以我來做這個行業。那么，走到今天，應該說我們現在所崇拜的楷模，最近受到了很大的沖擊，比如說SAP等等都受到了很大的沖擊。但是我們中國的行業看來還不錯，我們評的盡管也被人質疑，但是也沒有發生過問題，沒有發生詐騙等大的事情。但是，這是一個舶來品，所以我們也按照外國的標準做，所以我的公司是一個二流的公司，我們第二次合資的時候我們賣了49%的股份，合資公司派了人來管理，他們發現跟美國的公司沒有什么差距，所有的立場和評級方法都是一樣的。

　　所以，從這個例子里面，我們沒有看出美國的評級機構有多么好，但是我們的監管機構不是這么看的，他們認為中國的評級機構不行，只有美國的評級機構好。那么我們和他們討論的時候，發現這種評級在國外的估值很高，目的是一個2000元的公司沒有時間資本，他的市值有200億美金，這對于中國的發展是一個很大的前景。但是，中國的情況不是這樣的。我覺得從信用評級本身的發展，中國在學習這方面的體系，但是中國現在還沒有出問題，為什么沒有出問題？這就講到了中國企業的信用問題。中國的企業是靠政府來支撐的，所以我很同意前面幾位打分的時候，把中國國家和中國的企業分開的方法。

　　那么，中國從整體上看，為什么會出現這么一個企業和國家軟實力打分差別那么大的原因，因為中國是一個政府主導的體制，中國有著全世界最好的趕超的體制，從長遠來看，這離不開中國經濟的競爭能力。

　　那么，在中國經濟的條件下，企業本身的評級很微不足道。所以，我們有兩個評級，一個是個體評級，一個是資質評級，那么資質評級只要你是國企，你的評級就比民企高。所以，我們評級公司原來是國企，現在變成了民企。很多的企業找我們說，你們為什么給國有企業給得高，而民營企業給得低。美國為什么把銀行變成國有的，只要是國有的，馬上就有信心了。全世界都是這么規定的，中國是利用了這樣信用體系人們心理的變化。

　　所以，在這個里面，這雖然是中國本土的事情，但這跟全世界是有關的。在冷靜時代，一個國家的戰略是將軍產生民族英雄，歷史積累下來很多很多的將軍、英雄。那么在冷戰之后，世界到了和平發展的年代，那么企業家就是冷靜期時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