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要造汽車，到四川北洋買了一個汽車廠，是德陽監獄里的汽車廠。我們說，我們拿現金，在這里建廠，后來搞好了。后來這個監獄里的人，進進出出，很不方便。賣零件的人來了，要搞手續，很麻煩。我說這個監獄別搞了，把股份賣給我，這個廠我弄到浙江去。那個監獄長不答應。后來災難發生了，現在我把股份買來，從四川遷到臨海，這個遷的過程太難了。國家機械工業局、浙江省機械廳等等，這么多的公章要去蓋印，好不容易移到了臨海。可是移過去，客車不能隨便生產。那時候有人給我起個名字，叫“英雄氣短”。后來我們上公告，拿產品照片去上公告。說不行，說你這是什么？您開玩笑，您造這樣的車？我說怎么了？你造這樣的車，一汽二汽怎么辦？不行。我說那怎么樣才行？他說你要造就賣到農村去。后來我回來了，我造這個車，就搞得臟一點，弄得粗糙一點，拍照片，我說行了吧？他說行。就是這樣，一點一點的發展到今天。所以這板上的每個字，對我來講都太熟悉了。

　　我們的學校，到去年浙江省政府才批給我們，“浙江汽車高等職業技術學院”，屬于大專的。我們到北京，搞了一個大學，“北京吉利大學”。現在吉利從人才的培養講，有技師技工培養，有中專、大專，有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培養。現在都有了。我們現在學生很多了，在校的有5、6萬。

　　通過人才的培養，就形成了一個吉利文化。我們的想法，通過學校就可以進行貫徹。我們在清華、北大招了很多學生，他們畢業以后都要當管理干部，我說先把活干好。沒辦法，我就下決心自己搞大學。吉利大學的學生，考試的分數都比較少。但他們動手的能力、干活的精神、自我認識的水平都比較高。包括吉利大學的運動會，我看他們跑得很來勁的。學生這種拼搏的精神有了。現在我們的教材，都自己編了，其中有一個“做人之道”，我親自寫，讓他們去學做人的問題。這些學生畢業以后，就知道這個社會要想活下來是不容易的，要想發展也是不容易的。 并不是說大學畢業了，一路鮮花掌聲，聽不到掌聲就沒有信心。現在我們在人才的培養、培訓方面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培養人，然后是創新。有人說，創新就是冒風險。樓都是一層一層蓋起來的。從一層變成二層、三層，這本身就是一個創新，一點一點上去的。企業必須要有創新氛圍。

　　我再講下去，嚴重破壞了大會紀律。我的演講到此結束。謝謝！

　　主持人：剛才夏總直搗鼓，說找人找對了，因為您把一生的故事都講了。

　　李書福：我點一個最大的，柳總。

　　柳傳志：這么多人有故事講，我把機會讓給別人，王志東。

　　王志東：謝謝柳總！我剛才在底下想，到底該講些什么。因為我的故事，互聯網上已經透露得差不多了。而且講故事，要講得生動得非常小心。有一次我跟曾子墨講故事，我把一個看到的笑話裝到自己頭上，說美國有一個第一大道，結果她把這寫到書上去了。到現在為止有好多人見我就說“第一大道”。怎樣講一些外面透露比較少的，又符合這上面的故事？這上面的詞，可以講的有很多，比如“互聯網”、“IPO”、“郁悶”。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國際化的故事。

　　我真正接觸“國際化”，是1996年左右。1996年初我第一次去美國參加一個投資會議。在1995年的時候，我就想公司必須找風險投資。最后找到上海的一個朋友，聘請他做我們的投資顧問，做我們投資顧問的目的就是進行風險投資。風險投資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實現國際化的過程。國際化難，到底難在哪兒呢？我們因為要做風險投資，我第一次見馮波的時候，是在1995年7月份。當時，見馮波之前，我通過一個朋友的朋友介紹，見了摩根史丹利的一個人，叫弗蘭克，他跟我談的同時，正在做摩根士丹利的上市，在硅谷非常有名。因為他是一個老外，我的英文又講得很糟糕，后來我請了一個好朋友。我對美國不熟悉，不會開車，英文也不好，美國的各種風俗都不知道，所以我請這個朋友，他問我去美國干嘛，我說我約了摩根史丹利的誰。我請他去，他欣然同意，一起去了。那次見面，我跟弗蘭克說我請我的朋友做翻譯。后來我發現，我說一句我的朋友能翻譯成三到五句，最后弗蘭克聽主要是聽他講，而不是聽我講。后來我見馮波，發現馮波總是說中關村不夠國際化，所以他從美國回來以后把助手、分析師馬克介紹過來，說幫我整理商業計劃。于是，這個人就到我們公司來了。其實這是我第一次比較近距離的接觸一個老外，而且是華爾街長大的一個純種白人。他父母都是在華爾街，父親做并購，母親做基金的。我跟他接觸的過程中發現，我和他們的想法、整個概念有相當大的不同。不同是在哪兒呢？我講幾個故事。